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学都是策论，也就是写给帝王看的政策建议。从商鞅、王安石，再到亚当斯密，无一例外。
在卢梭的《百科全书》中，经济学被分为“政治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你搞一套说法出来，总得有个读者吧。
写给谁看呢？写给帝王看，就叫政治经济学。写给豪强看，就叫家庭经济学。至于农夫、商贩之流，字都不认识，哪能看书呢。然后豪门家族那点家长里短，上百年后就没人关心了。所以流传下来的名篇，都是一些“帝王心术”。
可能有人会质疑，《国富论》不能算帝王心术吧？
Too naive!
帝王心术就必须“一张”吗？“一弛”就不是帝王心术了？刘邦还知道“休养生息”呢。我们这里不说具体内容，只说目标读者。
卢梭和亚当斯密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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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人。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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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叶，马克思写出了三卷巨著，叫《资本论》。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部不是写给帝王看的策论。它是写给当时尚未诞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看的。不过归根结底，它的真正读者还是那些掌握国家机器的人。所以马克思本人并不讳言，《资本论》仍然属于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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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经济学前面的“政治”两个字终于被摘掉了。经济学家们希望从此独立成为一门纯粹的学科，不要再与帝王心术有任何瓜葛。
当然，如果没有新的读者群体，这一变迁不可能发生。这批新人就是工业化大生产造就的资本家。
在工业化大生产中，机器、厂房产生固定成本，人工、物料产生变动成本。两者的互动，体现为生产规模的盈缩。而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就是边际分析。一言以蔽之，马歇尔经济学的发端之初，不过是“一台机器应该配几个工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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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资本家，就像是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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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太阳，俯视一切。原来那些帝王将相、政府官员，全都处于“被教做人”的状态。
现代政府的公务员制度，起源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标准化管理，首见于铁路公司。流程设计，则是从汽车和钢铁公司产生的。更不要说合同任期，业绩薪酬之类的东西了。总之，如果让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来参观一下现代政府，他们一定会认为，这简直就是一家企业。
既然资本家已经证明，他们能够把巨型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那为什么不让他们沿用这一套办法来治理国家？有什么理由不用纯粹的经济学来代替过时的政治经济学呢？
然而，大西洋两岸的阳光普照并非没有代价。它建立在亚洲的无边黑暗之上。这也就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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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资本主义不可能青春永驻，长乐未央。
事实上，自工业化大生产问世之初，便已埋下了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种子。只不过相比于欧洲的生产规模，亚洲市场足够宽广。因此问题尚不明显罢了。
洋货所到之处，印度、中国的农民、手工业者纷纷破产，流离失所，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可以说，早在
1929
年之前，大萧条的景象便已在亚洲上演了几十遍，几百遍，几千遍。只不过这一切苦难都远离欧洲，就像是将污水排入大海而已。
正所谓“物极必反，月盈则亏”。欧洲自身的高速发展，反过来又破坏了它得以高速发展的条件。欧洲已经长得太过肥硕，干瘪的亚洲无力再继续滋养它的生长了。
1917
年，列宁发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指出：世界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
其实
他的潜台词是：现在到了欧洲人打欧洲人的时候了。
二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凯恩斯可谓是应运而生。
熟悉经济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凯恩斯最初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奉马歇尔为宗师。但是后来他逐渐转向政府干预，最终在大萧条期间形成了著名的凯恩斯主义学说。
仅从字面上看，上述转变似乎只是发生在纯粹的学术层面。可是如果结合凯恩斯生平的具体执掌来看，则另有一番滋味。
凯恩斯的第一份公职是
1906
年出任印度事务专员。当时的英属印度就像是活熊取胆一样，被绑起来抽血。原本是纺织重镇的孟加拉地区，连续出现数百万人、上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然而贵金属还是源源不断地流出印度。
针对印度的情况，凯恩斯发表了专著《印度的货币与金融》。他建议印度加入金汇兑本位制，与英镑挂钩。具体办法是：停止铸造银制卢比，将印度的黄金全部输往伦敦，由英国银行向印度当局发行英镑纸币，作为印度的外汇储备。
此时的凯恩斯，正如经济史家所总结的，信奉货币数量说。他认为货币纪律是至高无上的原则。至于印度本地的货币供应，经济发展等议题，都应该服从于货币纪律。他晚期思想中的核心变量：失业，竟然在全书中未着一字。
1919
年，凯恩斯代表英国参加巴黎和会。会后，他发表了名著《和平的经济后果》。他提出：过于强硬地要求德国履行赔偿义务，只会把它逼上绝路。
换言之，为了避免一战的恐怖重现，英法应该表现出足够的妥协。不过此时，凯恩斯的妥协思想还仅限于债务层面，没有触及货币体系。
一战之后，欧洲大陆千里焦土。虽然亚洲市场稍有恢复，但是抵不过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大量人口失业，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在东南欧，革命思想已呈星火燎原之势。
这时的凯恩斯，终于决心放弃货币纪律的教条，转而思考如何平稳地退出金本位，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为英国尽可能地保留最大的利益。
1923
年，《货币改革论》出炉。凯恩斯的名言“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就是出自这本书。
1929
年大萧条爆发之后，欧美学术界陷入恐慌。马歇尔学派噤若寒蝉。此时再也没有人相信，只要把治理企业的框架简单放大，就可以用于治理国家了。
可是，谁会来拯救世界呢？
1936
年，凯恩斯发表《通论》。全书上下，无一处不在呐喊：治理失业，治理失业，治理失业！
在《通论》中，凯恩斯举了一个夸张的例子来表达他的主张。他说，为了治理失业，政府可以雇一群人，把钱埋到地下，再雇另一群人把它挖出来。他的意思很简单：无论找什么理由，赶紧给工人们发工资。
明眼人都能看出，政府要是真的这么干，那跟水泊梁山“打家劫舍，替天行道”也没什么区别了。
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本身并没有钱，它的钱都是征税征来的。区别只是现在打一个时间差，政府先把“替天行道”的事给办了。回过头来，迟早都得“打家劫舍”，而且还是连本带利的。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有些人批评凯恩斯主义有损于效率，甚至说它缺乏微观基础。可是你要知道，凯恩斯并不是手里拿着粉笔，腋下夹一叠教材的老学究。他是当年大英帝国的经济思想领袖，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奠基人。
更直白地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经济学家不喜欢凯恩斯？因为他复活了政治经济学。所谓凯恩斯主义，其实正是帝王心术。
三
明朝末年，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皇帝痛感军费不足，号召官员为国捐款。不料首辅以下，文武百官，一个个都表示自家清贫，拿不出钱。多数都只能捐个几十两白银，聊胜于无。
软弱无能的崇祯，对帝王心术一窍不通。他竟然对这群官员束手无策，只能选择自缢身死。北京城破之后，李自成下令查抄官员家私。据说抄得财物满车，价值数千万两。
崇祯当年的危局，在现代博弈论里叫做“囚徒困境”。如果全体官员一起慷慨解囊，击退敌兵，这显然是整体最优方案。可是如果不能保证一致行动，那么捐款者不仅将承受财务负担，还要背负“贪官、敛财”的骂名。所以官员们的“理性”决策，就是不捐款，坐以待毙。
现在有些人对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二字深恶痛绝。他们希望创立一种“纯粹”的经济学，用资本家经营企业的办法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
比如说治理污染。他们不是直接制订治理方案，而是定义出一种虚拟的“污染排放权”。然后就像玩强手棋一样，先给“玩家们”分配一定的初始排放权。然后让他们相互博弈定价，争取把排放权节省出来，变现获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