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7月初，已经以养老院为家的学者钱理群出版新书《鲁迅与当代中国》。
7月8日，在北京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中，他就鲁迅思想与当代问题做了演讲。今年已79岁高龄的钱理群谈吐幽默亦饱含智慧，说起鲁迅，可侃侃而谈。
钱理群就鲁迅思想与当代问题做演讲。
《鲁迅与当代中国》汇集了钱理群散见于报刊，收在随笔集中的有关鲁迅的文字，且基本都为钱理群在2002年退休以后的作品，大多数是演讲稿和序言。此外，该书还编选了供不同年龄读者阅读的鲁迅作品读本，旨在将鲁迅思想转化为当代思想文化教育资源。命名为《鲁迅与当代中国》，即体现了作者将鲁迅思想写入当代语境的思想要义。
迄今为止，钱理群出版的研究鲁迅的专著与论文集已有十本，分别为《心灵的探寻》《话说周氏兄弟》《走进当代的鲁迅》《与鲁迅相遇》《鲁迅作品十五讲》《远行以后——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1936—2001）》《鲁迅九讲》《钱理群中学讲鲁迅》《活着的鲁迅》《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解析》。
《鲁迅与当代中国》共分为三辑，第一辑为“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第二辑为“鲁迅与当代青年的相遇”，第三辑为“重看历史中的鲁迅”。每一辑各有侧重。钱理群试图概括出不同时期持不同主张的鲁迅，如中国文化中“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可能性”的鲁迅，“具有原创性与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左翼鲁迅”和“东亚鲁迅”等。此外，通过与不同的人群谈论鲁迅，钱理群自觉地开拓一个当代中国人与鲁迅交流的广阔空间，并试图阐释鲁迅的当代接受。钱理群也将鲁迅复原到历史的语境与关系中，希望激发这个时代对于鲁迅的新的思考。
钱理群大半生从事鲁迅研究，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与社会持续关注，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与精神有着深度考察。
鲁迅和海婴
今天我们怎么说话？
演讲中，钱理群以关于鲁迅的三个故事作为开场。
第一个故事是“令人担忧的小白象”。鲁迅的妻子许广平生下孩子海婴后，夫妻俩商量给孩子起什么小名，鲁迅见到刚生下不久的海婴周体通红，便将他唤做“小红象”。鲁迅的老朋友林语堂曾给他取了绰号，他说鲁迅是头“另人担忧的白象”。许广平解释说，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象，大多是灰色；遇到一头白色的象，就显得“难能可贵”，同时，又让人感到“特别”：不放心，令人担忧。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鲁迅的文章《论“他妈的！”》。
文章中，鲁迅写：“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
钱理群说：“这个文章就可见鲁迅思维的特别之处，‘他妈的’本来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国骂，鲁迅却对其进行考证，从晋代的门阀制度导致的门第之见说起，写下品寒门出身的人曲线反抗，通过诅咒贵胄的妈，表达自己对于他们仰仗上一辈荫庇的反抗，且是一种卑劣的反抗。”
“从‘他妈的’这个国骂可以发现古代中国的等级制度和国民的弱点：即卑劣的反抗。”钱理群说。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鲁迅的文章《我要骗人》。
“很多人都认为鲁迅一定是说真话的人，这个文章他公开承认自己骗人，鲁迅也是有所讲有所不讲的，且在一定的情况下，还要骗人。那么我们该如何说话？”钱理群说。
“比如人家生了孩子，你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要死的。你说的是真话，可是会挨打，但是你又不愿意说类似于这孩子将来一定要升官发财的假话。这时候，你可以这样说：‘你瞧，这个孩子，他多么……哈哈哈’这样模棱两可的话。”钱理群说。
“但是，如果有非要让你表态的场合，你该怎么说话，我说了三个建议：第一，说真话本来是一个人的基本的道德，作为年轻人要尽量说真话；第二，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你就沉默，不表态就可以了；第三，如果不表态不行，你必须要说假话，说假话三个底线：第一你要分清是非，你要知道自己的表态是错的，你要知道真话是对的，假话是错的；第二你说假话是被迫的，不能是为了给自己谋私利而说假话；第三不能伤害第三者。”钱理群说。
《鲁迅与当代中国》
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
钱理群大半生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思想，7月8日的演讲中，他说：“中国是文字的游戏国，中国人擅长做戏。汉语的灵活性就造成其有很多言外之意，你不能只是做表浅的把握。”钱理群说。
鲁迅在《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中写：“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钱理群说，我们在后真相时代更加容易陷入困境，我们要有独立的思考与判断。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坚持和相信什么呢，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写：“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钱理群亦认为，中国的脊梁与前途不在“状元宰相”，而在底层：“看为中国前途而努力的底层，他们现在不光是不被注意，他们甚至是被抹杀的。我找到两个群体，一是第一线的中小学的教师，每个学校都有一两个为数不多的、但是坚持教育理想的真正的教育者。二是大学生中真正的志愿者，他们在行善举，在践行着理想。”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钱理群说：“我提出年轻人要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要幸福而合理地活着：既要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也要在个人发展和社会责任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要控制自己，运用智慧，慢而不息地活着。”
钱理群在书中所收的《在台湾讲鲁迅》一文中写到：“鲁迅对于民主、平等、自由、科学等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理念，采取极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意义，因为他们对东方专制主义是具有批判力的；另一方面也要提出批判，因为这些理念极端化，会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科学技术的奴隶、民主的奴隶，也就是从根本上会导致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压抑。”
钱理群在演讲中对这个观点展开了阐述，他说：“如果把科学作为宗教，陷入了唯科学主义就是危险的。这样的人生会陷入枯寂：缺少美感，缺少人类的情感。民主的一个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有可能导致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压迫。还有，自由绝对不是平均主义，为强调平等而把一切都削平是危险的。”
“从鲁迅和胡适的演讲的姿态和效果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很大的不同。胡适的演讲很有鼓动性，因为他目标明确，意志坚定，意气风发地指导学生路应该怎么走，学生听了也很激动，目光闪闪：跟着胡先生走就行了。鲁迅则不然，总是犹豫不决，讲完一个观点，又立刻进行质疑。比如他讲《娜拉走后怎样》，刚刚讲’经济权最要紧’，马上就说：‘可惜我不知道这权如何取得。’也就是说，他不是自己掌握了真理，有现成的路指引青年走，而是自己也是寻路者，一切都不明确，要每一个听众自己去想。”钱理群在其文章《对鲁迅与胡适的几点认知》中写道。
钱理群以鲁迅对于报恩和对于爱的看法来为佐证，他说：“鲁迅认为，孩子对于父母，其实就是他们性交的自然的生育过程，是生命的繁衍，并没有什么恩情可言。如果其背后隐含着一种：因为我生你，我就有权支配你的态度，那就把亲子关系变成权利关系了，而真正的爱是出于本性、天性的、超越利害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同样的，爱的纠葛，也会妨碍一个人独来独往，妨碍一个人做出独立的选择与价值判断。”
“鲁迅拒绝收编，同时也绝不收编我们。使我们成为独立思考的人，这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钱理群说。
本期编辑 彭炜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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