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扯的“中等收入陷阱”

原创：豆腐乳儿

来源：非凡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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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的脚皮

我有一位朋友在最近一篇采访博士生活的文章里提到，一位博士是这样描述不少博士论文内容的：“ 福柯躺在那里，大家都去扒一点，厉害的能搞到一只手，一只眼睛，剩下的绝大部分都只能抠到一点脚皮。 ”

其实这位博士本不必因此灰心，能抠到福柯的脚皮已经很不错了。当年郑板桥还说过“ 愿为青藤（徐文长）门下走狗 ”呢，仰慕大师、追随大师难道不应该吗？天才毕竟是少数人，大部分学者都是抠前人脚皮，这很正常。

就拿我们很熟悉的学术概念来说，“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已经被抠成了一座脚皮堆积起来的山，抠下来的脚皮还粘上了很多不知道哪里来的东西。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其实很新，是在2007年由世界银行在其文件《东亚的复兴》中提出的。 该文件警告东亚经济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

在此之前，也确实有类似的概念，指的是经济体在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长期停滞不前，难以跨过中等收入阶段，不过这一现象往往都是和拉丁美洲经济体联系起来，被称作“拉美陷阱”。后来世界银行才发现这一现象不为拉美独有，才在报告中警告亚太地区不要陷入类似发展陷阱。

张欢等（2017）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学说渊源及其思辨》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自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提出之后，在中文文献里论文数从2011年开始井喷，自此之后每年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内论文数量都超过千篇。

然而在英文文献中，2008年以来以“Middle income trap”或“Mid- income trap”为主题的英文各类文献不过三百多篇，体量不可同日而语。

据此，《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学说渊源及其思辨》是这样解释的：一方面，以SSCI论文发表量反映的中国整体人文社科的高水平科研成果还不够多，说明中国人文社科的国际化程度急需提高；另一方面，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并没有在国际学术界成为焦点，说明这一概念及其内涵并没有被外国专家学者所普遍认可。 相反地，尤其自从2012年中国经济减速进入发展新常态以后，国内学界则掀起研究此话题的热潮，形成“内热外冷”的有趣态势。

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的脚皮在国内已经抠得太多了，却在国际学术界反响不多，国内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影响不大，国际主流学术圈似乎对“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国内那么热心。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之后，“中等收入陷阱”更是成了一个国内学术界喜欢蹭的热点，相关文献数量猛涨——这也正常，就连我们这些新媒体也知道蹭热点，蹭到读者不愿意看为止。

别的“中等收入国家”有话说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主流英语文献主要源自发达国家，他们早就脱离了这个阶段，难免对“中等收入陷阱”不太关切。只有还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关心“中等收入陷阱”，试图以之指导现实困境。

比如2009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在一次演讲中宣布：“ 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但我们不能也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需要向高收入经济体转变，否则我们将面临失去经济增长势头和市场活力的风险。 ”

世界银行马来西亚中心就在2016年发布了报告《中等收入陷阱：神话还是现实？》，指出即使“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是个神话，它也对政策制定者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中等收入国家必须找到生产力、创新和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同时加强促进和稳定增长的经济基础。

最早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神话是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多个国家观察到的。技术扩散、廉价劳动力优势，以及劳动力和资本从传统农业等低生产率部门重新分配到出口驱动的高生产率制造业，让本属于低收入水平的国家迅速成长为中等收入水平国家。

然而在跨入中等收入门槛后，由于农村劳动力萎缩、劳动成本上涨等原因，这些原本的发展优势开始逐步流失。

除非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否则一个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在低端产业无法与低收入水平国家竞争，在高端产业无法与主宰创新、高科技产业的高收入国家竞争。

关键在于，客观对待原有优势的逐步丧失，并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办法。有些国家在经济增长放缓时便慌不择路，选择了满足短期经济增长的办法，却对长远的经济增长有害。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为了追求短期增长而进行大量公共支出，这些国家对无效项目的补贴导致腐败加剧，使经济发展变得低效，这是它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原因。

如果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政府想要为国家持续增长并最终跨入高收入门槛而采取措施的话，它应该做的大体上有以下四点：

首先，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很难实现高增长。 稳健的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制定缺一不可，这样才能帮助各国控制通货膨胀、避免危机、增强应对周期性波动的弹性，支持长期经济增长。

第二，强有力的制度和法治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治理质量，包括公共部门效率、腐败控制、有效的法律制度和合同执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都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相反的是，一个管控一切的政府，征收高税收，扭曲市场，或对经济进行无效干预，会削弱私营部门并导致低增长。

第三，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开发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随着实体资本积累回报的减少，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创新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技能人力资本的存在。

第四，开放和竞争的市场通过促进专业化的增加、基于比较优势的高效资源分配、提高生产力和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来支持经济增长。

国内蹭“中等收入陷阱”热点

上述四条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中还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审慎的宏观调控、鼓励私营部门发展的制度、基础设施投资、区域一体化、扩大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更好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系统、在研发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以加快创新、加强产权保护、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条条框框、控制通货膨胀和债务、减少收入不平等、投资人力资本发展、促进创业、支持中产阶级增长等。

说起来还真是一大堆，你不用全部搞懂，但自有学者乐意去抠脚皮，从各个角度抠。

比如张欢等（2018）在《城镇化、教育质量与中等收入陷阱——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中，构建了1960-2015年115个国家的跨国面板分位数模型。

结果显示，对于中国这种中等收入水平国家里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即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在3956-12235美元之间的国家，政府干预度、物价通胀指数都阻碍经济发展。资本形成率对经济起着正向显著作用，然而资本形成率的正向作用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提高而逐渐衰减，最终趋于稳定。

说明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资本累积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就比较有限了。

但往下看，结论更令人震惊： 模型中的城镇化和教育提升似乎对经济增长起了负作用。只有城镇化和高学历人口增多结合起来，才能对中上等收入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起到正向刺激作用。

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城镇化程度要与经济发展阶段匹配。只顾城镇化，只给城市输送低素质、低技能劳动人群，就不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也是拉丁美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原因——低质量的城镇化导致受教育不足的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形成贫民窟。

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的则是陆铭（2016）的《教育、城市与大国发展——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区域战略》。

陆铭一直以来的观点都是人口自由流动，放开大城市规模控制，所以本文从城市化的角度出发，提出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入户门槛，以促进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教育投资，同时提升城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这一篇文章，陆铭基本上就是蹭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热点，以继续呼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城镇化、教育质量与中等收入陷阱——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还显示，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中等收入水平国家里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经济发展一开始有负面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反倒转为正面作用。

杨成钢（2018）在《人口质量红利、产业转型和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指出， 人口数量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递减，但人口质量红利的贡献率在逐步递增，并已经开始替代人口数量红利，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出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