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和君产城发展事业部业务合伙人 翟战平
从城市化的视角看，公共卫生事件总是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紧密交织在一起，并互相影响。就中国而言，发生在城市化发展每一个重要节点上的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都深刻的影响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走向和轨迹。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高速度城市化向高质量城市化（即深度城市化）转型的重要关口，新冠疫情必将深刻改变中国深度城市化阶段的空间形态、产业结构及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发展走向。
1、城市化平台是国家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载体，其发展质量，揭示着国家现代化治理的综合水平。
初级城市化阶段，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的第一步，治理的主要焦点在中心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治理能力，解决的是城市内部的服务管理问题。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中心城市规模扩张，治理的焦点开始切换到以中心城市为主导的都市圈治理能力和水平上，解决的是城市圈对人口、产业的规模吸纳能力。
当下进入到深度城市化阶段，中心城市规模扩张几近边界，开始推向城市群的有机疏散与聚合，治理的重心开始到城市群的人口、产业、公共服务设施的均衡配置上，简单讲，就是人、产、城的协同与匹配成为关键。
此次疫情中表现出来的产业功能区建设水平、城市群综合协同与治理能力、公共服务资源的调配与均衡配置能力，都将决定之后中国的深度城市化阶段的产业、城市和经济的发展走向。目前种种迹象表明，快速城市化阶段的产城平台的治理能力，已经不能适应深度城市化发展阶段的需要了，需要进行深层次的转型，才能真正应对未来深度城市化时代的种种挑战。
2、新冠疫情影响下的深度城市化三大发展走向：
空间形态走向“葡萄串”、产业形态走向“功能区”、城市治理走向“智慧型”。
就深度城市化阶段的产城发展演进规律看，空间形态上将会走向都市圈功能协调的葡萄串结构，产业形态将从强调产业规模走向产业辐射聚合能力为主导的高端功能形态转换，城市治理向大数据为基础的智慧城市转型。
而新冠疫情对于以上三大方面的发展走向，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空间形态上，新冠疫情暴露出原有摊大饼、单纯强调城市规模集聚的形态，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深度城市化的发展需求了，
势必将推动多心多核、功能相对更加均衡的葡萄串形态转型。
在产业形态上，此次疫情暴露出原有产业链组织方式的脆弱性，从用工方式到产业组合方式都有着致命的弱点。
要能够适应产业高级化和高水平的管理协调，就势必将走向产业功能和城市功能协调的产业功能区的建设。当前，成都正在推动的“一个产业功能区就是一个城市社区”、杭州在推动的数字经济聚集区的建设，都是这方面的尝试。
在城市治理方面，包括医疗、教育等在内的城市公共服务，借助“城市大脑”、“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手段，
势必会向智慧化、均衡化方面大大加速。
3、九省通衢的武汉，如能变挑战为动力，将为中国深度城市化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三镇一城”、“九省通衢”的武汉，既是这次疫情的重灾区，也是中国深度城市化的典型代表。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经过此次新冠疫情的洗礼，如能集全国之力，探索出适应深度城市化阶段的城市群治理模式，为中国深度城市化的产城平台建设探索出新模式，将极大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