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烟是近代由西方国家引入中国的新的消费品。当时中国每年大量进口纸烟和烟叶，纸烟的进口在1921年达到高峰，其进口值占当时中国进口商品总值的2.8%。1922年前后，中国进口纸烟的数量每年达81亿支，其中50亿支是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与长江沿岸地区消费的。烟叶的进口在1931年达到高峰，其进口值占当年中国进口商品总值的3.4%。中国种植引进烟叶的土地面积，到1922年约500万亩，年产烟叶约900万担，其中出口约40万担，其余供给设在中国的卷烟工厂。中国的卷烟工厂也得到发展，1902年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开设卷烟厂，之后中国的南洋兄弟、华成等烟草公司也相继成立，到1931年仅上海一地，中外卷烟厂的产值就达1.2亿元。
中国劳动力供给极其充分，中国劳动者具有勤奋、好学上进等优良潜质，能够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有外国学者将1910年前后中国和英美纺织业劳动力效率进行比较，认为两者高低悬殊，是由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决定的，中国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差，因而效率低，而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又决定于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该学者把机器棉纺织工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与工业革命已开展100多年的英美作劳动力效率的比较，其方法是很不科学的，结论肯定也是错误的。无论在哪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都有一个过程。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英国棉纺织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是低的。事实上，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素质。随着中国纺织企业在企业管理方面的改善、技术人员的增加、职工培训的开展，中国机器棉纺织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
西方国家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首先就会掌控并竭力扩大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鸦片战争前，1830—1833年中外贸易总额约1344万两白银，若折成后来的海关两，数目更小。1865年中外贸易突破1亿海关两，1888年突破2亿海关两，1895年突破3亿海关两，以后一路飙升，1917年突破10亿海关两，1928年突破20亿海关两。从五口通商前中外贸易仅1000余万海关两，到后来几亿、十几亿、二十几亿海关两，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内，这个增长速度还是不能算慢的。可以说，当时的中国经济已被逐步纳入世界经济的大体系，而且，这是一种依附性的纳入。西方国家并不希望中国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即依照经济发展自身固有规律逐渐构建起来的经济。它们可以将中国需要的大部分工业品、各种基础设施及材料、能源产品等卖给中国，但不希望中国发展出强大的成体系的工业及交通、通讯等事业。而且，它们对中国政府的借款常附有必须购买相关国家的工业产品的前提条件，并以建立偿债基金的方式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大大压缩了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有所作为的空间。
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中，西方国家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困难转嫁给中国等落后国家，并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收入囊中。1873—1896年英国遭遇国内经济萧条，大力增加对华出口，并在商业服务领域加强投资。美国国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打击托拉斯组织，美孚等寡头企业就加强了在中国的销售活动。西方国家在中国修建铁路，或借款给中国政府修建铁路，是为了更多更快地运销商品及进行人员流动。建造铁路是西方国家发展钢铁业的最重要契机，但西方国家并不打算在中国投资建造钢铁厂，或帮助中国建造钢铁厂，它们只是把自己国内的钢铁产品输出到中国，作为投资或借款的前提条件。另外，铁路的管理改革是引发美国企业管理革命的主要切入点和抓手，但西方国家通过投资或借款控制中国的铁路公司后，铁路公司并未成为近代中国企业管理改革的标杆。
20世纪中期，长期研究拉丁美洲经济的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认为：“我对拉美国家形势的诊断是基于我对外向型发展模式的批判，我认为这种模式无法使这些国家获得充分的发展。我提出的发展政策旨在确立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它有可能克服前一种模式的局限性。这种新的发展模式以工业化为主要目标。对于这一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领域的钟天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先驱，以及中国的民族商业群体在普雷维什之前大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觉悟到，并且有人已经付诸实施。在机器棉纺织工业兴起之前，这类努力主要集中在出口加工业方面。当时中国以丝、茶为出口大宗。自1874年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蒸汽动力厂继昌隆缫丝厂，到1894年广东的蒸汽动力缫丝厂增加到75家。这些工厂由华侨商人、丝商和银号主投资。在上海，1882年公和洋行买办黄佐卿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民族资本蒸汽动力公和永缫丝厂，到1894年上海共成立8家民族资本蒸汽动力缫丝厂，资本总额206.1万两，丝车2576部，年产丝2782担，雇工约5850人。之后，又有瑞纶、永泰、久成等丝厂先后设立。此外，江浙等省也创立了机器缫丝厂。这些工厂的产品逐渐代替过去的手工丝出口。在机器制茶方面，1913年前在福州、温州、汉口、湖北羊楼桐、四川雅安等地已有10家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制茶厂，其中能够确定资本额的6家制茶厂的资本额总计为178.3万元。其他如制蛋、制革等出口加工工业中，均能见到中国投资人的努力结晶。
中国的工业投资者希望通过发展中国的工业体系，逐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样的工业化就是基于经济发展自身固有规律的发展。机器纺织业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传统的农业结构松懈并渐渐瓦解，农民逐渐放弃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家庭纺织业，转而从事收入较高的其他副业，部分农民进城做工。纺织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催生了机器动力产业的发展，先有蒸汽机的问世，后有电力的产生；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机器制造业、染料等化工行业的发展。动力产业的发展则催生了轮船、铁路等新型交通工具和新兴交通运输业的产生，机器制造业、铁路等行业的发展又促进了钢铁等金属冶炼业的勃兴；而城市化的进展又给各种公用事业、通讯业、建筑业等提供了发展的舞台。大家在说到经济发展方向或经济成长规律时，一般都是这样认识问题的。但对中国近代经济而言，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因为这样的经济发展规律是以自主性为前提的，如果缺乏自主性，在强大的外力左右下，经济发展自身规律难以得到充分的展示。
尽管西方国家要把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塑造成西方国家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抗争，中国企业家锲而不舍的努力，中国工人在效率方面的进步，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是对西方国家所希望塑造的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偏离，亦可以说是一种经过顽强抗争后的部分修正。中国人民和中国企业家是具有伟大民族智慧的，在近代他们紧紧抓住了棉纺织业产品的进口替代和新式经济背景下的城市化潮流两大历史机遇，使发展民族工业的阻力有所减小。在这两个历史机遇中，中国发展民族工业的努力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求形成了交叉而暂时共存。因为按照西方国家想要塑造的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它们也是要搞棉纺织品的进口替代和城市化的。
在洋纱和洋布输入中国数十年后，英、美、日等国的投资者认为，在中国设立棉纺织工厂直接制造，似乎更为有利，因为中国的人工和原料都相对便宜，在中国设厂可以省掉运费、保险费、代理费等开支。而中国政府也认为，棉纺织品关乎国计民生，应自行设厂制造。在政治上的障碍被清除之后，棉纺织工业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和规模最大的进口替代产业。日本对在华设立纺织厂极为重视，而中国商人的民间设厂也非常踊跃。棉纺织工业遂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大产业。而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产生的辐射效应，又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即便这样的发展极为有限。在棉纺织工业之外，则是食品制造业，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二大产业。根据刘大钧等人1933年工业调查的结果，纺织业在中国全部工业资本额中占41.0%，在全部产值中占43.4%；而食品工业居第二，在中国全部工业资本额中占16.8%，在全部产值中占32.5%。食品工业发展的契机就是城市化。近代中国的经济转型，即使是在外人主导下要把中国纳入主要适合外人需要的模式，也逃不过城市化的发展。人们从农村移居到与新式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城市，必然会扩大种种生活需求，这对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是巨大的促进；同时，水、电、煤等各种基础工业，以及建筑业、房地产业、娱乐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
由于存在棉纺织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和区别于传统城市的新型城市化两大历史机遇，中国近代经济并未完全沿着西方列强期望的路径发展，中国本国企业有外人始料未及的表现和进步。但总的来说，在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这两方面，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占主导地位，即使中国民族资本有所发展，也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作为西方国家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的经济从属模式。尽管清政府和国民政府自身就是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阻力之一，但从维护其统治的立场出发，它们也试图调整同西方国家之间的这种主从模式。清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是想用政府直接投资的办法来学习外商，并与外商争利。但军用工业的失败，不仅缘于传统的体制障碍和人材的匮乏，而且缘于相关多种重工业门类基础工业的匮乏；而民用工业的投资又受到体制和财政的种种掣肘，难以得偿所愿。于是，清末新政只能转变政策，鼓励民间投资。南京国民政府则通过编制经济计划，从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在企业投资和基础投资等方面试图有所作为。据统计，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新设工、矿、交运企业（包括官办和官商合办）共98家，创办资本额达到约1.26亿元，是同期中国全部企业创办资本的33.2%。特别是1935—1937年，官营企业的创办资本额达到8297万元，是这三年中国全部企业总资本14694.1万元的56.5%。可见，从1935年起，从新设工、矿、交运企业的投资环节看，国家资本主义已占主导地位。加上铁路、公路、水利、通讯、金融、地方建设投资等，从低估计，1928—1937年国民政府的经济投资总额达到9.16亿元；同时，经济结构也有向重化工业发展的初步势头。
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但在沦为西方国家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的情况下，中国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国家经济的影响。西方国家在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时，会千方百计地嫁祸于中国。中国被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后，英美等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出棉布、棉纱、煤油、卷烟等商品，又从中国进口丝、茶等农产品和各种手工业品，这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农村经济。尽管有一个充满抗拒的过程以及后来的进口替代，但中国耕织结合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还是慢慢地瓦解了。农民不用自己纺纱，可以买到现成的机制纱，后来也不用自己织布，而可以买到现成的机制布。他们还可以用进口的煤油点灯，并以卷烟代替以往的水烟、旱烟。但他们需要从事新的农业生产或新的副业，才能有机会获得必要的货币收入以维持自己的家庭生活。在农村生产方式基本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新的生产机会与中国的出口贸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合适的地区，人们种桑养蚕、栽种茶树，可以获得比种植粮食作物较多的收获。而一些新的出口农副业产品也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投入。同时，在以新式经济为背景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周边区域的农民可以更多地从事城市居民所需要的经济活动，如养猪、捕鱼、种菜以及各种手工日用品的制作和贩卖等，也有一部分农民直接进城当了工人。但在这样的农业经济模式下，外商通过收购环节，掌控了出口农副产品及为进口替代需要而种植的棉花、烟叶等农产品的收购价和收购数量。在外商的压榨和本国军阀官僚的苛捐杂税盘剥下，中国农民的生活非常艰难。即使从事出口农业的收入略高于种粮，但衣被等过去自产的生活品，现在需要花钱购买。尤其是外商会根据他们在国际市场的利益需要，调整从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品种、比重和他们本国的进口税率，给中国农民造成灾难性的打击。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为了保护本国的农业，提高了茶叶、花生、大豆、蛋制品等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的进口税，造成中国这些产品出口量大幅下降；还有不少西方国家禁止中国的农副产品进入它们的国家。更有甚者，西方国家还通过向中国倾销农产品来缓解它们本国的农业危机。如危机期间，外国的大米、棉花、洋麦、面粉在中国市场低价倾销，造成上海的米价常低于每担15元的中国农民生产成本线以下。同时，由于城市工商业境遇萧条，非但农民无法进城谋生，而且城市的失业工人返流乡村，使中国农村的困境雪上加霜。
总之，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模式既与欧美日模式不同，也与其他的落后国家不同，或不完全一样，而有其特定的演变路径。近代中国的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都受西方国家操控，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求，并承受西方国家转嫁的风险和灾难。
二、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阶段划分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阶段划分，或称分期问题，在学界一直没有定论。在20世纪60年代初，学界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中，少数人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应以1840年起至1919年五四运动，但多数人主张应至1949年。其中，主张中国近代经济史应以1840年起、1949年止的学者又有两类意见。
一类意见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阶段性作基本线索，主要有三种主张。第一种主张分两个阶段：1840—1919年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形成和进一步加深阶段，1919—1949年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缔造、产生、发展、取得彻底胜利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日趋没落、最后全面崩溃阶段。第二种主张分三个阶段：1840—1895年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形成阶段，1895—1927年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发展阶段，1927—1949年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崩溃、新民主主义经济胜利阶段。第三种主张分四个阶段：1840—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形成阶段，1864—1895年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完全形成阶段，1895—1927年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进一步加深阶段，1927—1949年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统治阶段。其所以把1864年也作为划段界标，是由于在1864年以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基本上还是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而1864年以后自然经济解体了。
另一类意见是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作基本线索，主要有两种主张。第一种主张分三个阶段：1840—1895年、1895—1927年、1927—1949年。理由是：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改以资本输出为主，这个转变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1927年以后，一方面蒋介石反动集团把民族资本的发展推上更加残破的境地，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开始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已开始产生新的经济体系。第二种主张分四个阶段：1840—1870年、1870—1911年、1911—1937年、1937—1949年。理由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外国对中国没有投资；19世纪70年代以后，外国开始对中国投资；1911年以后，外国对中国大批投资，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也开始发展起来；1937年以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发展起来。
实际上，上述第一类意见中的第二种主张和第二类意见中的第一种主张在具体的分期上是相同的。以后，此类正面的讨论少了，在几种高水平的中国近代经济史通史的编写中，主编们采取了他们各自认为合适的分期方法。例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以1920年为分期，将中国近代经济史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两大阶段。该书编者在第二卷第一章导论中说：“我们认为：经济史的任何分期法，都不免带有随意性；根据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的观点，我们不去强调分期的原则意义，而是便宜行事，遵从习惯。预计写1840—1949年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少需150万字，势必分成两卷；若采用近代史习用的以五四运动为界，则两卷篇幅大体可以平衡；这就是理由。因而，我们以1920年作为本卷下限，并名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以便独立发行。”这样的解释是非常中肯的，“便宜行事，遵从习惯”，确实反映了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各取立场的心态。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一卷是从1840年到1894年，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二卷则从1895年到1927年，刘克祥、吴太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三卷从1927年到1937年，如果以后补齐第四卷，自然会从1937年写到1949年。丁日初将上海近代经济史划分为1843—1894年、1895—1927年和1928—1949年三大阶段，并主编了《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一卷（1843—1894年）和第二卷（1895—1927年）。
这些分期都有各自的道理，都是可以成立的。分期带有主观性，也不应有绝对的标准。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尝试再提供一种分期的思路，加深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模式的认知。笔者以为，应根据近代中国经济演变本身的规律来分期，这种规律既包括西方列强用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对中国经济的操控所造成的结果，也包括中国人民、中国实业家努力奋斗所取得的成果，后者尽管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产物，但也与列强单方面的图谋不尽一致。这一分期法是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年至19世纪60年代初。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把中国纳入由它们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英国打败后，先后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除割地赔款外，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处为通商口岸；规定中国关税“值百抽五”；规定英国有领事裁判权；规定英国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可以租地建屋，永久居住等。随后，美国和法国分别同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获得除割地赔款外英国人通过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全部特权。其他西方国家也都先后援例同清政府缔约，取得了不平等的在华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又被迫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除了割地赔款外，开放汉口、南京、天津等11处为通商口岸；规定外国船只享有中国内河航行权；确定一次性子口税制度，子口税税率为2.5%。这样，列强一步步深入地获取在华不平等特权，构建了对华贸易的制度体系。
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初至1911年。这一阶段中外双方激烈博弈，西方对中国强化控制，而中国则谋求自强。洋务运动时期，博弈的双方是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清末新政时期，博弈双方则是中国企业家与西方列强。
西方列强从19世纪70年代起继续扩大和深化对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权，这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一是交通和通讯方式的革命性进步，二是西方各国经济的发展。苏伊士运河通航缩短了欧亚间的航线，轮船代替帆船以及轮船本身的改进，缩短了航行时间且增加了载货量，这些对国际贸易都是巨大的促进。特别是电报的发明，极大地加速了讯息的传递，无疑是当时最伟大的技术革命之一。这使英、法、德、美等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和定价能力大大加强，被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称作所谓的“核心国”。西方列强，包括后起的日本，对于争夺国外市场都是不遗余力，它们谁也不愿意在争夺中国市场的角力中落于人后。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和利用中国市场，攫取掠夺中国的权益。《马关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设立制造业工厂。由于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中国丧失的权益越来越多，中国市场越来越被西方列强所操控。近代中国作为西方国家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的经济发展模式被进一步强化。
与此同时，腐败颟顸的清政府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是非常不希望完全受控于西方列强的。他们渴望自强，希望握有对外关系的主动权。在经济领域，他们渴望迅速改变完全受制于外人的落后局面，因而有洋务运动的发动。清政府先是投资军事工业，继而创办民用工矿、航运企业，试图与列强博弈争锋，但都未能成功。他们并未认识到，自强对一个国家而言，必然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或革命）和转型，而不单单是几杆枪、几门炮、几条船所能决定大局。洋务运动的意义在于清政府通过这样的尝试最终改变了经济政策，即从政府投资、政府控制转变为鼓励民间投资、民间自由经营。这也是清末新政在经济领域的核心内涵。新政在经济领域取得一定效果，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工人对发展本国经济做出了贡献。在这轮博弈中，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强权地位虽然得到加强，但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工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第三阶段：1912—1931年。这一阶段的鲜明特征是进口替代的棉纺织工业与新型城市化的加速发展。英美两国棉纺织工业的投资人很早就有在华设厂的意愿，甲午战争后又率先在上海设厂，因为在中国设厂制造，可以节约人工成本和运输成本，且产品更便于销售。但这时英美两国都不再是以棉纺织工业作为本国工业发展主导产业，只有后起的日本，棉纺织工业仍是其国内经济的主要产业之一，所以日本成为这一阶段在华外国棉纺织工业的主要投资国。同时，华商在这一阶段对棉纺织工业也有大量投资。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口的集聚和增长带来了衣、食、住、行一系列的消费需求，多层次的消费品有从国外进口的，也有在本土设厂制造的。在这个过程中，华商企业也多有设立。其中有的创办人曾在外商企业做买办或在生意中长期与外商企业有交集，熟知外商企业的设立和运作模式，能聘用到合适的人才，于是自己也创办类似的企业；有的曾留学西洋，或能聘到留学归国的技术管理人才，于是自己创办企业；有的是因外商寡头企业刻意追求高利润，给中国企业留出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而创办企业（如卷烟业）；有的是与外商企业配套而行，成为外商企业不可或缺的补充（如营造业）；有的是为外商修轮船、修机器，慢慢扩大了业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几年，西方列强在华势力一度减弱，北洋军阀政府则困于财政，无力对经济金融实施全面控制，这些为华商发展民营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1931年和1936年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高峰年，1931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1936年则更多地带有政府统制的色彩。
第四阶段：1932—1937年。这一阶段的鲜明特征是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西方国家在遇到经济危机时，千方百计地把本国的危机转嫁出去，特别是转嫁给像中国这样的抵抗力很弱的落后国家。西方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造成白银汇率大幅上升，外国对华销售商品变得容易，而中国出口变难。同时，英美等国祭起高关税的“防御武器”，来限制他国商品进口，保护本国工业。中国的商品出口被大大限制。若统一以海关两为核算单位，1927—1931年中国出口净值47.3亿海关两，而1932—1936年中国出口净值20.5亿海关两，后5年仅为前5年的43.3%。这期间又因美国大量收购白银而导致中国白银巨量流出。这一切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大震荡、大困境，农村经济凋敝，大量原本直接出口或加工出口的农产品无人问津，时人称农村经济“破产”；工业企业因订单减少，流动资金链断裂而大量倒闭；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商业、金融业掀起破产清算潮。中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完全是拜西方国家所赐。因为中国作为落后的欠发达国家，本身是不会产生在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才会出现的一些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如果没有西方国家转嫁的那些问题，中国不可能会陷于这样的困局。把这一阶段单独列出来加以强调，可以更加看清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经济的支配和操控。
这一阶段中国人民的奋斗和抗争是渡过困境最基础的保证。中国的工商业组织纷纷自发调节供需，防范市场更大的波动；工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国民政府增加了政府投资，强制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并于1935年实施了法币改革。国民政府的经济措施在短期内虽然收到一定效果的，但从长期看，却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经济的从属和依赖，如法币改革还是依赖英美，以后在财政和经济上更加依赖美国，在整体上并没有改变中国作为西方国家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的经济格局。
第五阶段：1937—1949年。这一阶段的大背景是战争。各国的战时经济有雷同之处，即政府巨额财政赤字、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民营经济萎缩、食品和日常消费品匮乏等。上海租界经济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度呈现所谓“孤岛繁荣”，其原因除了人口和资金的集聚外，还在于能够继续依赖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进口商品。1939年上海“孤岛”的对外贸易占全国外贸总额的一半左右，外棉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此外，还有粮食和煤炭。太平洋战争前，法币的通胀率相对较低，则取决于英美对维持法币对英镑和美元汇率的平准基金的投入。即使是在全面抗战时期，英美对中国经济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资源的大肆掠夺。全面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是美国货在华倾销。战后，美国为了独占中国市场，与国民政府签定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实质上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的各种优惠权利。中国对美国国门大开，美国人在中国经商，可以比中国人获得更多的便利，缴更少的税。美国商品铺天盖地而来，强烈冲击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大量生产国货的工厂倒闭。同时，国民政府在财政上较前更加依赖美国，抗战胜利后至1948年6月，国民政府实际动用的美国借款和美国物资援助共计42.6亿美元，是全面抗战时期15.5亿美元的2.75倍。
三、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规模度量
规模度量就是要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某几个时点的经济发展水平作量的估算。这种估算应尽量做到有依据，且其依据公开透明，经得起质疑，以求估算的结果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不仅同其总量相关，而且同其结构相关。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模式紧密关联，在度量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规模时，特别要注意经济结构问题，不能把当时的中国想象成西方列强那样的经济独立国家，认为不过只是工业水平低一点而已。根据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特征，在工业和商业的比重上，应该是商业大于工业；而在工业内部的结构比例上，应该是轻工业大于重工业。在这样的认识下，再来考虑以往学界规模度量的合理性问题。
陈真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所收集的一些学者的研究资料是很有价值的。如根据吴承明发表在《经济周报》第9卷第8、9期上的文章《中国工业资本的估计和分析》，1936年中国人投入新式工业资本为法币22亿元，外国在华工业资本折合法币35亿元，总共57亿元，平均每个中国人分得的工业资本不到5元（引者按：这应该未包括外国投资，若加上外国投资，人口按5亿计算，则人均应为11.4元）。而那一年美国人均工业资本约合1600元。1936年一般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年，也是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高峰年，但即便是在高峰年，中国人均工业资本也少得可怜，可见中国工业的进展是极为有限的。该书有大量关于近代中国工业结构、企业数量、企业有机构成等方面的研究资料，从多方面证明中国工业发展的落后。该书还收集了很多大城市工业资本同商业资本的比较数据，如1929年的汉口：工商业资本合计47742千元，其中工业资本仅占27.4%，而商业资本占到72.6%；1933年的南京：工商业资本合计19917千元，其中工业资本占37.6%，商业资本占62.4%；1933年的上海：工商业资本合计179028千元，其中工业公司注册资本占33.2%，商业公司注册资本占66.8%；1935年的北平市：工商业资本合计43097千元，其中工业资本占5.6%，商业资本占94.4%；1936年的河南郑州、开封、许昌等8个城市：工商业资本合计8382千元，其中工业资本占5.6%，商业资本占94.4%；1942年的重庆：工商业资本总额6810000余千元，其中商业资本占73%，工业资本占26%，矿业资本占1%；1936年除日本外的外国在上海的投资：工商业资本合计达1348272千元，其中工业投资占24.9%，进出口业投资占75.1%；1936年英、美、法、日、德、意、比、挪各国对天津的投资：工商业资本合计62521千元，其中工业资本占33%，进出口业投资占67%；1938年日本在华投资：工商业资本合计1044640千日元，其中工矿业投资占67.2%，商业投资占32.8%。
从工商业比较的统计数据看，无论是外国在华投资（日本除外），还是各大城市的存量资本结构，都是进出口业和商业占了很大优势，工业相对薄弱。日本的情况是例外，日本在华大量投资棉纺织工业，又出于侵华国策的需要，在中国进行铁路和其他各种工业的投资，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投资重化工业的数额是比较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