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国际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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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精粹 | 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进展【2020.5期】

国际城市规划 · 公众号 · · 2020-10-28 14:30

正文

考虑到手机端阅读的特点，我们特地邀请作者撰写了文章精华版，与全文一起推出，方便读者在较短时间内了解文章内容。对该主题感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阅读全文。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 —精华版——

由于城市环境对健康状态及生活方式影响的增强，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城市政策制定者开始探索城市规划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早期是将健康与城市环境联系在一起，旨在解决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欧洲工业城市发展产生的环境问题。然而，今天重新关注健康与城市规划关系的热潮，映射了不断累积的研究证据：环境与遗传特征及社会经济变量共同决定了人类的健康与福祉。在这种热潮下，人们不仅意识到差的环境品质，如噪声污染、空气污染、热岛效应等会对人的健康产生消极影响；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一些好的环境品质，如设计良好且利于步行、城市绿地均衡分布等会对人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在发达国家，大量的研究表明住在绿化水平高的居民，其心理、生理及社会健康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而且体力活动水平更高，更倾向于接近自然。随着自然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得到证实，各国政府及相关部门意识到自然环境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性，期望通过“增加绿地”“提高绿地服务质量”等相关政策引导，改善城市环境、促进公共健康（图1）。如2016年10月提出的《新城市议程》，尤其强调了创造、维持绿地的网络分布与连接对改善居民身体、心理健康、城市的宜居性以及加强城市应险能力的重要性。

图1 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背景

城市绿地的健康促进研究成果的积累，也使居民意识到提高与自然的接触、在绿地中进行体力活动及社会交往，可以缓解、改善因久坐的生活方式及长期的压力产生的亚健康问题。但快速城镇化与城市致密化发展，造成城市绿地在数量上不断减少，在空间格局上面临破碎化风险，导致其可达性和服务质量随之降低，居民对绿地的多样化需求也因城市绿地的分布不均及绿地服务不平等日渐凸显。

作为建成环境的绿色组成部分，城市绿地既是增强体力活动、缓解压力、促进社会交往等文化生态服务的重要催化剂，又是提高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局部气候等生态调节服务的重要载体。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暴露于自然、半自然环境中，均能产生一定的健康促进效益。因此，关注和重视城市绿地及其健康促进效益，对于保持和改善公共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在城市绿地规划中过于强调绿地总体空间形式，将景观、美学功能及生态价值作为规划的重点，导致对使用者真正的需求考虑不足，建成绿地未能有效发挥提高体力活动水平、缓解心理压力、促进社会交往等健康促进功能。此外，多样化的学科背景及其差异化的研究现状，使得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因切入点不同而呈碎片化发展态势。在“健康中国”与“健康城市”发展背景下，城市绿地如何规划和管理，成为间接改善公共健康的关键问题。因此，基于城市规划视角，梳理和述评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重新审视现有绿地规划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厘清当下研究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

然而，创造、优化具有健康促进功效的自然环境，并将其以更好的方式融入建成环境，需明确：哪些健康结果最有可能受到绿地的影响，哪些绿地特征影响居民的绿地使用，哪些接触途径对使用者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以及从根本上说，健康与绿地之间具体存在怎样的关系，绿地如何影响健康及健康促进行为等问题。因此，本文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述评：第一，城市绿地对居民可产生哪些健康效益？第二，城市绿地哪些特征影响其健康功效的发挥？第三，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产生促进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概括而言，根据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所采用的健康结果衡量指标，绿地的健康促进效果主要包括促进心理健康、生理健康、社会健康及总体健康四个方面（图2）。目前，相较于绿地产生的社会效益，研究更多地关注接触绿地能够产生的生理健康及心理健康效益。相关研究多属于横断面研究，缺乏纵向追踪，无法得出绿地在时间维度上对健康的促进效果，且普遍采用调查问卷、采访等方式获取相对主观的健康指标数据，这可能会因“霍桑效应”等原因，导致数据产生偏差。

图2 城市绿地产生的健康促进效益

经梳理，上述健康促进效益的发挥，受绿地的可获得性、可达性、自身特征三个维度的因素影响，与居民的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及其所处的建成环境特征的调节。多数研究主要分析绿地的量化指标，尤其是绿地可达性对健康的影响，而对于绿地的质量、管理等自身特征对健康的影响则关注相对较少。此外，大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是绿地与健康效益之间的正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所以不同影响因素对健康结果的解释力度以及各指标发挥健康促进作用的阈值范围均未得到充分探索。

虽然各学者已立足于本学科研究视角，基于本学科研究范式，对二者关系进行探讨与分析，但大部分研究并未涉及绿地的完整作用路径，即仅聚焦于绿地作用机制的部分环节，而且绿地健康效益的发挥具体涉及哪些机制，以及哪条途径起主要作用等问题仍不明确。而从指导我国规划实践的角度来看，相较于绿地的可获得性或绿量的供给，城市绿地的可达性及绿地质量、维护管理状况等自身特征指标，尤其是绿地的质量等定性指标，目前并未在我国的城市绿地建设中得到应有的重视，更多强调的是绿地的生态调节服务。

综上所述，基于城市规划视角，论文从分析绿地自身特征对绿地使用及居民健康的影响、验证国外已发现的具有健康促进效益的绿地特征在中国的适用情况等7个方面提出未来可进一步开展、深化的研究方向。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 —全文——

【摘要】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城市居民亚健康问题日益突出，而大量的研究表明城市绿地具有健康促进功能。因此，近年来有关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的研究成为健康城市领域研究的热点。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包括绿地的健康促进效益、影响健康效益发挥的因素以及绿地促进健康的作用机制三个方面。基于此，文章对当前有关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述评。研究进展表明：影响城市绿地健康效益发挥的直接因素包括城市绿地的可获得性、可达性和绿地的自身特征，其作用机制包括文化生态服务、生态调节服务和生态支持服务。同时，健康效益受到相关调节因素的影响。总体来看，目前大部分研究并未涉及绿地产生健康效益的完整作用路径，在研究中涉及的指标选取、数据获取、分析方法和研究单元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有待于采用多源新数据和新的分析技术予以解决。最后，文章提出了有关城市绿地与健康关系的七个方面问题，在城市规划领域需要进行深入而务实的研究。

快速城镇化与城市致密化发展，一方面引起了环境污染、汽车依赖的生活方式等问题，进而使得人类疾病谱发生改变，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肥胖等慢性疾病已经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病因；另一方面，此种城镇化发展模式还造成城市绿地在数量上不断受到挤压，在空间格局上面临破碎化的风险，导致其可达性与服务质量随之降低。然而，城市绿地（尤其是公共绿地）作为建成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证明具有改善社会经济条件差的女性的妊娠结果，减少心血管及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减少健康不平等状况，促进体力活动，缓解压力，降低患肥胖症风险，提高总体健康状况（general health），改善社会关系等促进身体、心理和社会健康的效益，并能够引导居民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此外，接触自然能够对人类产生长期健康效益，儿童时期与自然有亲密接触或者经常使用公园等绿色空间，成年后更倾向于产生“亲环境行为”。因此，国内外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通过改善绿地的可达性和可获得性、减少绿地服务不平等等方式来缓解公共健康问题的政策与文件。关注和重视接触自然产生的健康促进效益，对于保持和改善公共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些政策措施并未为城市建设提供具体引导。在健康城市发展背景下，城市绿地如何规划和管理，成为间接改善公共健康的关键问题。

以促进公共健康为目的的城市绿地规划成为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在中国，这项挑战更为严峻，因为在绿地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绿地规划过多地强调绿地总体空间形式（结构与布局），将景观/美学功能及生态价值作为规划的重点，对使用者真正的需求考虑不足。相应地，其制定的绿地指标仍围绕传统的如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维度展开，使得建成绿地未能有效发挥提高体力活动水平、缓解心理压力、促进社会交往等健康促进作用。此外，多样化的学科背景及其差异化的研究现状，使得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因切入点不同而呈碎片化发展态势，鲜有文章基于城市规划视角，对相关理论和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因此，对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进展的综述，不仅有助于重新审视现有绿地规划在健康导向的新时代背景下存在的问题与挑战，还有助于厘清当下研究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为未来此领域的研究提供参照。

目前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流行疾病学领域，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绿地能够产生的健康促进效益，且研究成果主要基于北美、欧洲的发达国家，对于产生这些效益的具体作用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流行病学研究已证明绿地某些测量指标（如可达性、质量）与健康效益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创造、优化具有健康促进功效的自然环境，并将其以更好的方式融入建成环境，需明确：哪些健康结果最有可能受到绿地的影响，哪些绿地特征影响居民的绿地使用，哪些接触途径对使用者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以及从根本上说，健康与绿地之间具体存在怎样的关系，绿地如何影响健康和健康促进行为等问题。研究表明，城市绿地通过影响居民的绿地使用，发挥着健康促进作用。其中，城市绿地对居民的健康作用途径因城市绿地特征、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及建成环境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并因此产生不同的健康促进效果。且居民通过使用绿地获得健康效益后，一方面，可能会影响其对绿地的需求及价值导向，从而对绿地使用产生新的影响；另一方面，规划师与决策者可基于绿地的使用情况和居民的反馈，重新调整、改善现有绿地特征，同样会对绿地使用产生新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述评：第一，城市绿地对居民可产生哪些健康效益？第二，城市绿地哪些特征影响其健康功效的发挥？第三，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产生促进作用的机制是什么？对这三个问题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梳理述评，不仅有助于从全貌把握哪些绿地指标对改善健康具有显著的贡献，为未来绿地系统规划中应该重点考虑的绿地指标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健康城市领域的理论探讨提供参考。

1 城市绿地的健康促进效益

研究表明，居民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暴露于自然、半自然环境中，均能产生一定健康促进效益。根据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所采用的健康结果衡量指标，绿地的健康促进效果主要包括促进心理健康、生理健康、社会健康和总体健康四个方面（表1）。其中，降低全因死亡率、延长寿命、提高总体健康感知（perceived general health）、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福祉等归为总体健康效益。

表1 城市绿地的健康促进效益

一直以来，绿地被认为是缓解压力、恢复注意力的理想场所，心理健康也因此成为绿地与健康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其中，大部分学者通过压力感知量表（PSS: Perceived Stress Scale）、自我评估（self-rated/reported）等方法对心理健康结果进行测量，但这些方法的主观性可能会引起数据偏差问题。为更好地衡量健康促进效益，部分研究通过唾液皮质醇、皮肤电导率等生物指标进行客观测量。分析方法上，除少数学者通过采用自然剂量效应模型，量化了绿地促进心理健康的因果关系外，大部分则属于相关性研究，但都基本证实了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相较于心理健康效益，绿地的生理健康促进功能在结论上呈现多样化。但这并不影响绿地促进生理健康的事实，因为不一致的研究结论，可能与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社会经济及周围建成环境等特征有关。虽然绿地具有产生多种生理健康促进效益的潜力，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地与超重和肥胖之间的关系上，这可能因为超重和肥胖既是目前主导的慢性疾病之一，又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重要病因。

对于绿地的社会健康效益，值得一提的是，建筑周围的绿地并不总是能降低犯罪率的发生。郭等在芝加哥市公寓大楼附近的犯罪率研究中，发现植被密度高的建筑周围犯罪率低，而特洛伊等在巴尔的摩的研究发现在犯罪率高于某一阈值的街区，靠近绿地的地方反而有较高的犯罪率，这表明在某些情况下，绿地又可被认为因视线阻碍，提高了犯罪率，绿化程度应该在一定阈值范围内产生积极影响。

涉及总体健康效益的研究，目前大部分采用自我报告（self-report）或自我评估（self-assessment/self-rated）的方式获取相关总体健康效益指标（马瓦达等通过队列研究[cohort study]证明了这种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衡量人的三维健康），虽表现出一定主观性，但研究结论具有相对一致性，即绿地能对居民的总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2 影响城市绿地健康效益发挥的因素

绿地作为供给侧，其自身特征，例如植被类型、尺度大小等对健康具有不同影响，但是，由于健康效果表现在利用绿地的人群身上，因此绿地与人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空间关系，也构成了影响城市绿地健康效益的重要因素，总体来说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可获得性与可达性。此外，即使在相同的绿地特征、绿地可获得性和绿地可达性条件下，处于不同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居环境中的不同人群所能获得的健康效益也会有所差异。因此，这种与人群自身条件和总体环境相关的因素被统称为潜在调节因素，而绿地自身特征、绿地可获得性和绿地可达性等影响居民绿地使用的因素被统称为直接影响因素。

2.1 绿地自身特征

绿地自身特征是针对单个绿地而言，主要指影响健康促进效益发挥的内部特征及属性，包括尺寸、构成要素、质量等多个方面。研究表明绿地的这些自身特征通过影响绿地使用，促进或抑制健康效益的发挥。如施皮普林等通过横断面研究发现居民室外体力活动与最近城市绿地的尺寸、步行/骑行路径、水体特征、照明、怡人的景色等有积极联系；而更有说服力的是布拉纳（Branas）、韦斯特（West）、维奇（Veitch）、科恩（Cohen）等采用准实验（quasi-experiment）和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的方法，证明绿化土地、定期维护、增加步行道/绿道等干预措施能够明显提高绿地使用频率和使用者体力活动水平。这可能因为绿地内的元素和设施对游客的偏好、活动和使用量产生影响，同时高质量的城市绿地能够优化居民的审美体验，促进其进行户外社交活动和体力活动。

目前大多数基于绿地自身特征对其健康效益发挥的研究，主要从绿地的构成要素、绿地的基本属性、绿地的质量以及绿地的管理/监督四个维度展开（表2）。其中，城市绿地的维护和干净度被认为是影响居民使用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因为不良的维护、脏乱差等问题，会降低绿地的安全感，从而减少或阻止绿地使用。提高现有绿地质量，被视为促进绿地效益发挥的一项重要措施，因为在不能提供更多公共绿地的情况下，提高绿地质量能够提高其吸引力，促进居民使用。但是相较于量化指标（主要指可达性、可获得性指标），目前对绿地自身特征这一维度的健康促进效益研究较少，这可能是因为绿地质量等自身特征并未在一些重要的政策文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

表2 健康导向下的绿地自身特征衡量指标

2.2 绿地可获得性

绿地可获得性是基于绿地供给与人群需求之间关系提出的一个概念，如目前国内绿地系统规划中常用的人均绿地面积，即是表征绿地可获得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虽然可获得性并不等于居民的实际绿地使用，但大量的研究已证实其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关联性，毕竟它是满足居民绿地使用需求的重要前提，也是绿地发挥生态调节功能的重要保证。可通过缓解热岛效应、改善空气质量等途径达到促进居民健康的效果。绿地的这种健康作用机制无需居民与绿地接触即可发挥健康促进效益。目前大多数学者在进行绿地可获得性与健康促进作用关系研究时，采用的指标及具体测量方法如表3所示，主要包括一定区域内（研究单元）的绿化水平及特定绿地密度/数量两大指标，每类指标可由不同方法进行衡量。

表3 健康导向下的绿地可获得性衡量指标

提高居住区绿化水平一直被认为是相对直接且低成本的促进公共健康的政策和干预，并且能够产生缓解气候和雨水径流控制等协同效益（co-benefits）。但在紧凑的城市环境中，城市（尤其是密集区）绿地的供给不足或缺乏，以及在高密度发展中城市绿地不断遭受侵蚀，使得保证城市绿地的可获得性成为目前建设健康城市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2.3 绿地可达性

绿地可获得性未考虑个体对绿地的实际可获得的机会与邻近度的具体情况，因此，单纯地考虑绿量指标，而不考虑可达性问题，可能会造成：在大尺度范围内（如城市尺度），平均每位居民的绿地供应量很高，但实际在小尺度范围内（如社区尺度），部分地区出现绿地供应不足现象。绿地的可达性，主要基于个体的绿地获得机会与使用可能性视角，将公平性问题纳入考量范围。如深圳市绿地系统规划中的“公园500m范围居住用地覆盖率”这一绿地可达性衡量指标，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绿地及人口分布不均导致的绿地供给不公平性问题。但这仅从空间（距离）上保证了居民有到达或接触绿地的机会，而公园的500m服务范围内人均绿地使用面积是否合理，同样影响绿地的实际使用。

目前在研究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时，流行疾病学领域，将城市绿地可达性作为研究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要素，认为其是衡量城市绿地效益发挥的重要指标。由表4可知，绿地可达性指标测量方法多样，既包括客观可达性测量，又有主观可达性感知，但所有测量方法都基于使用者视角。此外，可达性作为城市绿地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能提高居民室外体力活动水平，许多国家或地区已将提高城市绿地可达性纳入公共健康干预策略，如哥本哈根公共健康办公室早在2006年时，就已提出保证90%以上的居民的城市绿地可达距离在400m范围内。

表4 健康导向下的绿地可达性衡量指标

然而，城市绿地的分布及其可达性，一方面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如城市中心部分的绿地往往比靠近城市外围地区的绿地少；另一方面与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如低收入水平或社会地位较低的居民，通常居住在绿地覆盖率低的城市地区，导致其住区绿地的可达性较差。但如果通过提高贫困地区绿化水平的方式平衡绿地分布的非均衡性，可能存在另一个挑战，即绿地面积的增加可能会提高房屋价格上涨的风险，使其又转向更高收入水平的居民。因此，在紧凑型城市中，提供高可达性的城市绿地成为健康干预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居民渴望更加公平的绿地可达性。

2.4 潜在调节因素

绿地使用者作为需求侧，其年龄、性别、家庭收入、居住周围交通量等特征能够对绿地与健康效益之间的相关性产生潜在影响，这类因素统一称为潜在调节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某些调节因素，如工业用地布局、道路密度等特征本身就能影响居民的健康状态，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这些因素对绿地与健康关系的调节作用。这些调节因素可概括为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和建成环境特征三类。

大多数研究中涉及的人口统计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民族/种族、就业情况等；社会经济特征包括个体层面与地区层面两个维度；建成环境特征主要考虑了用地混合、社区安全、城镇化水平、交通流量、住房特征、居住密度等。个体和地区层面的社会经济特征、城市绿地周围的建成环境特征等因素都有可能改变个体使用绿地的方式，它们结合个体的性别、年龄、文化背景等人口统计特征以及偏好、价值导向，共同决定了城市绿地供给与所需服务的匹配度。换句话说，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及建成环境特征通过影响个人偏好（preference）、需求及价值导向等方面影响其对绿地的使用情况。正如段（Tuan）在《恋地情节》（ Topophilia ）一书中认为的那样：年龄、性别、职业和爱好等个体特征决定了其对环境的偏好，人们往往选择符合其生理与社会需求的环境。根据这一论点，不同人群因自身的特征及所处环境特征的差异性，导致对绿地的需求不同，继而影响绿地的使用及绿地健康效益的发挥，这也一定程度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学者在研究绿地的同一特征与健康的同一维度之间关系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3 城市绿地促进居民健康的作用机制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绿地的生态服务在绿地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联性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EA: Mille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将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生态供给服务（provisioning ecosystem services）、生态调节服务（regulating ecosystem services）、生态支持服务（supporting ecosystem services）和文化生态服务（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其中，生态供给服务是绿地为人类提供食物、燃料、淡水、药品和其他材料等功能；生态调节服务是绿地通过调节局部或全域气候、空气质量、媒介传播途径等方式改善人居环境的功能；生态支持服务是绿地提供生物多样性的功能；文化生态服务是绿地促进人类进行体力活动、社会交往或放松减压等各种活动的功能】，结合本文的研究核心主题（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联性），文章对绿地的健康作用机制归入文化生态服务、生态调节服务及生态支持服务这三种服务类型。其中，根据居民受益的方式又将绿地使用分为主动参与（直接使用绿地，如通过在绿地中运动而获益）与被动接受（间接使用绿地，如无需接触绿地就能享受绿地净化后的空）两种（图1）。

图1 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的潜在作用机制

3.1 基于文化生态服务途径的作用机制

3.1.1 提高体力活动水平

目前，不管是主观评估还是客观测量，大部分研究发现绿地与体力活动之间存在积极关联性，且在绿地中进行体力活动要比在其他地方进行活动更有助于身心健康，即使是很小的体力活动水平增加也会对公众健康产生显著的有益影响。相关学者认为这可能因为绿地通过为使用者提供体力活动机会而提高体力活动积极性，同时，绿化水平高的绿地可以延长使用者户外活动的时间，提高绿地使用频率，从而鼓励居民进行体力活动，形成健康生活方式。因此，许多研究致力于将体力活动作为研究绿地与健康促进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向。

3.1.2 缓解压力和恢复注意力

缓解压力和恢复注意力已被证实是城市绿地的健康促进的一种重要作用途径。其主要涉及两个理论，即心理进化理论和注意力恢复理论。其中，前者认为人们面对压力时，接触自然能快速产生积极反应，使消极想法被阻断，低落的情绪得到缓解，恢复积极的情绪和态度，这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无需后天的学习和积累；后者认为当人们长时间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时，容易导致神经中枢抑制机能使用过度，引起注意疲劳，但当人们处于自然环境时，状态放松，能够无意识地消除注意疲劳，减少导向性注意力的占有，继而恢复脑力和体力。因此，在城市地区接触绿地，一方面能远离压力源，使身心得到放松，另一方面绿地的自然元素能引起审美体验，使注意力得到转移，从而有助于居民缓解压力，改善精神状态，恢复心理健康。

3.1.3 促进社会交往

研究表明绿地与社会交往之间具有积极关联性，而社会交往及社会支持又能改善个体健康状态和社会健康状态。关于这一点，神经科学研究从侧面给予了一定解释：场所在神经元处理过程（neuronal processing）构成了人类健康的一项重要维度，即由社会和自然环境作用而形成的“场所感”（sense of place）和“场所认同感”（place identity）。换句话说，绿地通过提供活动机会，促进社会接触与交往，从而增强社区归属感，提高社区和谐度与凝聚力。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绿地如何增强社会交往，进而促进健康这样的作用机制的研究。

3.2 基于生态调节服务途径的作用机制

3.2.1 改善空气质量

乔木、灌木及其他植被可通过影响空气质量，降低空气污染物及PM 2.5 等的浓度，直接或间接地减少空气污染产生的急性和慢性负面健康效应（如过敏、哮喘、心血管疾病和过早死亡），从而促进人类健康。绿地的这一作用途径在控制空气污染诱发疾病的发病率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如维伦纽夫等发现绿化水平越高，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越低，空气污染的整治可以减少患缺血性心脏病及中风死亡率；王兰等发现绿地布局分散（一般更靠近污染源），肺癌患病率高，且绿地的最大斑块指数（具有较好的净化空气效果）与较低的肺癌患病率显著相关。

3.2.2 缓解热岛效应

由于人类体温调节的适应能力有限，过热容易使人患病，某些敏感人群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增加其慢性疾病恶化的风险。而城市中植被覆盖区不仅本身降温效果显著，对周围建筑环境的降温效果也比较明显。绿地通过发挥降温作用调节高温对居民健康状态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影响与高温相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故不少学者开始从炎热气候视角来关注绿地与健康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时候，在极端炎热的天气时，那些NDVI<0.23地区的死亡率高出4.7%，而那些NDVI>0.48地区的死亡率仅高出3.0%。

3.2.3 降低噪声污染

噪声污染被证明与人体健康存在负相关。而绿地的组成结构及类型对城市噪声产生影响，所以植被配置常被作为减少室外噪音污染的一种方式。研究表明，设计良好的城市绿地可以缓解噪音及对噪音的负面感知（因为植物能够影响人们的情绪处理，高估绿地的实际降噪功效），从而降低噪声污染。同时，绿地还能通过提供各种自然声音掩盖城市噪声，营造远离城市喧嚣的氛围。如在交通噪声环境中，添加喷泉声，能够降低噪声的响度感知；添加鸟鸣声，能够提高声景观的愉悦性和丰富性。因此，城市绿地可通过降低噪声污染/感知来改善居民健康状态。

3.3 基于生态支持服务途径的作用机制

对于绿地的生态支持服务，存在三个主要理论假说，即“亲生物假说”（biophilia hypothesis）【“亲生物假说”认为人类与其他物种、自然有内在的亲缘关系，因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人类的进化，因此人们更倾向于具有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环境，通过使用绿地等自然环境改善精神状态】、“生物多样性假说” 【“生物多样性假说”认为人类接触生物多样性，能够调节人体微生物群落的物种组成，从而改善免疫系统，因此，接触有益的环境微生物群落可降低过敏、哮喘及其他慢性炎症疾病的患病率】

期刊精粹 | 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进展【202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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