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的写作,内容来自乡土精神却是城市的
文|韩浩月
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的湖北襄阳人范雨素,以一篇刷屏文章《我是范雨素》一夜走红,媒体迅速聚焦她,并试图通过多样的报道与解读,来发现她以及她所代表的群体生存状态,以及某些社会问题。如同被举到阳光下的一粒水滴,范雨素的“晶莹”形象具备了放大性与穿透性。
身份特征与文学才能的结合,是造就范雨素走红的根本原因,两者缺一不可。但首先得拥有文学才能,《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主要由短句组成,在7000字的容量里,作者写到了母亲、哥哥、姐姐、自己、离婚的丈夫、孩子、房东、雇主等等,用简洁的笔触勾勒出了每个人物的命运,信息含量很大。这篇文章徐徐打开了一幅充满颠簸流离的家庭图景,代入感很强,容易引起共鸣。
在皮村“文学小组”的学习经历,让范雨素掌握了基本的文字表达能力。对真实故事的熟稔掌握和饱满情感的灌注,是作者写作的最大驱动力,因此范雨素的文章充满朴素的力量感。即便不动用虚构的手段,单凭这股真实、朴素的写作风格,并经过专业编辑的指导,范雨素也拥有了成为一名作家的实力。
范雨素的文章可以归类于“城市写作”行列,而不是想当然的“乡土写作”。乡土文学几乎已经灭绝,乡土写作更是难以为继。范雨素的写作视角是从城市人的角度出发的,很大程度上和每年春节都会被广泛传播的“返乡文章”类似。和城市人的接触,与老师们的交流,虽然没有改变范雨素的现实身份,但她已经不知不觉中拥有了城市精神。具有通透力的观察,不动声色的批判与反思,以及语言中的冷峻和幽默,都符合“城市写作”的特征。
发现范雨素的意义,不在于通过她被捧到公众面前的那些有关公平、正义等方面的宏大话题,这是她所不能承受之重,而在于如何让文学在今天能够慰藉更多人的灵魂,如同她所说的那样,“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在社会上就存在着满足人精神欲望的普遍功用,新世纪前后,被消费主义围困的文学,更多被当作一种商业工具来使用,去制造喧哗浮躁的娱乐。怎样才能让更多人像范雨素那样,把阅读与写作当成生活中愉悦自己、释放自我、体现价值的载体,才是人们应该重点去讨论的议题。
在接受采访时,范雨素也在试图消解迅速被贴到她身上的标签,“我是靠苦力吃饭的,不靠写文章谋生”。这是种本能的躲避,成名之后她最大的快乐或许是仍然可以像以前那样写作,不为外界所干扰,只遵从自己的内心。所以,以文学的名义关注范雨素,是对她的一种保护。拥有持续写作的能力,不丢失写作的快乐,范雨素就会永远是为她刷屏者喜欢的范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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