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阮庆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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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多福．伊薛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不管是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或单单去凝看他的文学作品，都一样引人。低调沉静的灵魂本质，熊熊烈火般的生命热度，与那时代年轻心灵共有的漂泊与自我放逐个性，交织出他既私己又开阔的独特文学与生命印记。
伊薛伍德是个冷静、也细腻扫看周遭世界的作家，作品几乎都带着半自传的色彩，与他的真实生命隐约层层交织，因此特别值得在作深入阅读前，先行掠看过他的一生。
出生于上层的英国中产家庭，幼时担任陆军军官的父亲四处迁移，后父亲战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岁时他进入公立预备学校，初识了尔后著名的诗人奥登（W. H. Auden），两人并在1925双双成年后重逢，结为文学与探索生命两条路径上的伙伴。
奥登与伊舍伍德，1937
奥登无疑是伊薛伍德生命初期的重要人物，两人以朋友、伴侣与文学共行者的关系轻松连结，并维持着久远的友谊。在整个烽火动荡的30年代，两人合作了三部剧本，同往柏林（当时威玛共和国的首都）欢乐共行、也铺陈了伊薛伍德的短暂定居（在那里写出驰名的早期作品《柏林故事》，并与一柏林男子发展了挚爱关系），乃至于1938年赴上海旅游，随后在英国加入二次大战前，携手迁往美国等共同经历。
1939年伊薛伍德定居南加州，以写作及教书为生，创作依旧不断，完成于1964年的《单身》，是最被称道的代表作品。1953年48岁的伊薛伍德，遇到了18岁（另说是16岁）的男子唐．巴卡迪（Don Bachardy），发展了出乎众人意料、30余年的终生伴侣关系，成就广为人知与称颂的恋情。他们面对当时对待同志文化依旧保守与封闭的社会，也克服几次因两人在年龄、阶级与背景差异而起的风暴，向世界展露互爱与互信的关系可能，对同志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
大卫·霍克尼绘伊薛伍德与巴卡迪，1968
小说《单身》描述伴侣刚车祸死去的男同志，孤寂而恍惚的一日生活。这位年近60名叫乔治的独居男子，有着些许伊薛伍德的身影投射，同样在大学教授文学，住在一个中产、保守、毫无善意的社区里，像玻璃缸里愤怒也寂寞的斗鱼，在日日对抗中逐渐乏力与失望。伊薛伍德描述晨起的乔治，见到蚂蚁袭上厨台，立刻以杀虫剂将之扑杀光。
然后意有所指想着：「生命体在万物之前摧毁生命体，而这些观众──锅子、平底锅、刀叉、瓶瓶罐罐──在演化王国里无足轻重。为什么？为什么？难道宇宙之中有个敌人──一个大暴君──诱使人类和大自然的朋友成为死对头，好让人类看不见大暴君的存在，好让人与万物同遭暴政荼毒？」
小说背景落在1962年的南加州，距离1969年同志运动分水岭的纽约「石墙事件」，还有一小段时间差，此时社会意识的压迫与歧视，自然依旧无所不在。小说描述乔治与不断来挑衅邻居孩童间的关系：
「乔治为自己对小孩大吼大叫的行径感到羞愧，因为他不是在做做样子，而是真的情绪失控，事后他觉得受辱，气得想吐。同时他也明了，邻居小孩其实希望他扮演怪兽的角色，而他的表现正中下怀。……他们对他毫不关心，只把他当成神话故事里的人物。」
但乔治一无所惧，依旧独自对抗这个庞然「注定毁灭的小世界」，一如伊薛伍德在现实里，70年代起积极扮演的同志平权代言人角色，无惧也无悔，因为「乔治说，怪兽种类何其多，他们独怕小小的我。」所以必须如此去对抗，因为「这世界促成了吉姆的死去。」
对于外在社会的愤怒与对抗，随之就转到学校的课堂，在这里乔治重拾自我尊严，以知识与风采赢得学生认同，虽然有时依旧觉得自己「在街头兜售五分钱一颗的真钻石」，略显感伤吁叹，但整体而言是怡然自重的。
上课时学生提问纳粹仇恨犹太人的事，乔治藉机讨论了仇恨与爱的关连：「你被人迫害的同时，你会痛恨自己的遭遇，你会恨主导这种遭遇的人，你会陷入仇恨的世界。就算碰到了爱，你也认不出来！你会怀疑爱的真实性！你会认为爱的背后另有居心──动机可议──可能暗藏诡计……」
电影《单身男子》剧照
敢于直接探讨同志的社会情境，是这部小说的关键主轴，也是赢得许多赞誉的原因。但回到小说艺术来看，伊薛伍德在处理这样庞大与沉重的议题时，懂得将幽默、哀伤与沉痛的情绪并置，宏观议论与私己生命交织，藉由细节的隐喻与象征，带出内在蕴藏的庞然絮语；客观描述时清淡优美也不失幽默，主体叙述者不作强势介入，仅时时以同情与怜悯作萦绕，读者既疏离远观、又温热贴里。
全书前段显得精心铺陈与昂然对抗，后段就格外流畅迷人了。下午先去医院探望重病中的女性友人（她曾与吉姆有过一段情），晚上去英籍女性老友家晚餐，分别探触了死亡与故乡（自我放逐）的话题，譬如在医院里：
「乔治已有好一阵子不捧花过来送她，也停止送礼了。现在他从病房外带进来的东西，再也不具任何意义，连他自己也一样。……然而，她的执着不显得自我中心；她的执着并不排斥乔治或任何想参一脚的人。这份执着的焦点是死，任何时间、任何年龄、有病无病的人都能依偎过来惺惺相惜。」
对乔治依旧情怀憧憬的英伦女性老友，晚餐后半醉时，说到故乡与自我放逐的关联：「女人就是这么单纯，非守着扎根的地方过活不可。我们是可以被移植到别的地方去，没错，不过一定要随着男人移植，而且条件是被男人移植以后，男人必须待在我们身边，陪我们枯萎（wither）──讲错了，应该是浇灌（water）我们──我是说，移植以后，不浇水的话，根芽会枯萎……」
乔治终于半醉离去，并逛入居家附近的空寂同志酒吧，忽然见到白日上课的某男学生独自在内，让他惊讶也欢喜，同时开启了本书的高潮与救赎可能。藉着酒精的协助，两人迅速开始愉悦的对谈，完全无视两人间的各样现实差异（一如现实里伊薛伍德与巴卡迪的状态）：
「乔治几乎能感受到对话的磁场环绕两人，激荡得两人炯炯生辉。……因为从肯尼内心散发出来的不仅仅是智识，也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假魅力。老少两人对坐着，面对着彼此微笑—远超过微笑的层面—绽放相知相惜的喜悦。」
一切现实的界定与评断皆退去，唯有两人间升华的默契闪亮着，是一种近乎乌托邦的心灵境界，令人艷羡与欢呼。忽然起意一起去海滩游泳，彷彿回到赤裸与纯静的原初状态：「急于接受净化仪式的乔治再向前蹒跚几步，张开双臂，以承接浪涛的冲刷洗礼。他把身心奉献给海潮，涤净思想、语言、情绪、欲望、身心、整段人生；一次又一次，他重出水面，每一次都变得更清洁、更自由、更少。」
单身者的一日生活，与海潮般的生命不断澎湃作对语。年轻男学生无疑就是此刻生命的救赎者，乔治在这样一日的终结时，悸动也忧心，但至少他明白明日是值得期盼的。
伊薛伍德的小说《单身》，让我想到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以及乔哀斯的《尤里西斯》，因都有着一种逝去家园者（旧文明？）的哀伤背影与身姿，只能在此刻的一片荒原里踯躅地独去，不愿流连回顾也不露出湿润泪框，仅是以略带揶揄、嘲讽、甚至愤怒的文字，即兴也无心地记录了一小段私己生活的破简残章，像是某种未明的预言或无情追悼文，故作恍惚无心、其实沉重有意，因为秩序与信仰正崩垮中。
因此，也可以想像，这本小说正延续着一个西方近世代极重要的创作主题，也就是自尼采与史宾格勒以降，对于西方文明（或说是人类整体文明）正没落中的昭告，以及在这集体失落状态里，对于孤独个体如何重建与救赎的苦痛思索。譬如，始终面目模糊的前情人，不但无预告的死去，还有如坠落的文明，亡魂般笼罩了乔治的日日不安与不幸，难以脱逃。而年轻男子新生命的忽然出现，恍似救赎者的可能再次降临，暗示一切不幸的终点，以及乐园重返的可能，也是一种强作乐观的结语？
不论如何，我们总是看到了一个诚实也赤裸的心灵，如何不断作着自我内在观视，又不断转目注视汪洋大世界，冷静也焦虑，期盼又哀伤。因此，伊薛伍德一如许多上个世纪的杰出作家，绝对算是个反英雄者与个人主义者，诸神远去、神明不再，幸福只如一片孤独的扁舟，一切都不在乎地踽踽独自漂前去……
我喜欢伊薛伍德，因为这小说让我反覆看见自己。
阮庆岳 | 作者
小说家，建筑史和。1957年生于屏东潮州，1980年淡江大学建筑系学士，1985年美国宾州大学建筑硕士。 1985至1992年间任职美国芝加哥、凤凰城建筑公司，1992年于台北成立建筑师事务所，现为华梵大学建筑系专任副教授。文学着作包括短篇小说集《纸天使》、《曾满足》、《哭泣哭泣城》与长篇小说《重见白桥》、《林秀子一家》，译有《繁花圣母》。其他着作包括有《出柜空间》、《阮庆岳四色书》、《以建筑为名》、《新人文建筑》、《十人》、《屋顶上的石斛兰：关于建筑与文化的对话》、《烟花不堪剪》等，2002年并于台北当代艺术馆策展两档展览，分别为《长安西路神话》与《黏菌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