荒川： 那么，在今天的座谈会上，我想按照时间顺序询问先生迄今为止走过的足迹。特别是关于先生的本科、研究生时代，我想今天的出席者包括我在内，有很多事是第一次听说的。

首先，可以请先生谈谈您进入东洋史研究之路的原委吗？

森安： 我直到高中还是理科志愿，因为我憧憬着在种子岛发射火箭的东大研究所，所以参加了理科Ⅰ类考试，但因入学考试的物理实验失败而落榜了。于是我放弃了理科，也有父亲的期望，就以东大法学部为目标来到东京，进入骏台补习学校午前部文科。骏台的课比我毕业学校福井县首屈一指的藤岛高中水平高，每门课都非常有意思，尤其与世界史讲师村山正雄先生的相遇是冲击性的。这决定了我向历史学之路迈进。后来才知道，村山先生是朝鲜古代史专家，东大东洋史的大前辈。

然而，暑假回家我把志愿从法学部文科Ⅰ类改为文科Ⅲ类的想法告诉父亲时，他强烈反对。父亲带着我去藤岛高中三年级时的班主任印牧邦雄先生那里商量，印牧先生其实是京大日本史出身的学者，说福井县出过一位叫桑原骘藏的伟大东洋史学者，反而说服了父亲，使我获得了激励。

旧陆军军官的父亲想让我做政治家。为难的父亲，这次带我去自己担任檀家总代表的真宗寺住持那里，试图让我回心转意。不过，那个高龄的住持是个相当有学问的僧侣，说什么“如果我檀家出学者的话，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等，怎么说呢，算是训斥了我父亲，就是这样的反应。

印牧先生和我同乡，老家是福井县坂井市三国町，一个叫作性海寺的地方，那里有江户时代《鞑靼漂流记》中主人公们的坟墓。想起来了，很久以后，我和成为清史专家的、在此的学生杉山清彦一起去拜访了印牧先生。

请杉山在此用几句话讲解一下《鞑靼漂流记》。

杉山： 《鞑靼漂流记》是幕府写下的记录，记载了1644年，越前的三国凑地方，正是现在的坂井市三国町的商人一行船队，在日本海遇难后漂到现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在清朝的保护下经过沈阳被送到北京，两年后被送回日本的始末。1644年正是明朝灭亡，清军进入北京之时，这是见证这一动荡的珍贵记录。

那些相关人员的墓地就位于印牧先生的老家性海寺。当然，途中殒命之人的遗体没有归来，但因子孙繁盛，有参拜用的衣冠墓。商人一行的事迹在江户时代没有被公开言说，所以一度被人遗忘。明治以后，在“向大陆雄飞”的呼吁下，说起来是被重新发现。大正年间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来调查，再次成为研究对象。《鞑靼漂流记》有这个原委。因此，我接受森安先生邀请，前往参观学习，受益匪浅。即便刚才听您说起，也感觉到《鞑靼漂流记》和东洋学之间有一条红线连缀着。

森安： 所谓的三国凑就是九头龙川最下游的河口，所以有南岸和北岸，南岸是我的家乡旧新保村，性海寺位于北岸。我从小时候起，就眺望日本海的夕阳，思念着海那边的大陆。《鞑靼漂流记》是新保村商船队的故事，其原书保存在我家斜后面的久末家，内藤湖南来看之后带回去了，之后好像没还回来。

那么，继续说我的故事吧！我是1967年4月升入东大文科Ⅲ类的，进入第二外语是法语的班级，并加入从高中时代开始憧憬的羽毛球俱乐部。在教养部即驹场校区上东洋史和西洋史课程，但当时的东洋史和西洋史课程不太有意思。在驹场校区升到二年级时，为了抵制从医学部开始的东大学生运动，大学当局在本乡校区引进了机动部队。以此为开端，支援学生运动的活动在驹场校区也高涨起来，课程和社团活动经常停滞。结果，从驹场到本乡的升学推迟了八个月。

就在那时，碰巧岩波书店正好出版了《桑原骘藏全集》（全五卷）。这本书要好几万日元，不过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寄来每月零花钱以外的钱，我买下了这五卷书，开始阅读。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东洋史真正的论文，但读起来很困难。

而在进入文学部之前，因公从本乡前往驹场，担任东洋史入门课程的刚好是榎一雄、护雅夫两位教授。在此之前，我因模模糊糊想做东西交涉史，所以拿不定主意是升入东洋史学系还是西洋史学系。不过，在听了二位先生的课程后，我决定升入东洋史学系了。回首过去，左右我一生命运的邂逅，应该就是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延续的。

荒川： 也就是说，与这种看似巧合的人和书的相遇，让先生走上了东洋史的道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