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美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美国人在开国元勋们的雄心鼓舞下尽情挥洒自己的活力。多样性是美国的优势所在,也写在了美国的国家格言——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中 。美国人拥抱变化与再创造,而他们也乐意认为这一点将美国与欧洲或亚洲国家区别开来。
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认为这种完美之说是洋洋自得的无稽之谈。他说,美国正在失去激情,美国人也渐渐安于停滞。在他的新书《自满阶级》(The Complacent Class)中,考恩表明,美国人搬家比以往更少,穿越州界的频次是1948年至1971年间平均频次的一半。他们持续做一份工作的时间更长了。美国的创业精神也陷入了困境。市场正变得越来越集中。新创立的公司更少了,许多创业公司为了增长而苦苦挣扎。即使在志得意满的技术行业,新公司创建和扩张的数量已在2000年达到了顶峰。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增长缓慢让美国变得更像欧洲和日本了。
从表面上看,美国人享有的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从音乐流媒体服务Spotify上提供的超过1400种音乐类型,动动手指就可挑挑拣拣的约会人选,到点一个按钮就可阅览的绝版书籍,消费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优越过。但是,能够选择完美的产品、居住地或伴侣也有其阴暗的一面。自由选择意味着人们从来没有像这么容易地与同类人结婚、聚居或把孩子送入同一所学校。在南部,白人占多数的学校在1988年时黑人学生的比例为44%,而2011年这一数字为23%——比1968年时还低。因收入造成的隔离在过去几十年里急剧上升。美国的精英们在餐桌上交谈时可能会歌颂多元化,但实际上美国人正在把自己封闭在志同道合者的小圈子里。
隔离会抑制增长、阻碍创新。贫穷的州以前还能够通过提供有前途的就业机会加之更便宜的住房来吸引优秀人才。但现在,没有人觉得路易斯安那能赶上硅谷。考恩说,过去几十年间,较贫穷的州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人们不期望它们能够赶上,这使得它们更难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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