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一文，宣布恢复高考，在很多当事人的回忆中，知青们都不约而同地用杜甫的“漫卷诗书喜欲狂”来形容当时的心情。积压了十一年的历届学生一起走进考场，“老三届”（1966-1968年三届的初高中）的毕业生，很多已经年逾三十，早已娶妻生子，而与他们同场竞技的应届高中生只有十七八岁，兄弟、叔侄甚至父子同考的现象也并不稀奇。
在1977年的全国高考招生工作会议中，邓小平特别强调政审简化，他指出，招生要抓住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避免考生因家中亲属的“历史问题”而被牵连。然而“文革”十年的思维惯性，并没有因为一份文件、一次高考就改变，在政策执行中，仍有不少考生受到政审刁难，在教育部发布的《招生工作简报》中，就经常能看到一些成绩优异的考生，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或者母亲是“右派分子，与日特有联系”而被县里扣押材料。
文章最后指出，恢复高考最大的意义在于恢复了公平，让当初从学校走进工厂、下放乡间的年轻人，还有机会重返校园，接受教育，成为作家、科学家、领导干部，他们的命运确实因这次高考而改变。然而，1977年全国共有570万人参加高考，经过扩招，本科、大专共招收了27万新生，录取率为4.8%，是中国高考历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届。真正通过这次高考改变命运的人，还是极少数。但无论如何，1977年的高考终止了“文革”十年教育停滞的局面，是整个国家逐步走向正轨的标志。
《新京报书评周刊》的另一篇评论则指出，四十年前，人们以巨大的热情与憧憬拥抱高考的回归，40年后，高考几乎成为了应试教育的代名词。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的学生将高考视作他们一生唯一实现阶级流动的起跑线，而城市精英家长却已经提出了“赢在子宫里”的口号，面对代际资本累积和教育资源的巨大差异，高考的神话是否已经破灭？淡化高考压力，鼓吹高考不是人生成功的唯一通道，并将“高考工厂”斥为洗脑和异化，仿佛已经成为时下流行的政治正确。
曾经在高考中战绩辉煌的“超级中学”们，不仅成为人们猎奇、群嘲的对象，他们的升学率和奥赛成绩确实也在下滑。对于“超级中学”的没落，人们理所应当地将其归咎为教育和管理方式的落后与畸形，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些调查说明，黄冈中学升学率的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金牌教师在高薪聘请下纷纷流向周边的省会城市甚至外省名校，优质生源也相应流失，它曾经引以为傲的国际奥林匹克竞赛成绩，也因学校预算紧张、无法负担高昂的培训费和实验室的维护费而难以为继。经济发展和教育资源的整体失衡为“超级中学”的升学神话袪了魅。
一边是落后地区的“高考工厂”备受诟病，另一边是一线城市的教育“起跑线”不断提前，两者似乎构成了一种危险的共谋。在一篇名为《成都小区里的阶级斗争》的文章中，位于中产上层的精英父母们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口吻“劝说”位于中产下层的普通父母不要“期望太高、压力太大，去争取不属于你的东西”，“为国家培养下一代吃苦耐劳、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民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在巩固自身优势地位，不断提前“起跑线”的同时，他们还对想要封堵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然而他们有没有想过，当自己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为孩子从小铺就成功之路的时候，是否也被各类培训机构的花式营销所捕获，掉入了另一个神话的陷阱？
学者杨早则谈到了高考究竟是不是一个公平的制度的问题。杨早指出，任何选拔人才的制度，都有它内在的理路与逻辑，比如对“人才”的定义，选拔人才的目的，规则制定者的偏好，可操作性的难易，制度漏洞与寻租空间等等。比如“文革”期间实行的工农兵大学生，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但细究起来也有它的逻辑。它是一个激进的实验，旨在颠覆既有的知识权力与等级。而他选拔人才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服务，因此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出身、表现、对毛主席的忠诚度，都比智力和知识重要。因此，颂扬高考“公平”的，都是考上大学并改变命运的人，既得利益者口中的“公平”未必有说服力。
在杨早看来，不存在绝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时代也存在地域歧视，咸丰同治时期，广东的土家、客家考生就因科举名额分配不均而发生数次械斗，死伤数十万人。所谓的国家抡才大典，讲究的就是一种动态的妥协和平衡，南北矛盾突出时，就偏向北方一点，中原与边疆矛盾突出时，就照顾一下边疆，考试也是一种政治。相较之下，现行高考制度的问题反而在于它的僵化，它无法根据每年的政治需要和舆论生态调整“抡才”的尺度与份额，缺乏补偿和改进的空间（哪怕是象征性的），不公平感和绝望感就会越积越深。
因此，杨早认为高考只能算是“目前大多数人认为的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支持高考的人认为，如果各校自主招生，一定会滋生无数腐败；但这种一元的评价体系，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它将很多偏才怪才拒之门外，再比如阅卷老师、招生人员不会为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负责等等。然而如果想改革高考制度，需要先拥有教授治校的、去行政化的、宽进严出的大学。
英国大选剧情反转：梅姨和脱欧何去何从？
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英国大选结果尘埃落定，执政党保守党仅获得318席，而最大反对党工党则拿下261席，苏格兰民族党和自由民主党分获35席和12席，由于任何一个党派都未取得单独组阁所需的下院简单多数席位，“悬峙议会”（Hung Parliament）的局面再度出现。
《三联生活周刊》的评论梳理了这次英国大选的缘起和选战经过。文章指出，目前英国下院的议席分布和组阁情况是由2015年5月的大选确定的。当时保守党在650个席位中赢得330席，以微弱优势占据简单多数，获得了单独组阁权，最大反对党工党仅获得232席。去年6月，脱欧提案在全民公投中意外通过之后，时任首相兼保守党党魁卡梅伦引咎辞职，一些重要阁僚也被其继任者特蕾莎·梅解职，这使得保守党内部始终存在着一股紧张气氛。
梅想要稳固自己的权力，在不受其他党派牵制的情况下实现“硬脱欧”，就要扩大保守党在下院的议席优势，因此在4月19日，梅说服下院通过了提前举行大选的决议。宣布提前大选当天的民调显示，保守党相对于工党的领先优势高达21%，这一数据随后被证明与去年脱欧公投前的民调一样，存在严重偏差，这显然误导梅的竞选团队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甚至在5月中旬便迫不及待地公布了争议巨大的老年人社保改革计划。根据该计划，只要老人的全部资产估值超过10万英镑，就必须按照市场价支付看护费用，甚至在其身故之后，政府仍有权变卖其遗产来偿付未结清的尾款。这对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并且3/4的高龄人士拥有房产的英国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冲击。新政一经出台，就遭到了反对党和慈善机构的集体声讨，称其为“痴呆税”，保守党的民调优势直线下滑，到6月初已不足5%。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
5月22日，不堪重负的梅被迫撤销了这项推出还不足96小时的新政。此举非但没能挽回选情，反而是内阁成员和保守党议员们大失所望，认为首相抗压能力不足、态度摇摆，不是能够执掌“稳定而强有力”的新政府的合格领袖。而就在新政夭折11个小时后，曼彻斯特爆发了英国本土12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造成22人死亡。工党党魁科尔宾立即指，这正是从2010年起担任内政大臣的梅削减2万名警力的决定酿成的恶果，“一个政府如果只顾省钱，那它将无法保护民众”。
与保守党的竞选策略相比，工党在左翼党魁科尔宾的带领下，更关注年轻人和低收入人群的利益，进一步提到对高收入人群和企业的征税力度，承诺接受脱欧公投结果，但反对“硬脱欧”，希望保留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力图撬动脱欧支持者的基本盘，使之成为工党的基本盘，并最终在大选中多拿下了32个议席。
工党党魁科尔宾
学者殷之光则在为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撰写的评论中指出，无论是脱欧公投，还是2015和2017两次大选，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新自由主义与机会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选举是否能够发挥整合社会，动员、教育民众，联合精英和底层，并最终产生共识和社会公共议题的作用，已经成为问题。参与投票的选民中，有多少投给了对政党未来的期望，又有多少投给了对当前状况的不满，这不仅是2016年脱欧公投之后英国民众讨论的内容，也将会成为2017年大选之后，英国社会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