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古称豫章（汉）和洪都（唐），是历史名城，处于江西省的核心地带。
南昌的地理位置可以搬用《滕王阁序》的描述：“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
南昌赣水滕王阁
襟三江而带五湖中的三江是指“松江、娄江、东江”或“荆江、松江、浙江”，也可泛指长江中下游的江河；五湖可解释为“菱湖、游湖、莫湖、贡湖、胥湖”或“太湖、鄱阳湖、青草湖、丹阳湖、洞庭湖”，也可以看作南方大湖的总称。简单说，就是南方江河大地理。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说的是江西有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朱熹、陆九渊、辛弃疾、汤显祖等大文豪，一波接一波。在中国诸多省会城市中，南昌在历史上的存在感略弱下，但是在红色时代却迅速变强。
现代意义上的南昌是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源地、中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和光电产业基地，世界级的光伏产业基地。南昌制造了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第一批海防导弹、第一辆摩托车、拖拉机，是重要的制造中心。南昌区位优势独特，在新时代成为京港台高铁、沪深高速铁路、沪昆高铁、沪广高速铁路、福银高铁等线路交汇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之一。
毫无疑问，南昌是历史名城。
所谓历史名城，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那一带发生过很多有名的战争，诸如陈友谅和朱元璋对决，王阳明平叛，湘军与太平天国争锋。
最有名的要数八一南昌起义，红军诞生，天地变色。
如果说武汉是红色基因篇的终结，那么南昌就是革命史诗的开篇。
从南昌起义算起，中国共产党前后奋斗二十二年，最终赢得了中国大陆的统治权。
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意味着红军诞生，成为中共历史上标志性节点。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三个关键点：1921年建党，1927年建军，1949年建国。
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中，七个元帅和南昌起义关系密切，分别是贺龙、刘伯承、朱德、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林彪。只有彭德怀、徐向前、罗荣桓与此无直接关联。
十大将军中，有四位直接来自南昌起义，分别是陈赓、粟裕、张云逸、许光达。算上起义南下收编的黄克诚，和去南昌未成的罗瑞卿，一共六个。
南昌起义中，将帅之外的军事人物还包括周恩来、李立三、叶挺、彭湃、恽代英、谭平山，中共元老中还有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陶铸等人，阵容可谓空前，超级豪华。此后历次的军事行动，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强大的阵容。在关系国共双方命运的东北战场，共产党列出的名单已经足够强大，但和南昌起义的名单对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为了诠释南昌起义的重要性，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南昌起义走出来的朱德日后在各个机关都是总司令。起义前，朱德是南昌公安局局长和国民党第三军官教导团团长。他在南昌起义时任第九军副军长，手下有几百号人。能成为红军之父，是因为起义失败之后，别的大领导转移了，朱德收拾了残部，保留了革命火种。所谓革命火种，就是后来的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等数不清的军官。如果没有朱德，像林彪、粟裕这些人，要么“浪子回头”发一个脱党声明，要么为革命牺牲。
陈毅在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职位不高，而且还没赶上当天的起义，后来才追上去的。陈毅的功劳在于帮助朱德收拾旧部。这为日后在南方游击战拉旧部提供了经验。“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信心也是从那会儿开始的。
南昌起义时的刘伯承有“川军名将”的大名，但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因为有名将头衔，他赢得了委员会参谋长一职，也就是红军参谋长的前身。此后的中共历任参谋长，都是才华惊艳之人。两位黄埔教官——聂荣臻和叶剑英，八月一日那天均不在南昌。起义发动前，叶剑英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利用与张发奎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人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马上约了叶挺、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四人到甘棠湖划船。正是在小船上，叶挺、贺龙得知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最终下了起义的决心。叶剑英参与策划南昌起义，通过秘密方式帮助过贺龙和叶挺。聂荣臻是第二天随他的学生周士第一起赶往南昌的。
林彪在南昌起义时任叶挺独立团（二十四师）连长。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三十八年后，林彪在给罗瑞卿找罪名时还酸溜溜地说，“罗瑞卿大跟别人、大捧别人，我们威望不够，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
几位大将的贡献力量就更微弱了。当时名气最大的数陈赓，头顶“黄埔三杰”之一的光环，东征救过蒋介石，甚是威风。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二营营长，比林彪职位高一点而已，并无决定性贡献。张云逸和许光达属于更小的军官，而且许光达是后来赶上去的，又因伤掉了队。至于后来纵横天下的粟裕同志，当时也就是一个警卫班班长而已。
南昌起义之后，他们的人生以极高的节奏向巅峰迈进。
南昌起义的核心人物应该有三位——周恩来、贺龙、叶挺。
周恩来是组织者，贺龙和叶挺则是直接指挥的骨干力量，因为他们手中有枪。
根据刘伯承的报告，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有贺龙（十二军军长）领导的第二十军共六千五百人，叶挺领导的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是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五千五百人、十师五千人（师长蔡廷锴）、二十五师五千人（师长周士第），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官教导团与南昌公安局警察队五百多人。
南昌起义的旗号还是国民革命军。当时贺龙为十二军军长，叶挺为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长。级别上，贺龙高于叶挺。人数上，贺龙多于叶挺。所以贺龙是总指挥，叶挺是前敌指挥兼十一军军长。另外叶挺当时的身份是共产党员，属于自家人；贺龙还是党外人士，赔了身家性命帮助共产党打天下，因此需要一个头衔。
南昌起义总指挥是贺龙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履历之一，堪比第二方面军旗帜。当时，贺龙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周恩来起草南昌起义的命令后，不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而以贺龙的名义发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实力决定一切。还原一下历史场景，不难发现，贺龙对南昌起义的贡献是决定性的。
中国共产党有两位贵人——南昌起义中的贺龙和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没有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作用，国共如何去抗日也是未知数，因为张学良以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帮了共产党一个忙。同样的事发生在南昌起义中，国民党高级将领贺龙担任起义总指挥。只不过后来贺龙加入了共产党，而张学良则一直留在国民党中。后人评价贺龙的选择，认为是信仰所在、理所当然，评价张学良则多从民族大义出发。
一个党外人士掌控着指挥共产党的军事大权，在中共历史上非常罕见。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周恩来搞的起义通令并不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而是以贺龙的名义发出，即威武的红军诞生时，打响第一枪的实际领导人和号召者是一个党外人士！
这大概是南昌起义最有趣的地方了。
为啥是一个外人任总指挥呢？南昌起义是共产党的第一枪。之前东征或者北伐，共产党都是寄生于国民党内部，配合国军打仗。共产党自己没有打过仗，军事上还没有多少号召力。国共分裂之后，国民党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党员属于被抓捕对象。
当时贺龙的江湖地位非常高，名头非常响亮，黑白通吃。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在准备南昌起义时，给中央写的报告承认：“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龙为神人，故当时唯有利用贺之主张及言论为宣传之资料”。
贺龙能当上总指挥，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实力。起义不是请客吃饭，关键是看大兵听谁的话。论名头，刘伯承有“川军名将”之称，贺龙一辈子也没和“名将”扯上关系；论文采，郭沫若、陈毅甩贺龙好几条街；论地位，周恩来、李立三等人那是中共顶层人物，而贺龙只是个党外人士。看看参加起义的其他人吧。郭沫若、陶铸等人可以忽略。文人嘛，在战争年代还不如一个百夫长。周恩来、李立三在共产党内的地位虽然很高，手中却没有一兵一卒，全靠一张嘴去拉别人入伙。李立三搞文斗是一把好手，搞武斗却没戏。
尽管如此，南昌起义的灵魂人物还是周恩来。要理解周恩来的重要性，需要分析一下南昌起义的人物图谱。
在南昌起义的领导层中，叶剑英和聂荣臻是黄埔教官，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助手。但他们两人当时手中无人，并非核心人物。陈毅是半路赶上的。贺龙、叶挺、刘伯承、朱德四个人之中，贺龙是国民党军长，叶挺是从孙中山身边起来的，刘伯承和朱德均出身于旧军队，彼此当过朋友和敌人。也就是说，他们四个原本风马牛不相及，是周恩来把他们黏合在了一起。
朱德就不用说了，打了一辈子仗，累了，想加入共产党而不得，于是跑到欧洲，最后还是周恩来帮助他了却了心愿。朱德对周恩来一直是支持的。两人关系不是一般的好。
刘伯承和朱德是老乡。朱德早期在滇军干，刘伯承在川军，当初军阀混战，两人还曾在战场上交手。刘伯承所在的川军把朱德所在的滇军赶出了四川。
刘伯承
想当初，刘伯承为了国民革命弄瞎了眼，差点丧命，不可谓不拼命，虽然打出了“川军名将”的头衔，却是越打越乱。刘伯承和朱德一样，也是厌倦了无休止的混战。一九二六年，刘伯承决定再做一次人生抉择——加入共产党，这样朱德和刘伯承这对老冤家终于聚首。
刘伯承入党不久，在广州遇见比他年轻六岁的周恩来。共产党当时没有军队，只有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和蒋介石一起工作，参与过军事行动。从那之后，刘伯承成为周恩来的助手。刘伯承对周恩来非常敬佩，周恩来对刘伯承也相当尊重，解放后，总是亲切地称刘伯承为“刘老”（不是“老刘”哦）。
中共决定发动南昌起义时，组织前敌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构，周恩来担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看看这几个人，基本上都是搞文斗的，没有军事经验。即便是周恩来，也只是协助过蒋介石东征。周恩来认为事关重大，必须找一个能力出众的人来参赞军机，于是他想到了刘伯承。当时在共产党内，只有刘伯承有“名将”头衔。刘伯承成为了参谋长，姑且算是红军一系列参谋长的源头。在刘伯承之后，参谋长位置上有过一系列响亮的名字，如聂荣臻、叶剑英、彭德怀、粟裕等等。
南昌起义的另一位核心骨干是叶挺，他和周恩来的关系同样非同一般。
叶挺
叶挺，生于1896年，广东客家人，农民出身，在村子里念过几年书。近代历史上的广东历来动荡不安。从康有为和梁启超开始，就很不和谐。特别是经过孙中山一系列折腾，那简直是东风西风交错吹。从辛亥革命开始，叶挺就进入了军校，从广东陆军小学升到湖北陆军预备学校，最后从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军校毕业，走到孙中山身边。参加了一系列战争之后，二十岁的叶挺成为孙中山身边的警卫营营长。陈炯明叛乱之际，叶挺率卫队拼死抵抗，掩护孙中山和宋庆龄脱险，为孙中山所器重。国共合作之后，叶挺被派往莫斯科学习考察，并且加入了共产党。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政策逐渐右转，叶挺却还留在左边。
正因如此，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培养红军力量的时候，就和叶挺有了密切合作。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周恩来组织了一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此周恩来找到叶挺。那支队伍就是共产党军队的雏形，副队长周士第在日后八一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相当重要。朱德带上了井冈山的人马，主要就是周士第带去的人。周士第日后跟组织脱节，所以最后只有上将军衔，如果当时周士第和朱德一起上井冈山，日后极有可能是个大将，甚至可能成为元帅。
蒋介石在1926年拉拢周恩来未果，开始北伐。周恩来却单独约见叶挺两次，促膝长谈，随后又在叶挺家召开连以上党员会议。那是共产党唯一的力量，当然要紧紧抓在手里。叶挺带的那支队伍成为第四军独立团，任开路先锋，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攻克定泗桥，血战贺胜桥，挺进武汉，赢得铁军美誉，叶挺本人也赢得“北伐名将”之美称。当时叶挺和周恩来的关系是知己。
南昌起义之前，叶挺从军人角度看，不乐观。但既然国共已经撕破脸皮，自己又在共产党这边，就没得选择了。所以当周恩来找到他时，他表示：坚决执行党的决定！
当时的叶挺对刘伯承和朱德并不熟悉。刘伯承熬死很多脑细胞之后把作战方案起草完毕，拿给周恩来看。周恩来又拿给贺龙和叶挺看。叶挺看过之后，不发表任何意见，把原件直接退回去。刘伯承很纳闷，心想自己这个方案已经很周详了呀，叶挺啥意思？
刘伯承去询问周恩来，周恩来听罢哈哈大笑：“这就是叶挺嘛！他不做声，就是同意；如果他有意见，就会跳起来和你争论的。这是叶挺的风格”。
南昌起义，实际上是几个过去或未来名将的第一次合作，他们彼此之间并不了解。放眼共产党内，只有周恩来能把他们串联起来。如果说联合党内同志难度不算大，那么对待贺龙，则是谋略家周恩来的绝妙手笔。
朱德和刘伯承是对长期军阀混战感到厌倦的，贺龙也是一样，但是贺龙的情况又有很大不同。因为1927年的朱德和刘伯承手中没有几个人，混得一般，但贺龙当时已经是军长，手中有人有枪，吃香喝辣，啥都不缺。周恩来是如何找到贺龙的呢？
当初彭德怀也是旧军队成员，很迷茫，后来他碰见黄埔四期的段德昌，视为知音，加入了共产党。贺龙也一样，他遇见了另一个人，黄埔二期毕业的周逸群。
周逸群生于1896年，和贺龙同年，贵州人。周家为富裕之家，家境殷实，所以周逸群受的教育相当不错。周逸群本人聪明好学，成绩不错，后去日本留学。那年头凡是去日本留学的年轻人，日后基本上都去革命了。周逸群也一样，回国后又是写文章，又是办报刊，小有名气，但是效果不大。于是他去了黄埔军校，在那里结识了鼎鼎大名的周恩来主任。周逸群有点像黄埔一期的蒋先云，能说会写，相当活跃。周恩来对他很看好。
周恩来写的入党誓词，大致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理：
硝烟弥漫中华，有斑斑血泪，遍体鳞伤；
军阀横行，列强争乱，九州魔怪猖狂。
近日宏愿酬，一生交给党，斗志昂扬；
愿为工农革命，洒热血一腔。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工作之一就是播种：把倾向于共产党的毕业生分出去，一部分分到叶挺独立团，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队伍；另一部分分到各地军阀队伍，借以改造军阀组织，宣传共产党的理念。把这项工作干得最成功的就是周逸群。
1926年北伐，周逸群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队长，随军到长沙，在第九军第一师工作，担任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国民党进行北伐，一开始只有七个军。蒋系人马为第一军，桂系为第七军。后来唐生智反戈一击，成为第八军。第九军则是原来吴佩孚手下于学忠的人马，后投降蒋介石，之后又北上投靠张作霖，归了东北军。贺龙原本是自己拉队伍的，1925年的时候贺龙想自己北伐，但没闹出多大动静，于是通电归湘。1926年时，贺龙为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北伐前夕，他的队伍被编入第九军第一师。
那么周逸群帮贺龙做了啥，以至于让贺龙倾向于共产党呢？要知道，贺龙十六七岁就出道了，江湖经验极为丰富，要忽悠他是很不容易的。首先，周逸群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干革命抛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贺龙是一个血性之人，为干革命失去了不少亲人。两人比较有共同话题。
贺龙出道虽早，打打杀杀的事没少搞，但终究还是军阀那一套，没啥前途。周逸群告诉贺龙，队伍不是这么搞的。那得怎么搞呢？周逸群告诉贺龙，要加强组织纪律，聚拢军心。操作方式为，从下层提拔军官，或者招收年轻学生进行训练。这样既可以排除兵油子，又可以增加领导班子的稳定性。如此一套下来，贺龙认为非常有成效。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周逸群对贺龙宣传一整套共产党的理论主张相当有诱惑力。眼前有苏联做实例，相当于理论联系实际，说服工作相当有成效。贺龙原本就是两把菜刀起家，胆大包天，认准的事就会去干，因此贺龙对周逸群就更为信赖了。
1927年，第九军远走前夕，贺龙脱离了第九军，将手下人马改编为独立师，又因为队伍表现得很不错，后来被扩展为第二十军。如此证明共产党的一套思想和做法是相当有成效的。蒋介石清党前夕，已经在军中清洗左派力量。当时右派军人要行刺贺龙，但计划被粉碎。蒋介石清党之后，军队选择站队，绝大多数军方将领选择跟着国民党。在周逸群的影响下，贺龙躲入武汉英租界，避开了说客。
周恩来策划南昌起义时，贺龙的第二十军是骨干力量。7月28日，南昌起义三天前，在周逸群的陪伴下，周恩来去见了贺龙。那是两人第一次相见。
周恩来和贺龙谈了很多，谈了共产党的理想，谈了实现理想的方式。贺龙也是见多识广之人，能看出周恩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其他人一样，他对周恩来表示很信服。但站在功利角度上看，所谓理想只是画饼充饥，得来点实在的才行。周恩来给贺龙开出的条件相当诱人——让贺龙担任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相当于把最高军权交给他。不仅如此，起义通电也以贺龙的名义传达，这意味着领袖职责。一句话，能给的都给了。
从周恩来的角度看，这么做一点也不亏。虽然理论上给了贺龙很多。但实际上是，贺龙的一个军跟着共产党走了，这股力量相当于把共产党整体实力扩充了一倍。即使日后起义失败，贺龙孤身潜入湘西，还是带出了整个红二方面军。要不是夏曦杀人太狠，红二方面军实力将更强大。
——看到了吧，如此高超的手腕，除了周恩来，还有谁能玩得出？九年之后，周恩来又用类似的手段说服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得初到陕北的共产党得到喘息之机和立锥之地。
有谁能把互不相识的刘伯承和叶挺黏合起来搞起义？又有谁能把不是共产党人的贺龙拉入起义队伍中来？只有周恩来。
一场起义，最难莫过于打响第一枪。
对于一个此前没有组织过武装起义，没有自己武装力量的政党，打响第一枪尤其难。所有这些难题，都压在指挥者身上。
南昌起义纪念馆位于南昌市中山路和胜利路交叉处的洗马池，是一座灰色五层大楼，原为“江西大旅行社”。贺龙领导的起义部队到达南昌后，包下了这个旅社，然后在喜庆厅召开会议，
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南昌起义总指挥部。
8月1日凌晨2点，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枪声打响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那一天的枪声，意味着中共对国民党开始反击，意味着原本不追求枪杆子的中共开始追求直接的枪杆子，意味着中共开始走向成熟。
从更广层面上讲，军政原本一体。没有枪杆子的政党是不完整的政党，不仅没有统治权，还可能沦为被杀戮的对象。8月1日就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纪念日，名副其实的建军节。某种意义上说，红军的源头就在南昌起义纪念馆。
去南昌起义纪念馆，本质上是军旅寻根。
南昌起义时的贺龙二十军指挥部旧址位于子固路85号，院内有两幢楼房，一幢是二十军军部办公室；另一幢是贺龙的办公室兼卧室，以及刘伯承、恽代英等人的住房。
7月30日下午和31日傍晚，贺龙在这里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和军部军人大会，宣布跟随共产党参加起义的决定，并部署战斗任务。起义开始后，贺龙、刘伯承就在指挥部前的台阶上，直接指挥部队攻打隔街相距不到200米的敌军指挥部。
南昌起义时代的贺龙还不是中共党员。那是共产党最艰难的岁月，党员从最高峰的六万多人降到低谷中的一万多人。很多人被捕牺牲，还有很多人选择明哲保身而脱党。贺龙压上全部身家性命跟着共产党走，除了信仰使然之外，别无解释。
一个伟大的组织要成就一番伟大事业，必须要有伟大的感召力。那种内在的感召力是一个组织的灵魂。中共和贺龙之间的关系，就是伟大组织和伟大个体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军指挥部旧址，体现的正是一个伟大组织在关键时刻展现出来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南昌城高升巷11号（今友竹路7号）院，是军阀张勋1915年所建造的私人公馆，内有两栋砖木结构楼房和一栋平房。其风格为仿西洋式和中国古建筑相结合的三栋楼房。1927年南昌起义时，起义军在此与第三军军长王钧的警卫部队展开激战，歼敌一个连。
如今，那座房子里留下的精神内核是不屈。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留守南方的部队要面对优势敌人的围剿，处境极为艰难。他们虽然没有经历长征重重磨难与艰险，但面对的磨难与艰险一点不比长征队伍少。陈毅曾写诗描述过那段艰难岁月：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他们有无数机会放弃，但为了心中的理想，他们没有放弃。很多人牺牲了，也有人承受不住压力被淘汰，但整个队伍最终经受住了考验，等来了转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留守南方八省的红军走出深山老林。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驻扎于此，完成了组建新四军的艰巨任务，踏上抗日征途，成为华中抗日的中流砥柱。
新四军军部旧址实质上是一种为了理想大业而舍身忘我的不屈象征。军部离开南昌开赴抗日前线之后，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从东书院街移驻张勋公馆，与留在南昌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坚持工作，直到1939年3月26日南昌沦陷前夕。
南昌，开启了革命史诗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