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新青年·播客004｜Simon Mahony：作为数字人文建设者、研究者与教育者

兴怡：“数字人文”与“数字学术”的区别是什么？

Simon： 我们从2004年起就一直使用“数字人文”这个名称，时间相当长。但如果现在要创办一个中心，我会称之为数字学术。就像辛辛那提大学数字学术中心[1]一样。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是在讨论 包容性 。如果你把某个东西称为“人文”，那么不从事“人文”工作的人就会认为，这（数字人文）不适合我。 这就是（我更希望称之为“数字学术”的）原因。

我是人文学科教育背景，当我在伦敦国王学院（KCL）执教时，我的同事也都是古典主义学者与中世纪学者。我们坚定地以人文为基础。但我们也与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密切合作，一起制定研究议程。当我在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文中心 (UCLDH) 担任主任时，副主任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专门从事图像处理和信号处理。我和他还有我认识的该领域的其他计算机科学家进行过多次交谈，他们表示非常喜欢与人文学者合作，因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问题更有趣。工程师通常习惯于处理高度结构化的数据，但我们（人文学者）给他们提供了文本、文学、艺术和图像，给了他们处理更有趣、更棘手的问题的机会。他们也喜欢解决难题。

我的讲义里经常会出现一句话： “提问而非回答” 。我受过古典学教育，所以我被教导要质疑一切。人文主义者喜欢提问，工程师喜欢解决问题。人文主义者和工程师可以很好地合作，我们（人文主义者）提出问题，他们（工程师）解决问题。

人们告诉你什么是数字人文，实际上他们是在向你说明他们理解的“数字人文”是什么。 而“数字学术”更具包容性。我在演讲中总会提到，一旦你说“这就是数字人文”，那么你同时也说明了“它不是什么”。就像你在创建一个封闭的盒子，把它（并不封闭而是包容的）放进去，这是我不想做的。我希望它 尽可能广泛，尽可能包罗万象，尽可能多样化和包容。

兴怡:“重塑与责任”是DH2024的主题，讨论有关于数字人文的资源管理和协作。当我阅读你关于“上海记忆”项目的文章时，我发现该项目网站已无法进入。你后来解释说这是网站后期维护的问题。

Simon： 是的。我当时正在上海旅行。我和创建该网站的研究项目主管 Keven 共进午餐，并向他解释了这个问题。我问他我应该向谁“投诉”这个问题？他说他会尝试在原始网站代码中设置重定向（这样点击论文里的原网站链接时可以自动跳转到现有的新网站链接）。

•https://scc.library.sh.cn/#/

•https://wkl.library.sh.cn

（“上海记忆”项目网站）

我也经历过类似的问题。当我在伦敦大学学院担任数字人文中心主任，他们将整个平台从旧平台迁移到新安装的 Drupal（文档管理联盟网站）上。我必须检查所有内容，确保新平台上的所有内容仍然存在。但他们只在顶层放了重定向，我让他们把重定向放在每一个页面上。所以任何收藏过此页面的人都可以找到新链接的入口。比如我个人的UCL 教授介绍页面的网址仍然保留着旧地址，当你点击它，它会正常工作并跳转到新地址。另一个问题是，上海图书馆（上海记忆项目）将所有内容都放在一个网站上，而之前它们是不同的网站。现在他们把所有这些不同的链接放在一起，确实需要设置重定向。这也是一个关于 管理 101[2]（管理 101：从雇用和解雇到传授新技能，管理策略基本指南） 的问题。

但不得不说，中文项目网站更容易消失。因为我认为这（指解决这种问题——重定向）不是普遍的做法。多年前我就告诉我的博士学生，如果他们要参考某个网页，就把那个网页放入互联网档案馆，然后引用该网页的互联网档案馆网址，因为网页可能会在作品完成后消失。例如许多中国学术会议征文通知和在线会议材料就消失得非常快。

兴怡：应该由谁负责数字人文项目的后期维护呢？

Simon： 这是一个关于 可持续性 的问题。自数字人文诞生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当我刚开始从事数字人文研究时，通常情况是需要向主要资金机构提交一份资助提案，也就是项目资金。资金将用于开发项目和开发资源，但这也意味着资金一旦用完（项目）就结束了。所以在那（资金用完）之后，也没有任何项目成员有义务将他们的自己的报酬用于弥补项目资金的缺漏，确保项目一切正常， 除非项目成员对此项目有着许多个人热爱，自发的为了项目的持续运行去做一些事。 当然除了资金问题，项目原有的开发者或者研究人员也需要另谋高就，所以 维护项目开发和可持续性的总成本会非常高。

我曾经在伦敦国王学院工作 ，当时叫计算与人文中心，现在是数字人文系，主要从事在线资源的开发和创作。当项目获得资助时，研究中心会提供终身（资金）保证，但其实所谓的终身保证只有五年。许多年过去了，那里仍有许多这样的项目在运行，但很多（超过五年的）项目也已经停止运作了。

兴怡:可以说资金是项目生命周期的关键吗？

S imon: 我没有真正参与过资金问题，因为我没有参与过大型项目的组织，我组织的所有项目都是小项目。项目资金主要来自研究机构内部，我走的是教学路线，不是研究路线，所以需要做项目提案，引入外部资金。但资金是有限的，需要聘请学生或博士后，聘请开发人员等等，还有支付许可证费用。现在还要支付出版费用，以便以开放获取的方式出版。但开放获取有另一个问题——需要支付 论文处理费 [3]。高级教授有这笔钱，但初级员工没有。

但直到我来到中国工作，和同事们交谈后，我才意识到他们必须向 CNKI 支付出版费用。但文章却不能公开。我觉得这太荒谬了。因为大学向 CNKI 支付订阅费，实际上支付了文章费用，但文章却没有公开，我不明白这种模式。在西方，我们一直在改变出版模式，让一切都公开。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举措，也就是你提到的 开放数据 。现在的资助机构也希望公布这些数据，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因为 其他人可以获取这些数据并将其用于他们的研究项目，以原研究人员可能没有想到的方式再利用这些数据。

我曾经在KCL（伦敦国王学院）教过数据库创建，在UCL（伦敦大学学院）教过XML编码。我总告诉我的学生：当你设计完一个项目，你想从你的数据库中检索一些东西，但这些数据中可能有一些其他人感兴趣的信息。所以如果你对所有这些东西进行编码，例如姓名、人物和地点。可能你只会对人名和日期感兴趣，但其他人可能对地理位置感兴趣。因此，如果你也标记了这一点，那么其他人就可以自行使用它。 通过开放数据，可以让数据供他人使用，更具吸引力，从而帮助它面向未来（研究）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朝着这个方向（开放数据）迈进，在西方，人们也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做法。

2023北京论坛现场

兴怡：您提到开放议程（Open Agenda）涵盖的内容远不止开放获取，不仅包括开放已发表的文章，还包括教育和教学材料、数据以及质量控制体系的各个方面。

Simon : 我们倾向于认为开放获取出版仅仅指的是免费的期刊论文，或者像UCL Press这样的书籍，但其实也包含教学材料。

从2011年起，我们在 UCL数字人文中心开发了 数字人文和开放教育资源项目（DHOER） [4]。正如我所说，我会确保我所有的教学材料都经过了 版权审查 ，并且是公开可用的。如果我在大学演讲，演讲结束后主办方要求我提供幻灯片，我会确保删除所有不属于我的内容，比如我从其他地方拍的别人的照片，或者没有引用的出版物等。当我将讲稿交给别人时，我会仔细检查这些信息，只留下我的文本、图片和任何有引用的公共领域内容，即任何有 知识共享许可 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