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2016）将人均国民收入（GNI）介于1026美元至12475美元的国家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总人口的71%和贫困人口的73%，其增长与发展关系全球福祉。然而，相关研究显示，中等收入期的增长波动、停滞甚或下降具有一定普遍性，对比这一时期增长绩效不同国家的发展经验，能够为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和突破提供参考。
本文通过对比研究巴西和韩国，试图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出口—增长”联动的视角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文章后续部分内容为：第一部分对比巴韩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路径差异；第二部分分析两国经济增长稳定性不同的原因；第三部分说明低增长出现的结构性原因；第四部分提出启示和建议。
一、巴西和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两极案例
近代以来，巴西和韩国都经历了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模式的转变，两国发展轨迹在短暂交集后出现分化。巴西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早启动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在经历20世纪60、70年代期间经济快速增长的“巴西奇迹”后，率先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韩国的现代化起步晚，直至60年代末期时经济总量还远低于巴西。1967年，两国经济差距达到峰值，巴西是韩国人均GNI的2.2倍。此后，两国差距逐步缩小，自80年代起，韩国的人均GNI开始超越巴西，并逐步达到高收入水平，而巴西则危机不断，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
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将“中等收入陷阱”做出了相对与绝对标准的划分，巴西和韩国在两重标准下都成为跨越这一发展陷阱的两极案例。就绝对标准而言，世界银行认为长期停滞中等收入区间即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图1描述了1962-2015年期间两国人均GNI的演变，从中可见，巴西在20世纪70年代末前后步入上中等收入区间，但此后始终未能迈过高收入门槛；韩国则在1980年前后升至上中等收入阶段，在1995年进入了高收入阶段。
就相对标准而言，世界银行将中等收入区间定为美国收入的1/8~1/2。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认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最终会发展趋同。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赶超”停滞。图1显示了两国人均GNI相对值的变化，可以看到，巴西经济增长先扬后抑，人均GNI相对值在1975年突破0.125（美国收入的1/8）之后，始终在0.23下波动，未能达到高收入标准，对美国的“赶超”陷入停顿甚至回退状态。韩国的人均GNI相对值呈现总体上升趋势，1979年超过0.125，2014年之后超过0.5（美国收入的1/2），“赶超”相对延续，从而成为严格标准下的高收入国家。
现有研究显示，中等收入状态的延续时间与人均GNI的增长速度和稳定性相关。增长率差异是造成巴韩两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两极表现的直接原因。对比两国的人均GNI增长率，可以看到，虽然其人均GNI增长率均有波动，但巴西多次出现负增长且波动程度远超韩国。尤其是80年代之后，巴西的增长速度大幅减缓且波动加大。以两国人均GNI相同的1981年为起点，彼时高收入门槛值是两国人均收入的7倍，在10年、20年和30年内突破中等收入期应达到的必要增长率如表1所示。此后的30年间，韩国每十年的人均GNI年均增长率依次为13.1%、7.1%和4.8%，为较快跨越中等收入期创造了条件；巴西每十年的人均GNI年均增长率则依次为-0.34%、0.84%和3.1%，低于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必要增长率。
综上，巴西和韩国过去50多年间的发展历程对比显示，中等收入时期的增长质量是决定这一阶段延续时间的关键因素。由于增长率无法达到跨越中等收入所需的必要水平且频繁大幅波动，巴西长期深陷这一发展阶段；相反，正是由于保持了相对高质量的增长，韩国得以在发展中经济体中脱颖而出，较早地进入高收入阶段。
二、增长差异分析
巴西和韩国的增长质量差异突出体现在1981年之后。在这一时期，两国均主动或被动地实施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出口在两国经济被赋予的重要意义，其数量和质量的分化，是解释两国增长绩效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出口数量
出口数量以出口额及其占GDP的相对比重衡量。图2显示了两国出口演变情况，可以看到，1981年以来，韩国出口额大体保持增长趋势，在GDP中所占比重始终大于20%，出口发挥了应有的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与之相比，巴西的出口在经历80年代的波动之后，90年代大体保持了正向增长。但是，巴西出口占GDP的比重在峰值年份（2004年）也仅为16.5%，这意味着其经济的外向型特色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数量引擎效用不足。
（二）出口质量
出口质量通过出口复杂度指标来衡量。出口复杂度可以反映一国出口结构，一国出口品复杂度越高，则该出口品的技术水平越高。Hausmann等 （2007）、Amiti和Freund （2010）、Jarreau和Poncet （2012）、Mishra、Lundstrom和Anand （2012）等所做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出口商品和服务的总量的高低，而在于其出口的商品和服务的复杂程度，出口复杂度高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长更快。鉴于巴西和韩国出口规模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本文采取 Hausmann等（2005）构造的出口复杂度指数（EXPY）。
为了规避债务危机特殊时期的影响，本文选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出口情况进行比较。两国出口复杂度指数如图3所示，可以看到，两国再一次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趋势：韩国的出口复杂度逐年稳步上升；而巴西则处于一个震荡状态，在2000年达到峰值后，由于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对出口结构的反向激励，其出口复杂度随后开始下降，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冲击，也未能扭转其出口复杂度持续下跌的趋势。
进一步地，本文考察两国人均GDP和出口复杂度之间的相关性。表2总结了相关性系数情况。能够看到，1990年以来，两国相关性（均显著）情况完全相反。韩国的人均GDP和出口复杂度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73，表明其经济增长与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密切相关。巴西的人均GDP和出口复杂度则呈负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426。这表明，在出口复杂度处于上升期的90年代，巴西并未因出口技术含量的上升而出现高质量的增长，反而在初级产品出口比例上升的21世纪，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调。
对比出口数量和质量在两国经济增长中作用，可以发现，韩国相对高质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源自外向型发展模式下出口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出口数量积累和质量提升都为其突破中等收入阶段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与之相比，巴西的“不良”增长也恰反映了其出口向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的失灵：出口数量未能达到外向型模式下应有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有限，而出口质量向经济增长加速的转换过程被切断。
三、出口传导机制差异分析
巴西和韩国在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差异使得两国出现不同成长路径。巴西存在传导机制的某种阻隔，影响了出口的效用发挥，也限制了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使得增长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被割裂，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和速度。这种阻隔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传导缺陷，无法为经济增长的质量改进提供必要的环境。
（一）“出口-产业-增长”传导机制对比
在本文考察期中，巴西和韩国的产业政策可以被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1962至1974年：巴西和韩国的出口均以低科技附加值的产品为主，但韩国已经开始酝酿其产业转型，巴西的产业结构却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
第二个时期为1974至1992年：两国均大力发展中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但韩国集中优势产业，巴西则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分散化地鼓励企业发展不同种类的中高科技产品。
第三个时期则是1992年至今：韩国的高科技产业转型完成，人均GDP超越巴西，并脱离中等收入陷阱，巴西的产业升级和改革没有完成，整体经济复杂性较之90年代反而下降。
巴西和韩国不同的产业政策效应产生两方面的直接影响。一方面是使得两国技术水平差距加大。以专利数量来衡量两国技术差距，据统计，从1984年起，韩国的专利数量开始超越巴西，并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则使得两国的经济结构出现分化。巴西在开放市场依据比较优势原则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进口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这样的贸易结构在客观上也促成了相对固态化的产业分布，使其在全球生产中经济收益水平相对较低，制造业规模扩张的同时，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却呈现整体下降趋势。与之不同，韩国则在国际竞争下，出现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较快成长。截至2015年，巴西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9.1%、35.6%（制造业为23.6%）和56.3%，而韩国则依次为12.7%、34.0%（制造业为24.5%）和53.3%。同期，巴西的制造业人均产值为586.3美元，仅为韩国（2265.3美元）的25.9%。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两国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很好地验证了出口复杂度、产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巴西和韩国的人均GDP和经济发展均处于相似水平。在随后的发展中，韩国结合国际竞争的需要，及时出台必要的产业政策，促使动态产业竞争优势持续扩大。通过不断提高产品复杂度、着力生产和出口科技导向型产品，出口成为韩国经济增长较为稳定的动力来源，最终促使其超越了以大宗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巴西，并脱离了中等收入陷阱。
就巴西而言，在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出口曾直接或间接促进其制造业成长。但在新型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由于缺乏恰当的产业政策纠偏，巴西制造业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向资源加工业和出口加工装配业倾斜，而封闭经济下因规模约束和竞争不足而相对脆弱的一些民族工业部门，因受到开放市场中的激烈全球竞争而被迫退出。上述两种合力使得巴西的工业布局发生变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去制造业化”，［1］在进口替代时期形成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遭到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巴西制造能力、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相对落后，出口复杂度不断下降，这影响了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出口扩张的数量边际受到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出口数量向经济增长的传导。同时，受自身产业结构约束，巴西国际分工地位相对固化，经济和产业升级受到制约，经济增长潜力有限。由此，巴西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增长的波动性增大，使得人均收入无法保持前期相对的稳定增长，“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二）“出口-增长”内生化传导机制对比
在经济机制运行顺畅的国家中，“出口—收入增加—消费增加—经济增长”这一传导会使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内生化，转为消费动力，促进经济及相关部门的发展。收入分配相对平均或偏重贫困人口时，社会边际消费倾向扩大，有助于此种“外需-内需”的传导。
巴西和韩国在起步阶段都存在两极化的收入分配结构，但社会政策的差异使得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不同的演变轨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开始改变“先增长后分配”政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分配秩序、促进教育均衡、支持农业发展等，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这使其基尼系数呈现总体下降趋势（在全球性危机年份有所反弹），始终低于0.4的警戒线，处于比较平均和比较合理的区间内。这使其在外向化发展模式下，出口与非出口部门、高收入与低收入部门之间保持着流动性，促使出口产生的收入带动作用能够较为顺畅地传导，促进经济增长。
巴西在殖民经济下就具有典型的两极化收入分配结构，初级产品出口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权势阶层对土地、自然资源和资本集中整合，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20世纪90年代，在巴西大体完成发展模式转型后，其分配差距持续扩大，［2］直至2003年后，情况才略有好转，但目前其基尼系数仍超出0.5。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巴西是拉美城市收入级差（即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最大的国家，收入最高和最低20%的人口的所得差异超过20倍。［3］在这种收入分配格局下，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出口带来的收入增长对内需的刺激效果有限，对经济增长也具有制约作用，不利于提高经济的抗外部风险能力。
（三）“出口-减贫”传导机制对比
在外向型经济模式下，贫困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制约作用。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购买力相对有限，无力形成有效内需，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发育，无法为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需求规模，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同时，大规模贫困人口对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使得社会平衡相对脆弱，难以为经济增长与发展提供稳定环境。在这些因素作用下，“出口—经济数量增长……经济质量改进—出口升级”出现断链，无法实现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
对比巴西和韩国，能够看到两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同样面临着不同的发展轨迹。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陆续建立生活保护制度、有功人员保护制度、灾害救护制度等三大公共救助制度和儿童、老人、残疾人、妇女、流浪者等五大社会福利体系，覆盖了大部分社会弱势群体，并且专门制定了相关法律，规定向弱势群体提供保障。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韩国的社会福利和外向型的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较好互动。
巴西相对集中的贸易结构下，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与福利改善仅局限于相关行业和地区，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情况。尽管从90年代中期开始，巴西政府推出一系列旨在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政策，削减贫困是这些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不过，由于经济增长的波动，90年代后的历次全球性或地区性经济危机都通过作用于经济总量，对巴西的减贫效果形成冲击，使其减贫绩效不稳定，增长与发展有所“脱钩”。
上述分析表明，在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下，韩国辅之以配套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补充了市场机制，而巴西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抑制了外需的溢出效应。在巴西模式下，外需在“挤出”内需资源配置的同时，无法通过顺畅的传导机制刺激内需的相应扩大。由此，出口对巴西经济增长的带动有限，内需和外需之间的传导断裂更是影响了其经济增长，这构成其80年代以来长期低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在《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一书中提及的“产品的机遇性”对拉美经济有着很大影响，当其与恰当的出口导向机制和经济政策融合默契时，经济成功；而当三大因素之间矛盾激化时，经济出现问题。巴西和韩国在进入现代化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再次验证了这一机理。可以看到，在相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出口与韩国经济形成了良性互动，形成了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促使其较快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然而，出口对巴西经济增长的“数量引擎”作用不足，“质量制擎”效应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述三大因素之间的不适应引发的。上述效应加之巴西的社会结构与政策体系，外需、内需和经济增长之间传导不良，就使得其出现了低增长与波动加大的复合结果，导致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长期胶着于固定区间，“中等收入陷阱”最终由偶然转为必然。
需要强调的是，在发展中世界，较快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韩国属于典型个例，而类似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当前，如何及早进入高收入阶段也是中国面临的首要目标之一。而本文对巴西和韩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经验与教训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启示。
启示一：出口与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形成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前提，实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撑，须对产业结构和出口技术含量不断升级。相较于韩国通过市场与政策有机结合确保产业动态升级的模式，巴西出口对初级产品始终有较高依赖度，导致出口对经济增长质量改进的不利影响。对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结合国内外资源和竞争环境的变化，对出口结构加以调整，降低商品的集中度，规避单一出口结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在条件允许时，更应该通过政策干预，打破初级产品出口的产销循环和利益链条，促进出口结构升级，提高出口的经济效益和效率。
启示二：在外向型发展模式下，为了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最大化出口对经济刺激作用的同时，应建立畅通的“外需-内需”传导机制，从而形成有效的经济联动增长。在开放经济中，外需与内需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二者之间存在有机关联。通过“收入-消费”效应将外需带来的经济增长转化为内生动力，将有助于扩大外需的积极影响，消除其外部风险有可能带来的弊端。
启示三：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不会自发解决结构性缺陷，应配合以适当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进行纠偏。在经济体系内，出口对经济形成直接推力，通过市场的自由配置就可以促进一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实现比较优势，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出口也将外部变动导入国内经济中，增强了国民经济对比较优势产品的依赖性，使得一国更易受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在社会体系内，出口是外生变量，通过传导机制对社会指标产生影响，只能对“发展”形成间接推力，不但无法直接消除或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反而有可能激化原有问题。
启示四：规避中等收入阶段矛盾激化，应当适时进行调整与转型。从韩国和巴西的增长实践可以看到，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初期，发展中国家经济仍然保持较高速的增长，但这一持续增长期有限。直至1981年才关闭的良性发展“窗口期”内，巴西并未及时进行换挡升级的适应性调整，而是在经济增长受到抑制后才被迫转型。转型延迟使巴西错过了70、80年代国际产业大转移带来的有利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经济发展开始落后于韩国，也一直未能从中等收入国家跃升至发达国家。而今，巴西又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出口和增长的不适应，应当结合国际市场环境，适时调整发展模式，以避免矛盾激化造成的经济损耗。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0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