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新书出版｜荣新江：碎片中的遗珍——《满世界寻找敦煌》节选

《满世界寻找敦煌 》

荣新江 著

中华书局，2024年5月

ISBN：9787101166088

我第二次比较集中地去欧洲寻找研究敦煌资料是在1991年。我结束日本的访问后，将收集的18箱子材料托给燕京轮，运到我的老家天津新港，寄存在集装箱码头的仓库中。2月24日，我乘坐苏联AEROFLOT航空公司SU582航班，下午2:00从成田机场起飞，经 停莫斯科国际机场，当地时间晚上8:45到达伦敦。

2月25日，我就去英国图书馆和吴芳思讨论工作计划，吴芳思是当时的中文部主任。我在第一讲里提到过，1985年我第一次去英国图书馆时，吴芳思希望我将来有机会能把S.6980号以后的敦煌文书残片编一个目录。1991年，我和方广锠应英国图书馆的邀请做编目工作。我还存有吴芳思给我的正式邀请信。方广锠是优秀的佛教文献学者，他负责编佛教文献的部分，我编非佛教文献的部分，这项工作由“英国学术院王宽诚奖学金”（British Academy K. C. Wong Fellowships）资助。

当时的英国图书馆东方部还在罗素广场，我在上班地点的门口照过一张像，作为留念（图1）。东方部离英国博物馆很近，我每天去英国博物馆的职工餐厅吃饭，虽然贵一点，大概1英镑多，但是非常方便。

图1 作者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1991年）

S.1—S.6980号的敦煌文书早先由英国图书馆馆员、汉学家翟林奈编了目录。翟林奈从1919年到1957年一直在编目录，1958年他去世了。原来我们以为英国图书馆的敦煌汉文卷子只有S.6980这么多，1985年我到了那发现有11604号，1991年增长到了13677号。为什么不断地增长？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一些文书翟林奈比定不出结果就没编目。现在有了电子版《四库全书》、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的大藏经这些数据库，比定非常方便，尤其是佛经。CBETA做得非常好，按古代标准写经的格式录入，每一栏17个字，CBETA里文字的位置与唐朝写经基本是一样的，比对起来非常方便。在翟林奈编目的时候，没有数据库，他得对照纸本文献，光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就有六百卷，比定工作量很大。翟林奈编出6980号，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还是剩了大量的佛经断片和世俗文书。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图书馆从经帙、经卷、绢画背后揭取了许多裱糊纸片，把这些残片列入到后面的编号。其他图书馆也在揭经帙、经卷背后的裱糊纸，法国人给揭出来的纸片编号是附在母本号码后面的，比如母本编号是P.2504，它上面揭出来的断片一编为P.2504 pièce 1，断片二编为P.2504 pièce 2等，这种做法比较好。

斯坦因当年把藏经洞翻了个底朝天，一共有一千多个包，所有汉文佛典原先都包在包里。古代佛经一般十卷一个包，称为一帙，如果是小经，可能十五卷一个包。其他胡语文书、绢纸绘画、碎纸片，也都包在包裹中，可见藏经洞的东西是有意埋藏的，不是随便废弃的。我在第一讲中提到过，斯坦因发表的一张他从敦煌藏经洞刚刚拿出来的经帙照片，包布的右上角上写了“摩诃般若　海”，表明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二帙，这是按千字文编的“海”字号。如果有千字文编号，我们对照《开元释教录》的《入藏录》，就能查出这个帙子里是什么经。但是欧洲的收藏机构把这些用丝织品制成的帙和里面的典籍分开收藏，于是现在丝织品收藏在博物馆，文本收藏在图书馆，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的都分开了。我老想把这些分开的帙和经重新给搁在一起，这样就知道藏经洞原来是个什么情形，但是很难做到，这些帙被拆开之后，里面的东西到底去哪了，我们不知道。

现在收藏在英国博物馆的一件经帙非常漂亮，边缘有联珠纹锦的包边，图片左下角有个“开”字。“开”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千字文编号，还有一种可能是它属于开元寺。究竟是什么意思？由于缺少整个包裹内的信息，没法确定。所以我特别想把藏经洞的经卷重构一下，但是还做不到。裱糊纸片很多来源于经帙包裹皮的内侧，由于看经时要打开经帙，所以经帙很容易破。破了之后怎么办？僧人就拿纸粘在背后加固，他们特别喜欢用废弃的公文书，因为公文书的纸张质量好，有的经帙最多加固了二三十层。在我们编目之前，英国图书馆请了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揭裱专家、修复部主任杜伟生先生，用一年时间揭取经帙的加固纸。杜伟生把要揭的帙泡在水盆里，泡上一两天，慢慢地一层一层揭，有的能揭干净，有的揭不出来。

（一）《唐景云二年（711）七月九日赐沙州刺史能昌仁敕书》

能昌仁是沙州（敦煌）最高长官，这份敕书是唐朝皇帝发给能昌仁的回复，是唐朝七种敕书中的论事敕书。它作废之后，被僧人拿来加固在经帙上。这份文书上写道：“敕沙州刺史能昌仁：使人主父童至省，表所奏额外支兵者，别有处分。使人今还，指不多及。”意思是：“你打了个报告，要国家额外支援一些兵，别有处分。”因为发兵要用另外一种敕书，这份敕书仅仅是一个回复，没有其他的内容。敕书正文后面画了一个很大的“敕”。我们在唐朝人的文集里能看到很多敕书的正文，比如白居易文集里收了很多白居易起草的敕书正文，但是正文后面的内容，因为是格式化的内容，就被删掉了，不见于文集和碑帖。有些唐朝碑上即使有“敕”字，也是缩小了的，如果刻一个原大的“敕”字，太占地方了。过去我们以为“敕”字就这么小，看到这件文书，才知道唐朝敕书的原貌。

（二）《唐北庭瀚海军牒状文事目历》

事目历就是文书的目录，里面写了什么呢？比如墨笔右起第五列，“一牒仓曹为肯仙寿赐事”，这个牒是为从仓库里取东西赐给肯仙寿的，下面有经办人的署名，还加了印。虽然这只是目录，不是文件本文，但是可以从中了解瀚海军这个地方军政单位每天做些什么事。这些内容对研究隋唐史非常重要，我把这批经帙揭出来的材料拿回来给了专门做吐鲁番军制文书的孙继民先生，他写成了一本书，《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

今天的学者没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文书，看不到太多的细节。比如说瀚海军文书，有些地方揭得不干净，两张纸粘在一块儿，上面那张纸上写的人名把下面那张纸上的人名盖住了。从照片上看，只能看到上面的人名，我拿灯光一照，能透过纸看到下面的人名。类似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了孙继民。

图2 作者S.11458B长行马文书录文稿

（三）长行马文书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当时做的笔记（图2）。我编的每一件文书，都按原来的格式进行了抄录，包括它残破的地方，以及钤的印。如果是见过的印，我就记一下印的文字，如果是没见过的印，我就做一个摹本。我对文书做了简单的考证，比如“大使杨楚客”，是最高的首领，应该是节度使级别的，晚上我就翻资料，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的206页找到了这个人。《吐鲁番出土文书》是我从北京背到日本，从日本又背到伦敦的。我出国之前，准备了一些编目时可能用到、在伦敦又比较难找的书，比如《吐鲁番出土文书》，这部书是新出的，伦敦的图书馆可能还没有上架，我从北京背了过去。文书下方签名处“有”后面只剩一个角的字，可能是“孚”，因为在别的文本里有这样签名的人。我在背后的纸缝能看到“百卅八”或“卌八”的字，我也记了一下。古代公文书卷成案卷之后，在每一个纸缝要编号。我当时遇到认不出的字，就摹一个样子，以后再慢慢推敲。最后这行字，我摹一个样子，唐朝人的签名非常草，很多签名的部分我没法认。但这些签名都是非常重要的，有杨楚客，有司马兼副使姓麻的，还有都护兼副使游本，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我们研究唐史的人来看，这都是最高等级的官府文书，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我把它们都抄出来了。

这件其实是一组长行马文书中的一件，我后来发现长行马文书至少一百多张纸，规模很大。这些是在敦煌发现的，原来是北庭都护府的文书。唐朝在西域设两大都护府，天山以北属于北庭都护府，天山以南属于安西都护府。杨楚客相当于是北疆的“军区司令员”。另一件文书有典杨节“八月一日受，其月二日行朱”。行朱是盖了印，可以行文往下发送了。文书上钤了四枚“瀚海军印”。过去我在敦煌文书中没见过“瀚海军印”，因为这是北庭都护府下面的军的印章，在敦煌文书中很少。我标的S.5914、S.8515，表示这两个号是同类的东西，同类文书还见于《沙州文录》。《沙州文录》是罗振玉旧藏的长行马文书，没有图，只有录文。

我当时的工作就是这样，把能找到的线索先标在边上，然后赶紧做下一个文书的编目工作。

有的残存文书非常碎，所以翟林奈放弃编目，我们这次不能遗漏任何纸片，这样一来，也发现了不少重要的典籍和文书。

在我编的断片里，属于经史子集四部书的有《周易》王弼注、《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春秋左氏传》《孝经郑氏解》《孝经》白文无注本、《论语郑氏注》《庄子》《刘子》《列子》等，还有各种书仪，很多道经。我当时比定了一大批道经，主要用日本学者大渊忍尔的《敦煌道经·图录编》来对照。还有占卜书，《孔子马头卜法》《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圣绳子卜》，以及一些葬事目录、药方、音韵书等。

比对典籍类的断片，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不是学文献学的，但是我之前为了找于阗的史料，把从战国到北宋初年的书大致翻过一遍。遇到一个东西，我大概知道要找什么书，然后去亚非学院图书馆找，先从敦煌文献里找，比如《敦煌变文集》、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等，然后再找其他书。王重民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巴黎整理敦煌文书，其中许多典籍本身已经失传，只有部分见于其他传世书籍的引用，有的已完全失传。王重民先生凭借深厚的文献学功底，有时候从现存古书的目录，来推这个写本可能是什么书。有些典籍现在还没有认定，王重民当时已经推定可能是一本什么书。我当时最大的理想是找到王重民所编敦煌典籍之外的东西，最后没有找到，所以我的文献学水平比王重民差得远了。当然我面对的文书比王重民当时整理的小得多，残碎得多。我现在很想把我编的目录重新增订一遍，但是还没有安排出时间。

我也有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比如我把十九件残片比定为《列子·杨朱篇》张湛注的同一件写本，并缀合成三大片。《列子》是一部子书，当时没有电子文本，我工作的时候，先把文字抄下来，判断它可能是什么书，周末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去比定。我刚到英国不久，就在亚非学院艾兰（Sarah Allen）老师的帮助下办了借书证。我办公室只有最基本的书籍，从英国图书馆提一本书出来比较慢，而亚非学院图书馆五层楼的书全部开架，随便看。我在缀合这些碎片的时候，一页页翻典籍，最后在《列子》很靠后的《杨朱篇》里找到了相应的几个字。我不像老辈先生们那样熟读四书五经，我编目的时候就靠翻书，当然我也有一些切入点，不是随便翻的。我当时可以直接进东方部的库房拿敦煌卷子，想看哪个号自己去拿，可以拿一堆出来，跟拼七巧板一样，慢慢就拼出了三大片。这十九片碎片的编号前后不关联，有些距离较远，最后拼成了三大片，这是我在编目时拼得最多的一件。我回到中国之后，问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人敦煌文书里有没有《列子》，他们说有一片，我说那肯定跟英图的是同一抄本，拿出来，果然能缀合上。

S.9502《下女夫词》也是非常好的材料。唐代婚礼有一个“下女夫”仪式，即给上门娶亲的新郎设置各种障碍，新郎要作一首诗，才能通过一关，进一道门；到下一道门，又要再作一首诗，直到新娘的闺房，这些诗歌称为“下女夫词”。过去发表的敦煌卷子里也有《下女夫词》，是一种特别活泼、富有民俗气息的文学形式，是研究唐代妇女史的生动材料。S.9502《下女夫词》写得非常规整，朱笔写标题，墨笔写诗歌（图3），在已见的《下女夫词》里属于上品。其中包括到了大门口，要作咏门诗，到了中门，要作咏中门诗。我回国后，把这个寄给了天水师专的张鸿勋先生，他写了专门的研究文章。

图3 S.9502《下女夫词》

有一张笔记上面写了S.9945《沙州灵图寺塑释迦像功德记》，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文本，也比较长，我做一些记录，然后另外用一张纸抄录它。

S.9946，我初步判断它是一个变文，因为变文都写得特别草，我认出里面有个字像“陵”，可能是《汉将王陵变》，我就要去查相关的文书，如伯希和文库的P.3627+P.3867《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一部、S.5437《汉将王陵变》、北大藏卷《汉将王陵变》，最后做出判断。

编目过程中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比如S.11564这片很小，只有九个字，我看着这九个字很眼熟，有一天喝咖啡时灵机一动，这不就是S.3329《张淮深碑》中间缺的那个洞吗？我做归义军史，对这个碑文和写本的样子非常之熟，我把S.3329拿出来，把S.11564往中间一放，严丝合缝（图4a、b）。这是我编目过程中非常兴奋的一件事。这块碑藤枝晃1964年曾经拼过，他把原名“张氏修功德记”的S.3329、原名“残表状”的S.6161、原名“张义潮别传”的S.6973、原名“张淮深修功德记”的P.2762缀合到一起，认为是归义军第二任节度使张淮深的一个碑，记载了张淮深建寺庙、修北大像等功德。这篇碑文是沙州有名的文学作品，有人加了句读，做了注，成为沙州文人写碑文的参考用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我后来发现，北京图书馆藏《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八（BD06091）写本背面，有一行字“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知碑”，字迹拙劣，当是小孩子写的，“之”写成了“知”，但这行字应当来自一块石碑的标题，所以我推测这个应当就是《张淮深碑》原来的碑名。另外一个卷子上也有这么一个标题，有两个标题，足以证明它是碑名，从而把缺失的碑头文字补充完整。我后来在庆祝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的时候，写了一篇题为《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的文章，把上面的成果集中写出来，这个题名的看法得到了学界的公认。1992年我应饶宗颐先生之邀，去香港帮忙编《法藏敦煌书苑精华》时，把我缀合的成果和考证的碑名告诉了饶先生，在这本书里用了填补空缺后的照片。

图4a《张淮深碑》（S.3329）

图4b《张淮深碑》（S.11564）放大图

残片中好东西还有不少，如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牓。这件由十来个断片缀合，是10世纪中叶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发的一个牓文（S.8516 A+C），牓文后有曹元忠的签名，“使光禄大夫太保兼御史大夫曹”。这个签名的每个字上下挨得很紧，每一捺写得又粗又长，这个签名字体很怪，像一只小鸟，这是他特意设计的签名。广顺三年（953）曹元忠为了防御东边甘州回鹘的侵扰，设立了一个新乡军镇，这篇牓文招募百姓移民新乡，移民的百姓可以免几年税，如遇甘州回鹘军队打过来，要参与抵抗回鹘军。愿意移民的百姓，在牓文后写上自己的名字。

牓是古代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往往张贴在官府衙门前面，或者人来人往的市场前面。这件文书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实实在在的五代时的牓，背面厚厚的浆糊都在。牓文结束张贴后，还被寺僧拿去收藏，可能是还没来得及废物利用，也可能僧人觉得它比较重要，没用来写字或加固经帙。后来北大有一位博士生研究宋代的牓文，我把曹元忠牓背面涂浆糊的照片给了他，这件背面没有文字，一般图录是不发表的。

2004年英国图书馆办了一个大型的丝绸之路展，向我约稿，我利用曹元忠时期丰富的文书材料，写了一篇《曹元忠的日常生活》，并请英国图书馆根据我画的缀合图，把文书断片进行了拼合，发表在展览图录The Silk Road: 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里，其他书刊上只能看到断片的照片。这张图前面拼得不错，后面有的部分缀合得不够严丝合缝。这些断片现在都固定在防酸的塑料夹板里了。我跟英国图书馆修复部的负责人皮特说，这样的文书不应该固定在夹板里，固定了以后，我们没法直接拿断片去拼，只能用图片拼了，给研究增添了不少麻烦。而且英藏敦煌卷子的彩色图片目前只有三分之一上了网，用彩色图片去拼，许多写卷还无法操作。

我当时的工作就是这样，有时候很失落，什么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材料都没找着，什么东西都比定不出来；有时候很兴奋，比定出来一个眼前一亮，就非常高兴。我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有的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文章，比如说《张淮深碑》，在藤枝晃研究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有的我交给相关的同事或者朋友，由他们去做研究；有的放着没有来得及写，我的兴趣转移到别处，到今天也没有人写。

1991年8月6日，我完成了编目工作，形成《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的稿本，并且写了一篇英文的工作报告——《英国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残卷的重要史料价值》（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the Chinese Fragments from Dunhuang in the British Library），介绍了我发现的重要文书，其中放了我补了窟窿的《张淮深碑》的照片、《列子·杨朱篇》的缀合图等一些图片。1998年，《英国图书馆馆刊》杂志做了一个敦煌专号，发表了三四篇文章，其中就有我这篇。目录和文章是我对英国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英国图书馆的交代。《英国图书馆馆刊》是一份核心刊物，对我也是荣誉。那个时候我的英文还是很不错的，文中所有文献名，都用了西方汉学的译法，是写给英国人看，给外国人看的。

图5《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

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1994年

我编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图5），1994年7月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吴芳思作的序，书里有我做的注记。由于我后面还有其他研究计划，当时没能做得非常细致，后来因为看不到原件，也没法重新核对。但这本目录得到了学界的肯定，成为大家认识这部分敦煌文书的工具。后来有些日本学者在研究这批断片的时候，对一些编号提出不同的意见，据说池田温先生说我们只能信荣新江的，只能认《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这本目录。这本目录里的编号不是连续的，因为这部分的残片大部分是佛教文献，由方广锠编目。他把佛教部分编到S.8400，后边的到现在还没有出版。《英藏敦煌文献》S.6980之后只收了非佛教部分，是在我编的目录基础上，用他们的定名原则进行了标注。所以S.6980之后佛教部分的资料，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完全占有，如果要看，IDP没有上传的话，只能看缩微胶卷。

在编目的过程中，我也会去看S.6980以前的、跟我的研究有关的材料，特别是归义军史的材料。我1985年去时，只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看的有限，这次我有了库房钥匙，想看什么，随时可以拿出来，可以把几个卷子拿到桌子上对比，非常方便，所以我趁这个机会看了很多S.6980以前的卷子。但是如果看佛经，一个上午最多只能看四件。看佛经非常花时间，一边看一边卷，得对齐了卷，看到最后的题记，再卷回去。所以中国人去英国图书馆，一般不看佛经，而是专挑有学术研究价值的世俗文书看，而后者大多是残片。这给我们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藏经洞的东西是残卷，其实藏经洞文书以完整的佛经为主。我们到北京图书馆看敦煌卷子，大多是残经，其实这些是斯坦因、伯希和劫余的，是李盛铎他们偷的时候撕碎的，刚出来的时候很多是完完整整的。英国图书馆保存了大量斯坦因拿走的完整经卷，有一卷很粗的，长达十几米的佛经。有的佛经可能第一纸、第二纸由于经常翻阅而脱落了，后面的都在，其实还是一个近乎完整的卷子。

英国图书馆修复部曾在20世纪50年代对敦煌文书进行托裱，他们用了日本师傅的托裱方法和日本纸。日本纸的热胀冷缩和中国古代的纸不一样，一到冬天，托裱纸收缩得厉害，展开阅读时，可能嘣的一声，中间断了，一下子连原纸都可能折断了。我们冬天遇到卷得特别紧的卷子，不敢展开，这种托裱方法是很糟糕的。我跟修复部时常有一些争论，有个别文书，他们裱的时候，把字给糊在里头了。1997年7月我借到伦敦参加会议的机会，帮助徐俊校对S.6973、S.3329、S.6161诗集卷子，它背面都是诗歌，但是S.6973在《敦煌宝藏》上是一张白纸，《英藏敦煌文卷》里也没有这张照片，因为给托裱了，字糊在里面，看不见里面任何字。我跟修复部说，你把我们中国的字给糊在里面，这是你们的错误，必须拆。最后这一件我争取成功了。拆了之后，我单独为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申请照片。他在这本书前特别放了这张照片，英国图书馆授权首次发表。现在IDP上已经有这张卷子的彩色照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