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079 董成龙丨《史记》中的汉文帝立储

自从汉高祖确立汉承秦制的汉朝祖制，汉惠帝和吕后便以黄老之名无违祖制。吕后所考虑的不过是开朝君主去世后如何巩固政权，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眼光仍然局限在权力政争一隅，还没有动过导民以德的立教念头。汉惠帝发丧的时候，吕后哭而不哀（“太后哭，泣不下”），不过是因为畏惧当时的立朝权臣，害怕自己无法应对这些跟汉高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武将。至于陆贾，虽然为新朝写作《新语》，终究没能推动汉朝的立教事业。史迁记录他的行迹，有招安南越赵佗一事，仍然是立朝的余韵——完善国朝统治的空间秩序，却在立教改制的方面徒劳无功。汉高祖排定朝臣功次，萧何第一，是“功人”，其他众将只是“功狗”，然而在史迁看来“功”只不过是人臣之中的第三等，他认为古代的人臣可以分为五种层级，“用力曰功”，在此之上，“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显然是说在“立功”之上是“立德”和“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汉文帝即位（前180-前157在位），因为废诸吕而诱发改制的动议，“有司议欲定仪礼”；然而史迁所记，“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这岂不矛盾？不能由此真的以为汉文帝沿袭汉惠帝和吕后的喜好，用黄老无为之术而无违祖制。汉文帝位居人君，却行事简朴，要做天下人的表率，“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但老子的教导不是说“不敢为天下先”吗？史迁在评点汉文帝之前首先征引了孔子：“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一世即三十年，“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孔安国语）。史迁深情款款，记述汉朝到汉文帝时期已经立朝四十余年了（“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史记·孝文本纪》），“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史记·孝景本纪》），似乎对汉文帝颇有期许。如果汉文帝只是“无益于治”的君主，为何史迁要如此铺陈？要理解这一点，就要先理解他笔下汉文帝的整体思考究竟如何。

吕后专权，临朝称制，把持朝政，她去世后汉家朝臣面临如何安排接班人的历史—政制问题。诸位大臣暗自商量（“阴谋”），首先排除了所谓的汉惠帝之子，以为他们只不过是吕后随意找来的他人之子，都不是汉惠帝真正的儿子。这样一来，要确定接班人，就要重新回到第一代君主，依照与汉高祖的血缘来定。当时有资格继承大统的主要有三个人：因为吕后残暴，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只剩下淮南王刘长（前198-前174）与代王刘恒二人，另外一个有资格角逐君位的则是刘邦的长孙齐王刘襄（？-前179）。

然而，刚刚除掉吕氏的权臣们担心外戚干政之事再起，“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外戚干政，连汉高祖的儿子们都被杀的差不多了，这些开朝功臣岂会有好下场？重臣们商量，认为刘襄母家“恶人”，因此虽然他在诛吕一事上有功，却很快被排除在接班人选之外。接着，刘长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被排除。担心外戚干政固然成立，强君在上，恐怕亦非重臣所乐见——强君如何容得下重臣？

与此相反，代王刘恒的势单力薄反倒成了他最大的优势（《史记·吕太后本纪》）。重臣们经过商讨，决定拥立刘恒进京称帝（“上从代来”）；此次突召进京即位，大任加身，恐怕完全出乎刘恒的预想。作为新君主，刘恒入主中央，一方面要与历史做切割，以确立他的统治新秩序，从而告别汉高祖—吕后的立朝传统——《史记·孝文本纪》也是将“大臣共诛之（按：即吕氏宗亲）”和“谋召立代王”一起讲。另一方面，汉朝既然承周之弊，单纯依靠“政不出房户”，只能收束周秦之际兴起的法术之势，不能张扬缺失的文教，挽救周朝末年以来的世道衰微。刘恒的韬略恰恰就是他的柔软。接下来的一系列行为足见其并非以黄老无为而无违祖制，而是施行“阴谋修德”以倾祖制的法术，无为而无不为。

刘恒即位后，很快就有几件大事。即位三个月之后，因为“继嗣不明”（《史记·太史公自序》），相关部门的技术官员提议汉文帝早点确立太子，这显然是基于历史经验教训的考虑，不至于让后世君主再像汉文帝即位一般惊心动魄，否则，稍不留神就会破坏国朝安定。所谓“继嗣不明”就是指定接班人的政治原则尚未敲定，立储君不只是确立下一任君主是谁，还意味着确定国朝政治秩序中接班人的继承原则。汉惠帝继承汉高祖帝位，即位原则是父死子继，而表面上看，汉文帝即位却是兄终弟及，立朝三代，两次君位传递就出现了两种继承原则，那么汉家后世君主的继承到底怎么办，是依照父死子继还是兄终弟及？

于是，大臣两次向汉文帝提议立太子，汉文帝却两次谦让不允，直到大臣第三次提议才终于允许立太子。其中婉曲，需要细细品咂，汉文帝绝不仅仅是故作谦让姿态，更是在施展以两次谦让悄然否定两种接班人原则的韬略。

技术官员第一次提议立太子，汉文帝的答复是，应当“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自承他本人即位就已经是无德而有位的僭越之举了，如果再预先指定接班人，那就更是无德了，如何面对天下人？——所以干脆用禅让制吧，选贤与能。这一谦让表面上是推出禅让的继承原则，实际是等待技术官员探明君心，出面加以否定。

技术官员显然心知其意，于是第二次提议立太子时率先直言早立太子就是“不忘天下”，轻松抛弃禅让制。技术官员所说只此一句，太过简短，而汉文帝却回答很多，颇为反常，好似急不可耐：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史记·孝文本纪》）

汉文帝列举了楚王（叔父）、吴王（兄长）、淮南王（弟弟）这三个诸侯王，特意申说他们就是下一任君主的候选人啊！何况还有更多同族血亲，应当从这些人中筛选，然后推举，不必非得是自己的儿子。这个回答颇显奇怪，因为答非所问。官员所谏不过是早立太子，却未指明应该基于何种继承原则立太子，然而汉文帝却在推辞第一次提议时否定了禅让原则，又在推辞第二次提议时否定了父子相传以外的其他血缘继承原则（传于叔父、传于兄、传于弟、传于族人）。这则黄老韬略的故事在北魏重现，《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和王夫之（1619-1692）《读通鉴论·宋明帝》就指出，北魏献文帝拓跋弘（454-476）“好黄老浮屠之学”，其子年幼，因此想要让自己的叔父继承君位，群臣与宗室都不应允，方才被迫立子为帝，自立为太上皇，趁势请众臣辅佐幼帝。此一韬略，恰恰可以视作汉文帝之举的后世注脚。[1]

汉文帝谦让时特意申说不必非得立子，反倒恰恰只留给技术官员一种选择：必须立子的父子相继原则。

有了这一逆笔的明示，技术官员与汉文帝的第三次对话，就彻底逆转了第二次对话时的结构——这一次提议立太子时，技术官员所说甚多，是要把汉文帝留给他们的这个重大课题作一番论证：

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 （自殷、周以来的历史传统都是父死子继。技术官员的历史性论证颇有问题，诉诸并仰仗历史，便一定会面临依据哪一段历史的问题，因为历史并非一以贯之。下文也将涉及，汉文帝对于历史性的论证颇有怀疑，然而接纳某一论证，未必全然取决于它的理论自洽，还在于它的现实功能）

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