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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迷踪与隐忧——范小青短篇《漂去漫山岛》评论小辑

当代 · 公众号 · · 2024-08-09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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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小青短篇小说《漂去漫山岛》发表于《当代》202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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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小青：漂去漫山岛｜新刊预览+创作谈

悬浮、迷踪与隐忧

——范小青短篇《漂去漫山岛》评论小辑

导读

编者按：著名作家范小青在四十多年的创作中，以多样化的题材与风格探索，紧扣时代的脉搏，推出众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漂去漫山岛》是她发表在《当代》2024年第3期的短篇小说。本刊编辑部与苏州大学范小青研究中心合作，特邀多位青年评论家撰写评论，将这部新作置于作者近年创作脉络中加以解读，探析其中所蕴含的对于当下生活的独特思考。

拟像时代的悬浮感

文|臧晴

范小青是一个有着强烈时代使命感的写作者，她的小说或许很难归入某一个流派，却总是精准地踩在了时代变迁的脉搏上：从知青生活到吴地市井风情，从体制改革到城乡矛盾，她始终对现实问题寸步不离，忠实地记录着城市与时代的表情。眼下，她敏锐地感受到了人的悬浮感——在一个似乎一切都能有迹可循的科技时代，人却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强烈的虚无与飘忽。于是，何为现实？何为主体？何为世界？范小青用一个个啼笑皆非的小故事提出新的叩问。

在《漂去漫山岛》中，一家三口为了显示自己家是和别人一样带孩子旅行的“正常一家”，貌合神离地踏上了跟团游的旅程，他们先是在大巴上见证了一出“老刘究竟是不是老刘”的闹剧，接着又因为导游和司机的沟通失误而踏上了错误的船只。于是，一船人索性将错就错，从原定的漂山岛改去了漫山岛，这趟被更改了目的地的旅途似乎不受任何影响，大家吃吃喝喝，拍照晒图，玩得有滋有味。是“漂”还是“漫”？既是“漂”又是“漫”？或许有人心知肚明，又或许大家浑然不觉，“真相”早已不再重要，“虚幻”才是世界的本质，真可谓当代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这无疑是一个荒诞的叙事：夫妻间的沟通总是答非所问、阴阳怪气；故人的久别重逢紧接着的是“被死亡”和“证明没死亡”；上错了岛的旅行团仍然能享受精心准备的下午茶……一切就像小说戛然而止处的耳机所喻示的，戴着耳机并不等于听到了声音，所见并非真实，那我们不禁要问，既然真假之分都失去了意义，那么“意义”本身是否也早已烟消云散？

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而言，他们也许本来就成长于荒诞如斯的世界，当“荒诞”成为日常，那这样的生活也未必能激发意义消解、个体异化之类的“荒诞感”，但对于一个四十余年笔耕不辍的资深作家来说，“荒诞”是她穿越历史而来、不断翻陈出新的生命经验。曾经，范小青们对抗的是宏大叙事或是消费逻辑，挖掘被其过滤掉的市井日常，发掘生活的本来面目，努力建构起新的“意义”；如今，对抗物的缺失使他们陷入了无物之阵：对抗的不仅可以是意识形态或是商品社会，也可能包括现实本身。在不断强调打破历史的时代，人的生活似乎变得极为短暂而虚无，在细节能被愈发逼真还原的世界，人的感受反而空前飘忽而失真。于是，范小青笔下的荒诞感被进一步更新了，如果说，此前她在《城乡简史》《灭藉记》中所探讨的是追问个体生命价值这样的现代性问题，那如今的《真相是一只鸟》《漂去漫山岛》则进入了“拟像时代”的新问题：真相已无处可循，亦不值追寻，因为我们本身就处在幻觉与现实混淆，人类不知何所来、何所去的新世界，真实也许是一种选择性的真实，虚假也有可能是另一个维度中的真实。“拟像和仿真的东西因为大规模地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世界因而变得拟像化了。”（鲍德里亚）在铺天盖地的符号和转瞬即逝、海量供应的信息面前，拟像把缺席表现为存在，把想象表现为真实，也潜在削弱了任何与真实的对比，把真实同化于它的自身之中，最终导致了界限的打破与意义的终结。于是，面对生活中这许多阴差阳错，我们也只能将错就错。可是文学艺术如何表达这种真与假的消弭、对与错的纠葛？“漂山岛”和“漫山岛”的故事试图还原出的是个体乃至世界的偶然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召唤出生命与情感中的同质性与飘忽感，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个体否定与生命虚无。

对于范小青这样笔速极快的写作者而言，她的小说会在一段时间内大量“重复”一类主题，这种重复，是对同一个现象的多角度捕捉，也是对同一类问题的多维度思考。比如，阴差阳错的“真相”故事此前就已多次出现在《谁能说出真相》《遍地痕迹》等作品中，而身份证、名字等意象更是范小青小说中的常客。一个人究竟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这里面既有户口、房本之类的中国式难题，也涉及人的身份认同。《漂去漫山岛》中，老马和老刘久别重逢，但老马忽然想起老刘已病逝，对眼前的这位产生了怀疑，而老刘为了证明自己，索性掏出了身份证给老马看，老马却不以为然，“看什么身份证呀，身份证能证明什么呀”。当名字、身份证都无法准确说明个体的身份，那么一个人究竟怎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方面是个体存在合法性的困惑，从《灭藉记》里的房产证和身份证、《生于黄昏或清晨》的档案进和户口本开始，到未来可能也将进入写作视野的刷脸、刷指纹等生活经验，个体究竟被什么所定义，又怎样被证明，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之问仍是一个未完待续的难题。另一方面，全球化席卷而来的同质化，造成了生活的模糊化与不确定性，让置身其中的个体感受到铺天盖地的迷失与焦虑，“人们踏遍千山，却从未总结任何经验。人们纵览万物，却未形成任何洞见。人们堆积信息和数据，却未获得任何知识。人们渴望冒险、渴望兴奋，而在这冒险和兴奋之中，人们自己却一成不变”（韩炳哲）。范小青以一种新的荒诞叙事呈现出这一类新的异化现象，实现了对当下世界种种可能性的想象与追寻，这是她对人的主体性危机的生活感知与艺术呈现，也是她所秉承的“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在二十一世纪的新际遇。

作者简介：臧晴，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入选江苏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苏州大学“仲英青年学者”，苏州大学优秀青年学者。著有《当代女性文学个人话语研究》《风格的图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各一项。

荒诞中的隐忧

文|王至

在范小青的笔下，俗世生活中的人群经常会处在“沉沦”的状态下，过着他们充满浓郁烟火气的生活。这种生活通常是略带荒诞的，在它的背后蕴藏着作者对于现代生活的隐忧。在她的新作《漂去漫山岛》中，几乎所有人物都处在“沉沦”的状态中，他们从众、闲言、八卦、两可，他们是我们身边人最真切的写照。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以真实生活为底色的“描写的真切”，才使得小说中的荒诞更加刺眼。淡而有味的书写、荒诞的情节、亲切的氛围，加上作者淡淡的隐忧，构成了《漂去漫山岛》这部作品独特的艺术张力。

小说刚开始就展现了一段荒诞的情节：一位无奈的爸爸“被迫”要组织一场亲子游。在这场亲子游中，没有任何一位家庭成员真正想出门，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家庭变得“正常”，在践行着“从众”的规范，这是一种自觉的“沉沦”。所以，当他们开始计划去哪里旅行的时候，三个人都没有自己的想法。当然，作为“中国式父母”，却总有“推脱责任”的办法，于是这场旅行的意义就成了“为了女儿”。

旅游的意义原本是要从既定的生活轨道逃离，是对“焦虑”和“重复”的现代生活的反抗。人们投身于旅游是要对世界产生新的发现，是对“闲适”与“回归”的渴望。但小说刚开始就告诉我们，旅游这种行为也遭遇了严重的“异化”，在爸爸眼中，旅游是“和一群陌生人挤在一个大巴上昏昏欲睡，然后傻子似的跟着一面小黄旗，同到一个景点，摆pose拍照”。在妈妈眼中，旅游的人“跟着那个导游，眼神都是涣散的，不聚集”。这说明这种“荒诞”并不是这一家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出现的“时代病”。这是范小青式的荒诞，是依靠淡而有味的真切描写展现出的“整体性荒诞”。这种“荒诞”依靠的并不是叙事圈套和支离破碎的语言这些外在的技法，而是扎根于生活的内在观察，这样的荒诞是真实且深刻的。

当一家人上车后，又碰见了一件荒诞的事，车上的老马与刘天明“热情互认”，而后却又发现“认错”，这是一场不知真假不知死活的久别重逢。其实双方认对也好，认错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们互认的过程中展现了现代人生存的“模糊”性。正是在这种“模糊”中，热烈的感情成为两个人的表演——“两个人就热烈地拥抱起来，互相拍着对方的肩，亲得不得了，接着又是叙旧，又是感叹，滔滔不绝”。同样“模糊”的，还有他们周围的人：老马打电话给老金求证，“老金好像也无所谓错与不错”；“陈导更是熟视无睹，闭目养神”。当“模糊”充斥于生活中时，生活的“严肃性”就会逐渐丧失，人们不在乎真相，只在乎此刻的自己应该怎样表演。当“模糊”成为一种常态时，“沉沦”也就不可避免了。如果说“被迫旅游”的荒诞展现的是对“自我”的麻木，那么老马与刘天明的不知真假不知死活的“互认”也展现出对“他人存在”的麻木。有无数人在人生道路上是趋同的（这也是导致老马不确定对方是不是“刘天明”的原因），人们遭遇的事件也是高度相同（导游已经见怪不怪了），自我与他人生活的道路仿佛是既定的。

最后，这个旅行团到达了错误的码头，并且这一错误无法被解决。于是他们本来应该去的“漂山岛”被更改为“漫山岛”。但荒诞的是，几乎没有人发现这一行程的变更（或者发现了也不拆穿），大家依旧忙着玩耍、拍照，他们仍旧“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大家仿佛都在表演，只是这时扮演的身份是游客，他们不在乎去的是哪里，只是想做完规定的“程序”，即拍好看的照片发朋友圈，而朋友圈里“说什么也不影响大家上图”。游客们是麻木的，他们只在忙着旅游，忙着沉沦，忙着“变得正常”。他们是所谓的“现代人”，是“漂”着的人，是“漫”不经心的人，在他们身上始终存在着“不知身在何处、不确定的飘忽感”。在整个旅行团中，唯一没有参与“旅行程序”的是女儿陈碧天，按照母亲的说法，她“始终是副一切与我无关的腔调”，是需要被“管管”的。正是因为女儿没有被“社会化”，她才能在这场旅行中确立自己的“本心”，用无声的耳机彰显其个体的权利。最后这一戛然而止的情节是整篇小说 “光明的尾巴”，下一代人或许有希望逃脱“沉沦社会”的命运。

英国思想家齐格蒙·鲍曼曾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中有言：“现代性的发展并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只有理性才能够提供的那种清晰性和透明性，而是相反，我们现在的各种选择、身份和生活变得越来越充满矛盾性。”（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页）身处现代社会，本心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往往难以调和，现代人的“麻木”与“模糊”使得这篇小说所展现的荒诞事件并不显得那么离奇，它就存在于我们身边。范小青只是向我们描述了一段“可能性的生活”，就已经足具“微讽”意味。

当然，范小青的原意可能并不想像鲁迅先生那样对“沉沦”的“麻木”进行深刻的批判，她只是呈现当代人生活的状态，展现出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表达出自己“淡淡的隐忧”。“沉沦”的后果以及现代性的困境或许并不需要现实主义作家给出答案，他们能做的是用笔墨展现“真实”的世界。正如范小青自己所言：“与其说我去交给读者一些确定性的描述和判断，不如让我们看到那些疑问，和读者一起去尝试理解这个世界。”

作者简介：王至，苏州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从众的权利或主体性丧失

文|刘玄德

系统阅读范小青近年来的创作，不难发现，反思个体生命在现代社会中遭遇的精神困境，是她关注的重点。《灭籍记》《合唱团》等长篇新作，逐渐褪去以往作品中的乡土性格和姑苏气质，更关注现代人的情感与心灵问题。范小青曾多次指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往往处于精神游离状态，心灵无所依托，甚至在日常琐碎中逐渐麻木。针对这一现象，范小青尝试通过个体形象的塑造，反思现代人主体性消失的真相，进而追问现实生活的意义。

《漂去漫山岛》以荒诞的笔法，描写一次“错误”百出的旅行。范小青所要呈现的是，整个过程中所有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缺乏对周围事物的认知力和判断力，这种状态已经不仅仅是“麻木”，更意味着自我主体性的丧失。那么，人们究竟是仅仅对这次旅行表现得麻木，还是在生活中始终如此？这里显然更倾向于后者。

小说中最荒诞的是大巴车上如何证明“老刘是老刘”的情节。事实上，有关现代人“身份”的异化与错位，是范小青近年来尤为关注的问题，她将抽象的“身份”视作人的象征，并与具体的身份证、户籍、户口等相关联，进而关注现代人主体意识的波动。在《我的名字叫王村》中，她便多次站在城乡对立的立场，思考现代社会中符号化的“户口”“身份”与现实中人之间的关系。在《灭籍记》中，她对“身份”的疑问更为强烈，主要是对“个人”的发问，在进入现代生活之后，导致身份错位的原因是什么？《合唱团》同样书写主人公如何修改自己的年龄，寻找自己真实的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习惯呈现姑苏传统和市井生活范小青而言，这种荒诞式书写显然具有更深层思考。范小青在《漂去漫山岛》中有意指出老刘的“身份”谜团，其中包含着双重思考。一重是通过对现代人主体性的确证，反思个体生命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寻找自我的意义与价值。另一重则是对现代生活意义的思考，现代生活的巨大压力，使人们面临心灵与情感的荒芜，不仅无法拥有清晰的认知能力，甚至无法正确自我定位，处于一种精神迷惘状态。所以，尽管旅行团中有人得知所处的是“漫山岛”而非“漂山岛”，却“如同仍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们并非甘愿接受事实，而是早已失去反抗的能力。当“主体”都已无法确认，又何谈“主体性”？从这一层面而言，“漂”这一动作，正是象征着现代人主体性丧失后，只能跟随社会洪流四处漂流。

事实上，“旅行”作为故事的核心，本身便是一次无意义的从众行为。在“我”和妻子不断商讨、计划、筹备，甚至“找关系”确定旅行行程时，女儿始终“无所谓”的态度，却宣告这种忙碌只是无意义的徒劳。而旅行团众人的种种表现，似乎也意味着，旅行并非他们的自主选择，而是在生活中无形力量驱使下的顺势而为。看似有意识的选择，实则不过是麻木地跟随他人做出的无意义行为。因此，妻子所做的一切，注定无法达到亲子游的目的，反而更像是做任务一般，机械地完成家庭KPI。某种程度上而言，女儿整日戴着耳机的行为，象征对自我主体性的捍卫。而小说在儿女陈碧天空无一物的耳机中戛然而止，安静无声的耳机，也再次宣告此次旅行的“无意义”。

可以想见，此次旅行并不会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带来任何影响，旅行结束后，大家依然会重复着以往的生活。至于岛屿与老刘，早已不再重要，也无人关注。范小青似乎想要告诉读者，生活的真相正是此类“无意义”，而人们的自我认知能力，则在无尽的无意义中逐渐消弭。必须指出的是，范小青并非对此提出批判，如她说言，“我更想呈现一些问题，而且可能我也给不出答案，给不出良药”（沈轶伦《范小青：去看见人类共同的困境》，2024年3月1日《解放日报》）。所以，在她笔下，人们可以拥有从众的权利，也可能深陷主体性丧失的困境。这正是范小青留给读者的思考空间。

作者简介： 刘玄德 ，文学博士，苏州市职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吊诡与迷踪：一场错位的海岛游

文|李慧文

这是一个围绕海岛旅游展开的故事，海岛由于同陆地隔离的地理空间，具有漂浮感、孤独感，和现代人的心灵感受十分贴合。在现代小说叙事里，陆地是现代人的主要生活空间，海岛则是远离世俗的想象空间，因此海岛叙事往往游弋于魔幻和现实之间，成为了一种现代寓言，例如科塔萨尔的《正午的岛屿》，讲述了一个机组乘务员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幻想出分身登岛生活，然而最后却是以坠机的方式进入岛屿，飞机上的生活和岛上的生活构筑了两个对照世界。回到《漂去漫山岛》中，我们也能清晰得看到两个世界，即“陆地—岛屿”抑或“现实—幻境”。小说中一群现代人从城市漂到海岛，也是从中心的秩序世界漂往边缘的无序世界，“漂”字让人的命运变得被动、随机和迷离，正如范小青在创作谈中提及的，她要书写的是众人的麻木和无所谓。海岛成为了陆地的他者，范小青借此抽离现实情境审视现代人的心灵。

《漂去漫山岛》延续了范小青以往平实的日常叙事语言，以“我”的第一人称叙事口吻进行。开头就将“我”的处境道明，即一个无奈的父亲。在妻子一年年催促亲子游的境况下，“我”今年不得不组织起这项活动，带着妻女开启“海岛三日游”。一路上陈导招呼大家，大巴上老马老刘虽然有争执，最终也重归于好，接着众人乘船，进入岛上参观打卡拍照发朋友圈，虽然上错岛，但是没有影响大家的心情，还美滋滋地喝了下午茶。如果“我”不寻究那些偏移常轨的细节，似乎“我”也能同其他人一样，做一个默尔索式的“局外人”，获得一次如上述那样再正常不过的海岛之旅。然而，“我”的无奈之处便在于此，既不能完全置身事外，又无法全然融入其中，“我”的神思时不时地跳出既定轨道，剥离“正常”的外衣，窥视那些吊诡之处。

吊诡之一是亲子游本身，在“我”寻问妻子和女儿的旅游建议后，“我”发现其实我们三人都不想去旅行，而不知为何又必须去。吊诡之二发生在旅行大巴上，老马和老刘前同事相认，却惊现死人复活的荒唐闹剧。吊诡之三，原先计划要去漂山岛却意外去了漫山岛，错位的海岛游却无人发现，更吊诡的在于朋友圈里的留言，诸如漫山岛早就沉了，漂山岛也不对外开放了。那么游客们身处何处？为何岛上的民宿还提前备好了下午茶？

这一切的吊诡没有答案，于是游客和整个海岛都陷入了迷踪。这既是物理空间上的迷失，又是现代人心灵的迷失。这些迷踪背后隐现的则是存在问题，亲子游的存在问题，老刘和老马的存在问题，两座海岛的存在问题，由此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都陷入质疑。那么这种迷踪状态如何解决？小说中，主人公们采取了一种方式——自证，抑或互辩，也是一种身份的互辨，希望借由“辩”能辨出彼此的面貌，辨出世界的真相。

小说一共有三次辩。第一次是“我”和老婆的争辩，老婆作为亲子游的支持者，却将任务甩给“我”，让“我”成为了错位的执行者。两人争辩的是亲子游是否有必要的问题，然而在不断辩的过程中，“我”的个体感受不断妥协，最终老婆说出“你见过不带孩子出去旅游的家长吗”之时，已然辨析出亲子游的目的，不是为了“游”，也不是为了“亲子互动”，而是为了融入现代社会，获得家长这层身份的认同，所谓的亲子游，成了一个符号。

第二次是老马和老刘的争辩，围绕两个话题，一是刘天明是否死了，也就是自然意义上的存在问题，二是老刘是否是老马的前同事刘天明，也就是社会身份问题。这之间其实存在着错位，老刘是刘天明，却不一定非得是老马的同事刘天明，两人互辩也是为了互辨各自的同事身份，却不知不觉造就了自然人刘天明和社会人刘天明的错位，于是造成死人复活的荒诞。然而不论谁死了，谁又是谁，结果都是一样，除了争辩之人，无人关心，正如老金的态度，无所谓错与不错。

第三次是朋友圈里的争辩，面对两座海岛的错位，有人试图找证据辨析，也有人干脆得出“上一个岛，等于上了两个岛”的结论。而不论朋友圈里如何吵，众人并没有被影响，因为“辨”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不论哪个岛命运都是相似的，不仅岛上景观相似，就连海平面升高的威胁也一样，两座岛在整个海洋之中似乎无足轻重。

悬浮、迷踪与隐忧——范小青短篇《漂去漫山岛》评论小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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