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22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周其仁谈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就像煲一锅好汤，关键在浓度和密度》）
“我们被上一个 成功拖得太长了”
南方周末：您在今年年初的演讲中，曾经提到中国经济要靠“改革突围、创新突围”。为什么会用“突围”这样的概念？困住中国经济的“围墙”是什么？
周其仁：这座“围墙”就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这个话题已经谈了很多年了。为什么要转变？就是因为不可持续，消耗这么多的资源，对环境破坏这么大，难以为继。
但是这个问题已经看到了很多年，为什么还老在说？一说再说就是因为“出不去”，这不就是被围住了吗？
从大国的发展路径来说，早期外向型经济主导发展的时候，国内挣了钱，也就有了内需；然后通过壮大内需走上平衡发展的道路，是比较理想的发展模式。
但我们被上一个成功拖的时间太长了，在很长时间里维持着高额的出口顺差。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也要面对国内贸易平衡的问题，所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下一步我们要维系高外贸顺差式增长已经不可能了。
一是成本优势减弱，这些年市场成本涨得快，非市场成本涨得更快。税收、社保比工资涨得快多了，我们的土地出让金增长更是涨得离谱，这就是问题。
第二是外部会反弹，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内外加到一起，依靠大规模贸易顺差增长的模式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对这个问题认识不算晚，但解决可不能算早，久拖不决。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突破这座“围城”，还是就这么对付下去？
南方周末：可能的“突围”路径有哪些？
周其仁：中国在全球来讲还是有比较优势，只不过成本控制得低一点，比较优势就强一点。
那么能不能控制成本？成本当中一个是市场成本，随着经济增速放慢，市场成本会降低下去；但是我们体制性成本不采取措施不会自动下去——这里边既得利益太大了，这是一场硬仗。
还有一条路，假定成本不变，那你能做出新的东西来也行啊。人工贵了，过去是五千，现在是五万，五万做出附加价值高的东西你还可以生产嘛。像英国Rolls-Royce这种公司，从汽车做到航空发动机，英国的房价、人工多贵啊，照样可以做。
如果走这条路的话，就要向上“跳一跳”。我曾用三明治来比喻中国制造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中国是三明治的中间层，上面有发达国家靠独到性优势的高价产品，下边有比你更便宜的要素。中国产品夹在中间，就要往两头打：一头通过降低成本“往下打”；另一头通过创新“往上打”。
改革突围、创新突围，就是通过改革把制度成本降下来，延长我们发挥比较优势的时段，把这口吃惯了的饭再多吃几天。但成本总是会上去的，因为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已经从200美元上升到8000美元了。所以还是要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东西，也就是两头打。
……
“从上往下打”和“从下往上打”
南方周末：深圳是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作为“创新节点”，深圳跟特拉维夫、硅谷等节点有什么不同之处？
周其仁：深圳有很多公司创始人和高管都在硅谷待过；也有很多企业都在硅谷设立分支机构。深圳还有一些公司在特拉维夫设立一个点，这非常有意思。就像硅谷的人跟周边的人打交道的频率，远不如跟特拉维夫的频率高。因为有想法的人总是和有想法的人泡在一起。
那么这些节点会不会各有各的特色？我觉得是的。比如日本东京横滨的产业基础很宽，大制造精密设备什么都有；我们这里就比较窄。而旧金山作为港口城市，对通信技术很敏感，同时美军太平洋舰队推动的军民技术融合也有很大力量，所以它在通信技术创新上很强；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由于处于半战争环境，所以创新产品都非常小，都是关键的机件或零部件等小微型产品，创业就是一个手提包。这些特点或优势形成后会自我强化，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本聚集到这里来。
相比之下，深港创新的模式首先来自早年“三来一补”，从学习港商管理开始，到为全球代工的富士康。大量制造企业通过外贸代工“练手”后，开始生产产品卖给内地市场。
比如大族激光，创始人高总是北航毕业生，当年南下，先在一家香港公司工作。老板有两台德国进口的激光机，坏了以后让他修，修完就搞懂了。懂了以后老板就问他，能不能用一半价钱给我搞两台？他就凭着这两台机器订单，到华强北找元器件开始创业。
大族激光就是这么起家的，起来后发现原来的产品太初级了，于是再去找高校合作、找技术原理、找基础研究、找院士——从已有的市场化产品学习和仿制开始，形成“产品推动”型的研发模式，从下往上打，是早期深圳创新企业的主要特征之一。
最近我发现在深圳也出现了“从上往下打”的创新模式，比如柔宇和华大基因，就是先通过基础研究“写论文”发现原理，再往下打通到市场应用层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欣慰的新现象。
南方周末：为什么认为从原理研究到市场应用这种“从上往下打”的创新模式值得特别关注？
周其仁：其实创新需要两条腿走路，而我们的企业多年擅长的是“从产品到原理”式的“从下往上”推进的研发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市场风险小，企业可以挑卖得最好的产品去研究；而从上往下打首先要写论文做基础研究，先发现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再考虑把这种原理转化为产品。
比如原子能的基础研究，并非为了生产炸弹，而是发现原子级的能量比分子级大好几个量级，然后通过一系列关键技术和辅助技术的研发，实现了原子级能量的释放，也创造了原子弹和整个核电产业体系。
从市场到原理式的研发，产品创新思路容易从现有技术中去找灵感，从现有技术里去找解决方案。而从原理到产品式的研发，首先是对自然界不同因果联系的发现，这种因果联系的应用范围会非常宽，就像原子能研究创造了核电产业、半导体研究创造了现代信息产业一样，它的创新风险很高，而一旦成功也收益极大。
科学革命就是17世纪科学家们从原理研究出发，推动的世界性产业革命。最近出现的一种新材料石墨烯，就是2006年英国两位科学家所发现的，2010年就凭这一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有了这种新材料，未来很多物体和创造可能完全不一样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许多中国人到西方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也参与了许多重大基础研究，这为我们提供了“从原理到市场”式创新的底气。但是从上往下打风险非常高，需要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以更大的耐心长期坚持与投入。
相比现在经济活动里浪费那么多钱，比如造那么多没人住的房子，为什么不把这些资源投入基础研究呢？万一有几个原理级的发现，又会为深圳乃至中国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在这方面深圳已经有很好的条件，以后还可以在“从上往下打”的研究模式上不断加深拓宽，为中国经济发展探索出另一条“创新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