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我的头为水
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
昼夜哭泣
（圣经耶利米书9:1）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圣经提后4:7-8）
代价
（内文与题头无关）
一个人的生命有长有短，然而高尚卑鄙并不以时间来定论，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熠熠耀眼的生命，往往都是那些受尽侮辱欺凌的卑微者，如同二千年前的耶稣，舍弃自已，拯救人类！这些俊杰伟人所成就的事业，或者说熠熠耀眼的生命，都是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今天，不能说今天，只能提一提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名叫张东荪的先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参加选举的代表共有576人，毛泽东主席获得575票。人们都以为是毛谦虚，没有投自己一票。不料会后毛追查这张弃权票，认定是张东荪先生，张东荪为此付出三代人惨重的代价。1951年张东荪先生被指控向美国出卖情报，文革后期死于秦城监狱。子孙均入牢狱，三子张宗颖尤为惨烈，在与妻遭“批斗”后一同选择了自杀……
张东荪先生1886年出生于一个县令之家，父亲张上騄当了一辈子县令，虽然为官清廉屡建政绩，始终郁郁不得志。由于仕途无望，张上騄转而将兴趣投到文学方面，诗文造诣不凡，尤精词学，并对两个儿子张尔田、张东荪产生了很大影响。兄长张尔田自幼聪明，承袭家学，文名早著，有著述多种传世，后来一度和王国维等并称“海上三子”。张东荪从小在父兄督责下勤修旧学，受到了系统训练，并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染下形成了旧式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格气质，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
1952年，他在一份检讨中写道：“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养成一种气质，总是以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爱好名誉，有时自以为倔强就是有气节……”
少年张东荪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西方思潮如万斛泉涌的时代，加上慈禧太后暮年施行新政，鼓励学生出洋，走出国门看世界便成为不满现状心忧天下的年轻人的必然选择。张东荪也不例外，他于1904年获得官派留学资格，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留日时期的张东荪，一方面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熏陶，开始进行初步的哲学研究，另一方面，面对国难日深的严重局面，也兴起了强烈的入世、救世之心。
1907年，他在日本认识了前来讲学的梁启超，接受了立宪派的改良思想。这时的张东荪还与同学蓝公武等人创办了一份《教育》杂志，鼓吹教育救国。《教育》杂志虽然仅出版两期，但对于当时介绍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堪称后来以“政论家”著称的张东荪指点江山的啼声初试。
1911年，张东荪从日本回国，按照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在太和殿面见皇帝，进行殿试，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进士。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这时身居北京的张东荪正热心撰写政论性文章，闻讯立即南下参加了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担任内务部秘书。1912年，南北议和，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随之北迁，张东荪却没有参加政府，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办报议政。这与他对当时社会、国情的认识尤其是对现实政治的体察有关，三个月的从政经历滋生了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认为国家此时急需有人在政治理论方面加以指导，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并不在做具体行政工作即“干政治”，而是监督政府启发民智，即“评政治”。他认为“干政治”与“评政治”是不同的，“前者作政论是为了政治的，后者却只是对于政治发言而并不去干”，又说“殊不知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尽是干政治的人才，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有些人责备批评者，以为是说风凉话，自己上台亦未必干得好，这些都是最不通的议论。即在外国，如萧伯纳何尝不作政论，但人民并不要求他去干；到过中国来的罗素亦喜欢谈政治改革问题，但亦没有人责备他为何不参加实际上政治活动。”以萧伯纳、罗素这些西方大哲作参照，立意要做政论家的张东荪决心“言其所信”，他说：“若只限于评政治而不去干，则当然应该言其所信（不赞成暴政就反对，不赞成流血就批评，用不着取巧）。有无左右夹攻，在所不计，即被夹攻，亦当甘之如饴。”
在近现代史上，张东荪扮演着多面角色：学者，报人，政论家。作为学者，他被研究者称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作为报人，参与创办《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办了《解放与改造》等多种时政刊物。在张东荪等人的努力下，“学灯副刊”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作为政论家，在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语境下，他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他一方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词抨击，另一方面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一方面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又说什么“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一方面认为“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另一方面又对两个派别都表示失望，寄希望于“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好像下决心要两边都不讨好似的。虽然张东荪一度下决心要舍弃政治致力文化运动，但跟近现代史上那些富有救世激情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始终无法和政治绝缘，始终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为抵制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他和张君劢组建了国家社会党，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训政，还政于民。抗战爆发，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张东荪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狱中曾以自杀表示决不屈服之态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一直关注着中国命运的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著述；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与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但张东荪自己并没有撤离北平。
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一起关在第16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中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又在日本留过学，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
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的书信透露的信息是，日本人想请张东荪做教育部长、北京市长。然而，张东荪以各种借口拒绝了，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共产党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张东荪回答：“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
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未遂，并与看守厮打。1942年6月18日，张东荪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纸“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平均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
抗战胜利后，张东荪和张君劢以国社党领袖的身份，代表民盟出席政协会议，针对时局提出中国急需的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在内战打响、政协决议根本无从实施的情况下，国民党仍然决定按期召开国民大会。
国民党的国大理所当然遭到中共抵制，一些中间党派是否参加便成为一大焦点，国民党对各党派负责人极力游说，作为民盟和民社党（国社党此时已更名为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的张东荪顶住了压力，而和张东荪相交多年的民社党党魁张君劢却决定率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并派员向张东荪游说，张东荪没有退让。
国共和谈破裂，张东荪仍然幻想以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立场，调和国共冲突，使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蒋介石、宋子文曾专门宴请张东荪，劝其参加政府，张说，“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参加和谈的身份”，蒋非常生气，据张本人回忆，“蒋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狗”。
内战全面爆发让张东荪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国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和当时许多知识精英一样，他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又异于苏联的“第三条道路”。1946年5月，他在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讲演中将自己的主张公之于众，并随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其要点有三：一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制度，建立“中间性的政制”；二是改变国共两大党性质，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之路；三是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张东荪的讲演与文章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反响和共鸣，在当时舆论界掀起了走“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潮。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党组织找到张东荪，希望这样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能够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张东荪不辱使命，他在和傅作义会晤的过程中帮助傅将军下定了和平解放北京城的决心。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张东荪后来也认为，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张东荪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参加了筹备会；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张东荪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9月30日，张东荪与周恩来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张东荪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这一年元月下旬，张东荪与费孝通等人到西柏坡拜会了毛泽东，会谈中毛泽东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这次谈话让张东荪的情绪一度低沉，但并未使他改弦更张，特别是他坚持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
张东荪在1968年1月被“逮捕”的时候，已经82岁。他被抓走以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他在监狱中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7年以后，1975年才被释放。
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和他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张宗炳是长子。老二张宗燧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老三张宗颖学社会学，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
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批斗”后一起自杀。
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二儿子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中自杀。
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安部门发现，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劳改农场”一呆就是16年。
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1966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多年。
自新中国成立后，张东荪自己死在监狱，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象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这个悲惨的境地。张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说中往往说出所有的恐怖的细节，那些细节都出于虚构；对张家人来说，可怕的细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却从未被记录下来。文革中的罪恶，最真实的也是最可怕的细节，往往被隐瞒了，或者被掩盖了。后人只是从这些词语：逮捕（不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秘密监狱（“秦城”），秘密关押，“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精神失常，自杀，“劳动教养”，以“反革命罪”判刑，来了解这种恐怖的程度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连细节都没有机会说出来的恐怖，才是更加深重的恐怖！
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在恐怖小说里，制造恐怖的是一个或者几个坏人，是一种个人的行动，一般属于私仇。在张家的遭遇中，对每一个个人的死来说，虽然有私仇的因素，但是使这一大家那么多人共同遭遇所遭遇的，只能是疯狂的“文革”，包括文革的目标和手段，以及文革得以产生的土壤和制度。
张东荪当初本可以随国民党政府南迁，然而张东荪对新中国满怀希望。早在抗战前后，张东荪就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参加了劝说傅作义和平投降的进程，事后又被毛泽东称赞“北平和平解放，张东荪第一功”，作为劳苦功高的民盟重要成员，张东荪反而期待在新中国大有作为。
随后而来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张东荪口服心不服，旧知识分子的救国存亡之心至死未变。所谓”美国特务案“就是这种赤诚之心的结果。从忧国忧民精神和知识分子见识上讲，张东荪是无可挑剔的。从抗战前后一直到1949年初这一段时间，张东荪游走于国、共、汪伪之间，一方面是三方对于中间派知识分子的宽容政策和拉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张东荪的影响力和他的政治主张所致。
自从张东荪去了西柏坡以后，才开始变得失望、消极。按理说，张东荪此时仍然可以选择离开，或去台湾，或去香港，或去美国，但张东荪还是留在了当时的北平，并在联合政府中担任要职，这或许就是知识分子的软肋。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本性，让张东荪渴望从美国那边寻找挽救中国的力量和办法，另一方面张东荪错判了新中国，因而他的悲剧和噩运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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