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或许能够忘记杀父之仇，却绝对难忍夺财之恨。”
——马基雅维利
“我可以从容应对敌国的千军万马，却从不敢轻易对巴黎加税。”
——拿破仑.波拿巴
“亲爱的博士，您不必担心血洗冲锋队会让民众失控，在向他们加税之前，德国人民永远都是忠诚的。”
——1934年6月，希特勒安慰长刀之夜前的戈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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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理解群众政治本质的敏锐观察者，必然能够在历史上那些决定性的不同事件中看到似曾相识之处。
大清四川总督赵尔丰，在保路运动引发的叛乱中被曾经恭顺的暴民残忍虐杀
1789年，当威严的法王路易十六决定向他的人民加税时，恭顺的巴黎市民立刻变成了残忍的暴匪；1911年，当清政府决定将四川民众合股的川汉、粤汉铁路收为国有时，老实巴交的川民马上化作吞噬一切的叛贼；1917年，当圣彼得堡的妇女难以忍受面包涨价时，温良的民众逐渐演化为难以遏制的革命浪潮。在1956年的匈牙利、1991年的苏联，同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人民的本质是什么？是一头野兽，凶残蒙昧的野兽。——墨索里尼
一个冷酷的真理反复在执政者的耳边萦绕：永远不要明目张胆地侵犯民众看得见的利益，那是这头蒙昧凶兽的唯一逆鳞。
愈是理解“统治本质”的统治者，便愈谨遵这一戒律。拿破仑宁可让法国财政破产，也绝不敢轻易向他的国民加税；而按照海因茨·林格的说法，希特勒即便在战争最危急的关头，也要查看柏林的物价是否符合常理；蒋经国最关心台湾每天的米、菜、油价格；金正日宁可得罪中国，也没有胆量减损平壤市民的福利。这些威严堂皇政治家们谨慎的背后，不但是对民众这头凶兽发自内心的彻骨恐惧，更是对权力局限性的精准认知。
拿破仑和希特勒可以在任何重大事务上随心所欲，却绝不敢以看得见的手法拂逆民众的切身利益，这是因为他们深刻地认知到：普通大众对遥不可及的国家大事不感兴趣，更不会对错综复杂的政治理想心怀感伤，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也只敢于为自己的利益去拼命流血。
因此，高明的群众政治家，不但善于宣扬自己的理念，更善于将政治理念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捆绑在一起兜售。
从1923年的那次失败之中我深刻意识到，在德国人民觉得能够从我们的行动中获得足够回报之前，德国人民对民族的振兴是不感兴趣的。
-——阿道夫希特勒1931年在党内高层会议上阐述自身竞选理念
于是我们看到：在1917年的俄国暴乱中，列宁将布尔什维克理想描述成“免费分发面包”以驱动广大饥饿的市民；1932年的德国大选中，阿道夫希特勒把自己征服欧洲的宏大野心缩小为“食堂里的奶油面包”；在1946年的中国革命中，毛泽东将共产党人只属于城市工人的乌托邦，暂时修改为“均田分地”的农民愿望；1979伊朗伊斯兰革命之中，霍梅尼把古兰经里的神圣理念折冲为“真主子民的免费房屋”；2014年3.18太阳花之中，台湾绿营将国民党的服贸解释为对本土产业的冲击和毁灭；2016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所有竞选着眼点，都围绕着美国民众的工作和收入。
因此，一个现代政治家的真正精明，只可能建立在他对大众本质的彻骨认知之上。这种认知将使他比人民自身更理解人民的欲望、人民的恐惧、人民的贪婪、人民的梦想以及人民的残忍。在未能到达梦想的彼岸之前，他能够巧妙地藉此驱动群众的洪流去撕碎他的敌人；当胜利已成，他又能够藉此小心翼翼地讨好民众，谨慎地窥避民众的怒火，从而游刃有余地漫步在权力刀锋之上。
所有的一切，恰如意大利大独裁者墨索里尼所言：“人民的本质是什么？是一头野兽，凶残蒙昧的野兽。”而统治者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紧握自己的鞭子和糖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