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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荐语：
在当代政治波动加剧的背景下，一个根本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政权如何声明其统治的正当性？本文通过引入新型的专家编码指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国度、跨时代的全新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本文详细分析了绩效合法性、领导者个人合法性、理性-法律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四种主张如何在不同政体间发挥作用，为我们理解政权如何通过这些维度来维持其合法性提供了深入的视角。对于任何研究政治合法性、政权稳定性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这篇文章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持和实证数据。
如何声明统治的正当性？1900年至2019年政权合法性策略
摘
要:
各国政府通常会为其所管理的政权为何有权进行统治提供正当性理由，这些合法性主张是其统治方式的表达形式与塑造方式。在本文中，我们引入了1900年至2019年全球183个国家政权合法化战略（
RLS
）的新型专家编码指标。专家对政府以政府绩效、领导人
个人特质、理性-法律程序以及意识形态为依据来论证其统治正当性的程度进行了评估。此外，他们还对政权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分类。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展示该指标的概念基础，描述数据并对新指标进行收敛效度、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检验。我们的政权合法性指标在这三种验证测试中表现良好，特别是在结构效度的检验中，其探讨了民粹主义统治下关于领导力的普遍看法。
Marcus Tannenberg
,
哥德堡大学政治学系
Michael Bernhard, 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系
Johannes Gerschewski
,
WZB 柏林社会科学中心
Anna Lührmann
,
哥德堡大学政治学系
Christian von Soest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Tannenberg, Marcus, et al. "Claiming the right to rule: regime legitimation strategies from 1900 to 2019."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3.1 (2021): 77-94.
从左至右依次为本文作者
：
Marcus Tannenberg
, Michael Bernhard
, Johannes Gerschewski
,
Anna Lührmann,
Christian von Soest
各国政府通常会为其所管理的政权为何有权进行统治
提供正当性理由
。这些主张为谁拥有权力、如何行使权力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行使权力提供了
正式和非正式的合法化依据
，从而赋予统治者行使权力的权威，即作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不同的合法性主张对一个国家的运作方式有重要影响，同时也会影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性质。
在
民主统治
的文献中，合法性的建立和维持得到了广泛讨论并已成为一个成熟的主题。近年来对
威权主义
研究的理性主义转向，更多地关注制度因素及其物质和分配性后果，从而忽视了不同合法化策略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影响。尽管最近关于合法性，尤其是与威权政权以及民粹主义相关的研究有所增长，但我们仍然缺乏对政府如何提出不同的合法性主张以及这一统治方面如何与其他要素如收编、镇压或公共产品提供等相互关联的深入实证研究。
我们通过一种与过去方法不同的数据收集策略来填补这一空白。首先，我们在一个综合框架中对
民主政权和威权政权
的合法化策略进行比较评估。其次，基于比较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丰富的理论传统，我们将合法化策略区分为四类：
(1) 意识形态合法性；(2) 领导者个人合法性；(3) 理性-法律合法性（程序合法性）；(4) 绩效合法性
。然后，我们使用V-Dem的专家编码方法，生成涵盖1900年至2019年的183个国家的潜在变量，来衡量各国政府在其政权中采用这些合法化策略的程度。此外，关于意识形态的指标还要求专家进一步将其分类为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复兴主义、宗教主义和/或分裂主义。
本文将按照以下结构展开。首先，我们介绍合法性的概念，并讨论合法化策略的多样性以及专家如何对其进行编码。接着，我们对数据进行验证，分别检验了我们测量的
收敛效度、内容效度（表面效度）和结构效度（
法则效度
）
。
结构效度检验评估了领导者指标在验证一个已确立假设——民粹主义者对个
人主义和魅力型领导的依赖方面的表现，旨在
展示新测量指标在调查重要当代政治现象如民粹主义上的潜力，并进一步为未来关于民主衰退的研究提供数据。
合法性
是政治学中最关键但也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从词源学上看，合法统治明确区分于暴政统治。在这种意义上，合法统治应当摆脱武断性和专制主义。因此，合法性在民主理论和国家的规范哲学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与这一丰富的规范传统相反，韦伯为理解合法性发展了一套复杂的分析框架，强调
实证性研究
。
韦伯将合法统治分为三种理想类型：
理性-法律型、魅力型和传统型
。我们将
理性-法律型统治
理解为基于“对颁布法律的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在这些法律下被赋予权威者发布命令的权利”（韦伯, 1922）。理性-法律统治依赖于一套广泛的、具有约束力且一致的法律体系，该体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和约束。那些行使理性-法律支配权的人通常通过特殊手段被选出，譬如选举、权力接管或继承。
与之相反，
传统型统治
被理解为基于古老的、神圣化的惯例。它依赖于“对不朽传统神圣性的信仰以及在这些传统下行使权力者的合法性”（韦伯, 1922）。在这种体制中，统治者是根据既定习俗（如长子继承、竞赛或小型委员会选举）任命的，其权威基于这种地位而得到服从。服从通常基于一种强调遵循传统习俗和坚守传统的重要性的共同社会化。
最后，
魅力型统治
基于领导者个人的非凡、超自然或卓越品质。这类领导人与信奉其卓越品质的忠实追随者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个人纽带。韦伯赋予这些领导者“揭示”或“制定”规范模式和/或秩序的权力（韦伯, 1922）。在其纯粹形式中，魅力型统治本质上是不稳定且短暂的。
除了韦伯的传统之外，我们还借鉴了戴维·伊斯顿的另一重要概念化。我们使用了他对“支持”两种模式——
弥散性支持和特定性支持
——的主要区分。
弥散性支持
指的是“对某个对象是什么或代表什么的评价——它对一个人总体上的意义，而非它的实际作用”（伊斯顿, 1975）。在数据收集中，我们通过具体的“意义”来说明弥散性支持，指的是统治者用来证明其统治合理性的特定政治意识形态或社会模式。这些模式从民族主义到宗教意识形态，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复兴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不等。
与弥散性支持相对，
特定性支持
在伊斯顿的理论中是一种对政治体系表现的短期评价，是对需求满足的“一种回报”（伊斯顿
, 1965
）。这种支持基于成本—收益的计算；如果现任统治者无法兑现承诺，民众就会撤回他们的支持。这种绩效合法性在国际研究中获得了广泛关注。
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来看，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合法性主张会从根本上影响
政权的统治方式及其稳定性
。
首先，最为根本的是，合法化的来源会影响统治结构。例如，详尽的合法性主张可能会产生集体认同，从而加强精英的凝聚力和民众对现有政权的支持。
其次，合法性主张为个人行为者和组织化群体影响权力结构及表达异议设定了框架。例如，海湾君主国利用宗教合法性主张来避免伊斯兰反对运动在其国内的崛起。最后，合法性主张使我们能够追踪并理解统治者在何时改变其正当化统治的基础，尤其是在面对严重的经济或政治危机时。例如，自从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12年第二次担任俄罗斯总统以来，个人因素变得更加突出。
基于韦伯经典的合法化概念，并结合政治意识形态和绩效合法化的扩展，我们为各国专家设计了五个问题。这些问题要求专家识别政府如何为其统治系统提供正当性依据——是否通过
理性-法律统治
、
领导者的个人品质
、
意识形态
和/或
绩效
来实现正当化。
我们在问卷中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较为狭窄，指的是任何用于正当化权力行使的一套观念。我们请专家指出政府是否通过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复兴主义或保守主义、分裂主义或自治主义、或宗教意识形态来为其统治提供正当性依据。
合法性问卷中的五个项目均由专家进行编码。除意识形态项目外，其余四个项目的专家评分都输入了V-Dem的测量模型，该模型将专家评分转换为区间潜在变量。这是一个贝叶斯项目反应理论模型，基于专家的编码估算国家-年度的点估计值。
编码者（不）一致性模式被用于估计信度的差异以及序数响应类别之间阈值的系统性差异，以调整潜变量的点估计。为了实现跨国和跨时间的可比性，V-Dem采用了对多个国家进行短期编码的横向编码者和对多个国家的完整时间序列进行编码的桥梁编码者，并使用锚定插图将编码者阈值信息整合到模型中。
在本节中，我们检验了四种不同合法性主张的数据效度，以及这些主张在意识形态特征上的差异。首先，我们检验
收敛效度
，即我们的测量与相关概念的一致程度。接着，我们进行
内容效度
检验，通过评估我们的概念操作化所生成的数值与具体案例的普遍认知是否一致。
最后，我们通过检验指标在评估民粹主义本质中的一个已确立的一般性假设——即民粹主义者对个人主义合法性的依赖——来评估其
结构效度
。
在进行效度检验之前，理解数据的分布情况至关重要。图1展示了所有可用国家年度的合法性主张分布，图中点和横条表示平均值和±1标准差。x轴表示主张的程度，0代表“完全没有”，4代表“几乎完全”。y轴表示每个特定值的观察次数（国家-年度）。该图显示，我们在每个主张类别中都有跨越整个范围的数据点，并且意识形态和领导者个人的平均值大约处于尺度的中间位置（分别为2.03和2.00），而绩效和理性-法律的分布稍微偏向右侧，平均值分别为2.15和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