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清晨，社科院文学社研究院王学泰先生去世，享年75岁。我在朋友圈发布这个消息后，各媒体开始跟进，紧接着密集的报道了这则消息。丁东先生也在自己的公众号“小众群言”上发表了怀念文章。那时候本号正在小黑屋，所以没能推送文章。
我在朋友圈发了两条挽联：
学淹古今，经史子集无所不览；
名烁中外，五湖四海尽人皆知。
蒙赐佳评，晚辈铭感至今；
提掖后辈，先生竟早归西。
前一联写我对王学泰先生学识的认识，后一联继续我和王先生的一段交往。
时间太过久远，忘记了最初怎么和王先生认识，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劲松那边，和王先生家距离很近，算是邻居，来往很多，那段经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只要有学泰兄在，就绝对不会冷场”
。
如今王学泰先生走了，回想起过去那段时光，很温暖，很多人怀念他，想来也是因为太多的人在学问受到过王先生的启发。
后来我从劲松搬到通州，永厚夫子和王学泰先生联系，往往都是我做信使，两位前辈惺惺相惜，学泰先生尊永厚夫子为前辈，永厚夫子则让人给王学泰先生治了一方“国士无双”的印。我曾经给王学泰先生做过一篇口述，简略记述了王学泰先生的一生，他那段传奇的监狱生涯，好像就是在我们那次口述中首次披露的。从那段经历中，我们也可以得窥“国士”一斑。
今天是王学泰先生送别的日子，我把当年的口述翻了出来，算是对先生的送别，愿先生安息，天堂里应该也有图书馆。
王学泰：在监狱里见过最坏的人，也见过最好的人
口述：王学泰 撰文 ：陈远
高中同学遇罗克才华让人痛心
我是在1957年上的高中。
1957年之后，学校基本上就无法读书了，学校里每天都在搞运动。反正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看书。
有时候我跟我的小孩说起那时候的事儿，我那小孩羡慕得跟我说：“哎呦，爸爸，我要生在你那时候多好啊！”
1959年，我开始下乡。在乡下，广播中说当时亩产120万斤。凭着数学上基本的常识，我对这个数字产生了疑问。我想：120万斤没有晒干的麦子要装麻袋的话也得装6000麻袋。一个麻袋占地要六平方尺，一亩地是6000平方尺。这6000个麻袋堆放在一亩地上也要码六层。什么样的麦种能够亩产120万斤啊？就因为这个，我在农村呆不下去了，被勒令回到学校。等那些下乡的同学回来之后，对于我的批判就开始了。那时候，我才15岁。
在学校里受到批判之后，我变得“懂事”了一些，到了高三的时候，班主任在我的操行评语上写了一个“良”，操行分有五个等级“优良中差劣”，但是差劣就要被抓起来了，“中”也没有，“良”就是最差的了。就是这样，我勉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高中的时候，遇罗克跟我一届，跟我关系还不错。那时候我是学生会文学组的负责人，遇罗克是组员。我们考大学的时候，当年毕业生是20万人，大学招收新生的名额是23万人，还差3万人。当时好多没考大学的人都让上了，但是遇罗克没有机会去上。现在想起过去的那些同学，遇罗克的遭遇是最让我痛心的，一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他送我的两本书，让我痛心的倒不是因为他后来牺牲了，而是他的才华。1960年，全国有个作文比赛，遇罗克的作文在全国都取得了名次。我记得还有一次物理比赛，他在东城区是第一名。当时学校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大会，我们都不愿意听，遇罗克在下面可以同时和三个同学一起下默棋，没有棋盘，一切都在脑子里想。
结交张闻天之子，划成“反动学生”
后来我上了北京工农师范学院，当时是北京最差的大学，但就是这样的大学，遇罗克也没有机会去上。也就是在这个学校里，我认识了张闻天的儿子张洪生。
张闻天的儿子怎么也到了那样的学校呢？
1957年反右运动的时候考高中非常难考，当年曾经有个汉阳中学事件，就是因为考高中非常难考，一些学生在底下搞了些猫儿腻，引得大部分学生不干了，他们上街游行，后来被说成反革命暴乱。张洪生就是在那一年考的高中，没有考上，正好赶上上山下乡，张洪生被家庭安排到了农场。三年之后，张洪生说什么也不干了，就回到家里。那一年他也参加了高考，以他初中的底子，大概考分也不高，所以就到了北京工农师范学院。张洪生当时跟我住在一个屋里，上下铺。他的脾气很坏，但是跟我关系非常好。有一次学校的系主任找他谈话，他坐在乒乓球台子上跷着二郎腿，抽着烟斗，系主任站着，他坐着，等人家说完了，张洪生磕磕烟斗，说：“别操蛋了。”
1962年初，张洪生觉得读书没什么劲儿，去了新疆。第二年，因为三年灾害，工农师范学院也办不下去了，并入了北京师范学院。1964年，我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那年的春天，“学雷锋”的口号也被提出来了，这个口号其实是和紧抓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现在基本上没有人了解。毕业之后，我被划成“反动学生”，劳动考察三年，按说是从1964年到1967年，实际上我到了1968年才被解禁。
当时批判我的问题，说来也是话长。我在北京工农师范学院的时候，经常跟张洪生在一起，他经常跟我讲一些党内的消息。我呢，和几个中学同学保持着紧密联系，常常在一起聚会聊天，我就把从张洪生那里听来的事转讲给他们。这些同学当中有个人叫文巳生，后来改名叫文哲，后来我到了北京师范学院，文哲正好也在那里。到了毕业“清理思想”时，文哲把我跟他讲的内容都给抖了出来。
在运动中，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都过关了，到了我清理自己的思想的时候，按照同学之前讲的内容讲了一遍，讲了三个小时，可是政治辅导员根本不理我这茬儿。后来党总支书记把我叫去，跟我说：“我看你检查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你根本没有说到点子上，你那些思想够吗？”当时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高教局的，一个是公安局的，让我交代跟张洪生的关系。我才知道那时候张洪生在新疆为他父亲翻案出了事，在内部还发了通报。
借阅推背图，惹出大麻烦
1968年，我又回到了师范学院，和比我小五届的学生一起参加运动。直到1971年我才被分配到房山教书。我从1972年开始，就经常去琉璃厂，那里自尼克松访华之后，从1972年开始开放卖书。结果就在琉璃厂交了一些书友，因为没有利害关系，所以大家可以畅谈。当然不会谈太尖锐的问题。不过在文革那种残酷的环境中，那里确实可以说是个温馨的天地。
有一次在那里我从一个书友处借到了推背图（传为唐人所著的预言书，编者注）。也是在那里，我碰到了我大学时的同学章洪远，他看到我手中的推背图，也想看，就借了过去，当时我们还讨论过其中的一些内容，觉得有些好像跟江青有联系。后来章洪远又把推背图借给了一个气象局长，没想到那个气象局长把推背图复制放大了，然后当样板传给人。这个气象局长有点愤世嫉俗，在把推背图传给人的时候还借里面的内容骂江青。那些话很快就传到了上面，这个气象局长就被收审了，收审之后推背图就被抄了出来。就这样，又开始查推背图的来源，章洪远被招出来之后顶了一阵，实在没有顶住就把我也招了出来。
1975年的春节，我回家过节，快要回房山的时候章洪远找到了我，跟我说：“学泰兄，真对不起，我把你招了。”到了正月十五，我回到房山，马上把写的关于推背图的东西烧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外面就有人敲门，说房山区文教局有人找我。我一想不好了。我出去一看，不单是文教局的，还有一个公安局的。他们让我穿上大衣，带好洗漱用具跟他们走。我当时所在的中学在一个山头上，我跟他们从山头上下来，一辆吉普车在山底下等着呢。我坐在车上，看到路边的雪已经开始融化了，小草开始发芽了，春天就要来了，但是我却要失去自由了。
在监狱里见过最好的人，也见过最坏的人
到了文教局，先是对我进行审查。审查了三四天之后，又被转到县公安局传讯，在那里的传讯室呆了二十多天，之后又被转到看守所。1976年5月10日，上面的结论出来了：我的问题和“四五事件”性质差不多，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污蔑文化大革命。7月26日，我被正式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两天以后，北京大地震，监狱中的看守都吓跑了。监狱中有很多因为“四五事件”被逮捕起来的小青年，把监狱的门砸得咣咣响。当时跟我关在一起的有个老头叫谭子强，号称是中国最大的苏修特务，他拿了个毯子靠在墙角，我跟他说：“老谭，没用，要是墙塌了，谁也活不了。你看外面雨下那么大，全北京人都在雨中，只有咱们在这里安心睡觉。你就安心地睡吧！”
1978年的10月20日，我被平反了，那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平反。20年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20年前的今天》叙述当年平反的情况。
我平反的时候又进行了一次宣判，宣布撤销对我的原判，无条件释放，指出我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但是也有个别地方有问题。我不服，如果说我反对四人帮，那那个所谓的问题也不应该存在。从下午两点半一直僵持了一个小时。后来没办法，我把判决书收下了，写了个字据：“收到判决书一份，但不同意。”
在监狱里，我看到过最好的人，也看到过最坏的人。其实监狱里的那些人，大部分还是跟社会中的人一样，但是到了监狱里之后，就像进了澡堂子，人的好坏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手记
关于王学泰的口述我整理了很久，整理一段就会停下来，过一段时间再来整理。他的讲述有点传奇，让自以为对于那段历史有点了解的我感到自己对于那个年代其实还是陌生的。只有亲身经历了并且富有顽强的个体意识的人，才会讲出这样不人云亦云的故事，哪怕讲述者的思想是趋同的。每个个体都应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对于个体的讲述来说，时代只能是个背景。
传奇当然富有趣味，但是王学泰这些“富有趣味”的讲述里面却包含了那么多的沉痛。这也是我整理起来断断续续的一个原因。不知道王学泰这些沉痛的经历在他的学术研究中究竟有什么影响，不过把他主要发力的中国游民社会这个领域和他的经历联系起来，其中当有一种隐秘的关联，因为有过卑微而又不肯屈服的经历，所以选择同样卑微而又充满反抗精神的“游民”群落来做研究，与其说王学泰在做学问，毋宁说王学泰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
王学泰讲述中的王学泰是个执拗的灵魂，坐在他的旁边，我依稀还能感受到一点点那种执拗的气息，不过毕竟经历了岁月的消磨，王学泰现在显得有些平淡，不知道这在王学泰的内心中，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