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15日,就在斯大林去世两个月后,苏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关于帮助中国的工业化的严肃的决定。1953-1957年,也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的苏中两国的交往实际上标志着我们两国之间的“伟大的友谊”的开始。
Г.М.马林科夫是苏联与中国的战略联盟的最友好的坚定的支持者,这一信念是基于对地缘政治和历史的深入所得到并加强的。对马林科夫来说,支持苏联与中国的无可替代的结盟的立场是第一位的,是所有人都可以看见的。在中国,他们知道并高度赞赏父亲的这种立场。中国领导人对格奥尔吉·马克西米连诺维奇的善意和尊重的态度,无论在他被解职还是在被“发配”而政治上边缘化的时候,都得到了保留。中国领导层密切关注这位倒霉的政治家的命运,并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予他及时和非常有效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领导层的这种对马林科夫的态度和对他的纪念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
以上所述的只是两个有趣的片段。
1961年10月17日至10月31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在大会的最初几天,反对和攻击“反党集团”,特别是对马林科夫的不讲原则的恶劣的诽谤言论从这个全苏最高级别的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四处蔓延。这是Н.С.赫鲁晓夫决定彻底在政治上废黜父亲的一个重要征兆。但是,之后的一天,突然之间,好像某人使用了魔法一样,恶劣的诽谤言论就不再出现并且烟消云散了。第二天,格奥尔吉·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就在家中解释说,中国代表团的全部成员已经离开了大会,可能在此之前,中国党的代表团已就“反党集团”等事件发表了和苏共中央具有完全对立意见的明确声明。有趣的是,几个月后,中国的体育代表团就访问了叶基巴斯图兹,父亲在被逐出莫斯科后在那里领导了一个火力发电站,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该火力发电站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访问马林科夫,以确保他还健康的活着。
当邓小平上台执政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政治措施中的一个就是在中国翻译发表了马林科夫在1941年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上强调尊重技术上的客观真理的必须性的报告——《关于工业和交通领域的党组织的任务》。
1996年,为执行А.И.列别德将军(他在Б.Н.叶利钦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开始后成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的指示,我作为准备他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的先谴团成员来到中国。我记得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国国家主席之后的排名第二的中国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出于对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尊重带着他的妻子朱琳亲自到我住的酒店房间看望我(他在我的母亲В.А.马林科娃担任院长期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他们都能很流利的讲俄语,在聊天中,李鹏回忆起了他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的多年学习时的热情,并且也表示出了对该学院的目前的发展情况的兴趣。然后我们谈到了俄中科技合作的前景,李鹏告诉我,在中国,他们对马林科夫保持着良好的印象,并且兴致勃勃的谈到了他当时所主持的改革中的经验和教训。当我向他赠送《我的父亲马林科夫》这本书时,李鹏说:“他必须被翻译成中文并大量发行。”新华社在此次访问后便实现了李鹏总理的这一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