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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化，还是商业化？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题。
采访 / 裘雪琼 刘洋
文 / 裘雪琼 编辑 / 刘洋
迄今为止，《屠呦呦实现中国科学诺奖零的突破详见饶毅解读》依然是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后台阅读数量最高的文章。
2015年9月，知识分子公司成立，这是一家由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清华大学教授鲁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谢宇创办并担任主编的科学媒体和教育平台，与此同时，同名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正式上线。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超过1500万微信公众号中，《知识分子》已有50万订阅者，其中不乏政界人士与商业大佬。
创立之初，“知识分子”采取了“高举高打、横空出世”的初创战略。一开始，微信后台的粉丝还只有3万。报道同年的诺贝尔奖，成为三位主编与编辑团队的首场硬仗。10月5日傍晚，屠呦呦获奖消息一传来，饶毅主动“贡献”他五年前发表的有关青蒿素研究的博客文章，并在半小时内写好评论获奖事件的开头语。排版、审核、推送，虚拟网络空间中，编辑部打仗一般的抢时间状态只持续了40分钟。
当晚，这篇文章刷爆朋友圈，并被人民网、财新网等主流媒体全文转载。三天后，微信端阅读数超过80万，新增订阅者2万多人。
“看到这个数据，我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编辑部主任李晓明向《博客天下》回忆此事，一贯淡然的语气多了几丝兴奋。三位主编对阅读数不甚敏感，他们在微信群“潜水”观察编辑们的激动反应，才陆续回复一个“噢”字。
诺奖系列报道告一段落，《知识分子》的订阅者从3万增长到8万。这下，李晓明紧绷一个月的神经稍稍松了一下：原先，他担心错过微信发展的最佳时间点；现在，他坚信只要持续生产优质内容，“知识分子”仍能赢得读者与影响力。
接着，《知识分子》借势主编们的科学家网络和“今日头条”、“财新”等主流媒体，发表一连串好文，实现了创业第一阶段“创建品牌”的“开门红”。
某种程度上，李晓明的担忧源自横亘于前的《赛先生》——一个同样传播科学的微信公众号，也是饶毅、鲁白与谢宇首次拥抱新媒体的产物。
2015年7月22日，距离上线日期刚满一年，《赛先生》每篇推文下方“关于我们”位置，饶毅、鲁白与谢宇的名字被悄然换下。一个月后，《赛先生》出品人、上海百人文化传媒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赋宇发出声明，证实三位创始人业已离开。
“分家”原因，网络上众说纷纭，三位当事人却始终不予回应。“分家”结果，是主编们带领编辑部集体出走，却带不走累积了20多万订阅者的“赛先生”品牌——它已经被一家公司悄悄注册了。
那本是一次兴趣使然的新媒体试水。饶毅是神经科学领域成就斐然的科学家，也是科学网的VIP博主，几乎每篇文章都点击过万。与多数埋头读文献、做实验的华人科学家不同，饶毅关心历史、社会和人文议题，对写文章总是兴趣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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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
2014年微信公众号势头正劲，内容创业者和投资机构不断入场。张赋宇找到相识多年的饶毅，邀请他出任一个专做科学传播的微信公众号主编。饶毅想得简单，以前是科学网编辑帮他打理博客，现在差不多就是“把博客搬到了微信上”吧。他答应了，还喊上好友鲁白和谢宇。
作为饶毅同住一屋两年的研究生室友，鲁白在神经发育领域建树丰硕。科研之余，他同样对科学传播情有独钟，每每听闻或经历有趣科学发现时，他总会萌生一种记录自我体验、与人分享快乐的冲动。于是，鲁白在Facebook上写，在科学网博客上写，“每每就‘开小差’做了一些”。
以社会科学研究而卓有声望的谢宇，大学本科却学工科，到美国首先获得的是科学史学位，还写过两本有关科学史的书。他与饶毅的第一次接触不算愉快。2003年，饶毅写信抗议“亚洲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家在美国科学界受到歧视”。谢宇出面反驳，认为这一观点“还没有得到充分验证”。邮件一来一回，饶毅关切社会、富有个性的品质逐渐让谢宇有了好感。等他回北大创立社会研究中心，两人见面机会多了，关系也就更好了。
饶毅总是乐于参与社会活动，敢于发表个人意见。现在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施一公也曾认为饶毅不务正业，因为当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忙得焦头烂额时，饶毅竟然一直在“写一些与他实验室课题无关的杂文”；不但写，他竟然“把这些文章通过email群发给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教授们阅读”；不但让这些教授们看自己写的文章，他还邀请这些教授们联名支持自己发起的科学计划。
但在看到饶毅积极参与组建中科院神经所，为国内研究生编写课程，还积极推动华裔科学家成为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的主编和副主编后，施一公对饶毅的印象才慢慢改观。2007年、2008年，随着先后全职回国，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
鲁白和谢宇当然愿意支持饶毅的事业，因为三人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就是“要改善我国的科学，不仅需要改革体制，而且需要改进文化”。饶毅取了名字——《赛先生》，引自新文化运动两面旗帜——民主（Democracy，德先生）和科学（Science，赛先生）中的后者。从此，微信公众平台多了一个蓝底黑字的方形Logo，毛笔体写就的“赛先生”三字遒劲刚毅。谢宇强调“科学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也有必要应用于社会科学”。鲁白则在多种场合推崇“科学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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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宇
身为主编，他们不仅亲自动笔，而且发动各领域的科学家同行前来投稿。饶毅的一位学生听说，自己的老师经常到处催稿。凭借多篇有分量的科学事件报道，《赛先生》在科学界很快建立名声。
就像一块巨大磁体，三位科学家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者的科学媒体人、年轻科研者，包括“知识分子”产品总监郝俊，时任科学网常务副总编辑的李晓明都在其中。
六年前，李晓明和饶毅因一次采访相识。那天，饶毅穿着大红毛衣——日后代表“知识分子”出席讲座活动时也常穿——在北大办公室里围绕科技制度改革侃侃而谈，一下子打破李晓明心中“严肃”、“高高在上”的预设印象。接触多了，李晓明惊讶于这位“大科学家”的随和热心，只要是感兴趣的议题和用心做功课的记者，饶毅都会尽可能帮忙联系其他受访者。
研究生毕业后，李晓明在科技报道里浸泡了12年，报纸、杂志、网站都干过。移动新媒体的巨大潜力，促使这个几近不惑之年的媒体老兵，在2014年11月成为《赛先生》第二号全职员工。
办完入职手续，李晓明才发觉跳入“好大一坑”：公司注册在上海，财务和制版人员在云南，编辑部在北京，整个架构“非常混乱”；而所谓编辑部，一号员工撤退后只剩自己一人。李晓明很快学会操作微信后台，独力组织稿件、排版推送，好在《赛先生》凝聚一些编译作者，有些稿件就委托他们创作。
苦熬一个月，李晓明等来第一位新同事。此后两三个月，陆续入职新人，核心团队慢慢组建起来，运营工作也渐入佳境。与之相对，科学家主编与出品人的关系滋生裂隙，对科普媒体是否商业化、该如何商业化的迥异理解，以及对双方各自身份的不同界定，令彼此渐行渐远。
14个月过去了，《博客天下》记者重提此事，谢宇称其“非常不愉快”，鲁白直言“当时很气愤”。稍早前接受一家财经媒体采访时，饶毅干脆以“第一个公号”代指《赛先生》，并将“出走”归结于自己最开始对做公众号“完全不懂”，“完全没有想到事情的复杂性”。
他们决定重新做一个公众号——这一次，他们完成了从“好玩、兴趣”，当作“发展新时代的科学文化”的严肃事业的转变。
这份严肃事业即“知识分子”。公司化运作仅一年多，它从单一的微信公众号发展为一个全网发行文字、音频、视频内容的自媒体。诸多投资人眼中，“知识分子”是商业前景广阔的内容IP，但三位科学家更愿意将其视为一次“社会实践”。
10月的一个周末，鲁白在清华大学医学科学院三楼的办公室接受了《博客天下》采访。这是一间正对着实验室的办公室，面积不大，布局紧凑，进门两侧分别是书架和沙发，尽头的长方形桌子上摆着两台电脑显示屏。
鲁白打开一份31页的PPT,用了20多分钟讲解了“知识分子”的定位、战略、发展阶段及他的主要工作。在来到清华之前，鲁白曾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神经发育研究室主任、中国葛兰素史克研发部副总裁，他确实距离商业更近。
“关于是否商业化一开始是有争论的。我们想，要不做成一个非营利性质的公益组织。”鲁白说他们几个一开始都是科学家思维，他们想把编辑部放在一个公益基金会内，市场部分交给基金会的下属公司，最后拿出部分收入反哺编辑部。
但查了政策才发现，相关的申办手续非常麻烦，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的一句话加速了“用市场的商业的方式”这一共识的达成。“他说假如你们要做公益，我当然支持。但要是不做成一个公司的话，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会有问题，找到好的人才会有问题”，鲁白转述说。
“分家”事件后，包括科学出版社、财新传媒在内的机构都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三位科学家，希望能“聊一聊”。徐小平和真格基金不是最早的，却是速度最快的。八月中旬，徐小平跑到北大和三位科学家坐在一起吃饭。他说，《赛先生》那件事儿“别在意”，罗振宇的“罗辑思维”一开始也有类似的不愉快事件。他愿意拿出300万元的启动基金，“我做投资，有的是可以赚钱，有的是为了某种情怀。这件事，就算没有回本也与给你们一起干”。
从《赛先生》转过来的几位编辑只会做内容，必须物色一个擅长经营的人搭建事业框架。在徐小平家里，饶毅、鲁白一条条拎出他们理想中的CEO候选人应该满足的条件——有媒体从业经验，管理过公司，有情怀，愿意与科学家充分交流。
纪中展是他们见的第三个人。纪中展不了解《赛先生》，却很知道饶毅。其实，只要稍微关注中国的科学，就很难不知道饶毅。2011年落选中科院院士后，饶毅第一时间表态将永不参选；饶毅还写了很多科学史文章，他向公众介绍包括张绍昌、屠呦呦研究青蒿素治疗疟疾，张廷栋利用砒霜治疗白血病的历史——上述举动在中国科学界中都非常罕见。
“徐小平老师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参与这件事，做CEO。我当然愿意。一个人一辈子，有这么一次和三位科学家并肩做事的机会不多的。”纪中展留着光头，笑眯眯的，讲话语速偏快。他的上一个身份是《创业家》副总裁，很受牛文文重用，主管的媒体业务有七八千万营收。做了“知识分子”CEO后，他大事小事都要操心，花钱额度是几十块，多的时候几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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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CEO纪中展，每周给科学家们同步工作邮件，遇到重要问题就跑去大学面对面商量。
图 / 尹夕远
第一次见面在北大东门边上的博雅国际酒店。徐小平攒局，饶毅和鲁白骑着自行车过来，还有纪中展和当时创业黑马副总裁罗小渠。饭桌上，纪中展说了自己的情况，也说他愿意ALL IN“知识分子”。
一顿饭吃下来，鲁白对纪中展的印象很好，“还有一点他没有说，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就是他自己拿钱做一些公益的事情，我就看出来，这个人是有情怀的，是要干事情的，而不是拿这个事情来赚钱。”
“稀里糊涂地去做，没有任何口头或书面协议……但后来发现，我们卖力、无限投入，成了别人的雇工。”这是饶毅从《赛先生》得到的最大教训，“科学家能做主”成为二次实践不可挑战的底线。
为此，投资人徐小平将他的投票权转给了科学家，这样不管日后资本如何变化，主编始终持有话语权与决定权。最后，饶毅的名字写进《知识分子》公众号所属——“智趣的知识分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栏。
磨合一年又两个月，公司形成一个“3+1”的管理体系，纪中展负责公司的整体经营，三位科学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把握内容，确定大方向。
公司初创，事情繁杂，纪中展也会把经营中遇到的问题，正在进行的工作发邮件给三位老师请教与同步。遇上重要事情，他会跑到大学和几位科学家面对面商量；饶毅对找上门来的合作伙伴、投资机构也总是说，“你们去找中展吧”。等一些合作或者投资谈判进行到最后一轮了，鲁白才会到场，“把把关”。
虽然科学家不领工资，在“知识分子”的小院里也没有办公室，但他们仍然是“知识分子”的灵魂。
上下班、等待实验结果或阅读文献时，饶毅只要发现好话题就会丢到编辑群里，并引荐各种科学家资源。到晚上十点左右，他会仔细阅读第二天要发的文章，提出修改意见，反复斟酌标题。他不关心阅读量，但《知识分子》大部分超十万点击数的文章，来自他的选题。
饶毅还时常以笔为矛，批评中国科研与教育体制。2004年，他和鲁白、邹承鲁为《自然》杂志增刊合写文章，建议中国科技部只管政策不管经费。到了2010年，他又与施一公在《科学》杂志发表社论批评国内科研经费分配方式。长期以来，他投射在大众脑海中的形象都是，为人直截了当，言辞直率犀利。
最近一次在10月12日，饶毅公开了他和中科院院士邵峰联名致信河北科技大学校长的内容，“建议河北科技大学按照国际惯例成立由校内和校外相关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认真仔细核实韩春雨的研究成果。”几个月前，正是因为饶毅的推荐和《知识分子》的报道，韩春雨在基因编辑上的工作才广为人知。
不论是之前的“那个公号”，还是如今的《知识分子》，刊发的文章有时很尖锐。2015年2月，“透明计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发明一等奖时，国内计算机界一片哗然。饶毅没有从技术入手，而是指导编辑部通过采访资深科学家来探讨评奖机制存在的问题。“一发出去大家还是印象很深，科技部都坐不住了”，李晓明对这件事印象深刻。
在“知识分子”，饶毅的某些文章会被编辑部以“不合时宜”的考虑“扣”下来。他不可能总是平静地接受，平素不大管内容生产的鲁白这时就扮演“警察”来“救火”，“他的立场往往比较尖锐，会造成一定风险，如果风险足够大，我和编辑部会站在一边，谨慎对待。”
有时，鲁白和编辑部也会变通。2015年3月份，他收到举报，说香港大学某位院士发表的16篇论文涉嫌作假。《知识分子》把相关材料送到刊发这些文章的专业杂志社，“意思是我们已经看出来作假了，现在请你们看”，等杂志社出面交涉、撤下论文，再发表报道整个经过的文章。
鲁白花心思最多的，是所谓的“O2O”,即线上线下的互动。他们开创了一个“科学＋X”系列活动，一个用科学“＋”上一切的体验式跨界演讲或对谈公开课。“科学＋教育”，“科学＋音乐”，“科学＋艺术”……线下活动都免费，鲁白希望通过活动吸引该领域专业人士关注“知识分子”，即“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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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主编鲁白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X”系列活动上
图 / 邢铁军
当天，798艺术园区一个容纳百来号人的剧场，政协副主席韩启德来了，罗瑞卿女儿罗点点来了，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来了，整场活动“规格很高，效果非常好”。鲁白问黄洁夫，生前预嘱是不是有可能形成一个政策？黄洁夫回答，有什么不可以？台下前排正好坐着卫生部的某位主管司长，鲁白立马把话筒递给他，“把他挑起来，让他当场表态”。这样的主持形式不但不呆板，反而透着一股子锐利。
相对来说，谢宇是三人中性格最淡然的，他这个主编给“知识分子”整个公司和旗下的几个公号加强了社会科学属性。此外他还是微信号《缪斯夫人》与《思考者》的主编。《缪斯夫人》由他的三位女博士生做责任编辑，从学术角度探讨家庭、婚姻和两性关系等大众话题。选题接地气，比如布拉德·皮特离婚时，他们推送了讨论夫妻双方对离婚原因看法的文章。
《思考者》偏重文史哲，前段时间推送了一篇研究微信红包的报告，那是谢宇指导北大本科生撰写的。通过统计分析，他们发现用户抢到的金额可能并非随机分配,而与用户注册时间有一定关联。
2016年3月底，“知识分子”完成Pre-A轮投资，原先在家办公的20多名员工终于搬进东四十四条僻静胡同的一栋二层小院。朱漆门，幽暗甬道，雕梁画栋，午后阳光穿透正中央的玻璃天井。很难想到一个新媒体公司坐落在如此古色古香的环境中。
一楼北面办公室是产品部，南面市场部办公的屋子由车库改造而来。没有台式电脑，员工们都自带笔记本电脑，全神贯注地敲敲打打。东侧是一间狭长的厨房，每天中午有一个阿姨来做饭，有六七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塑料饭盒搁在窗边。二楼北面的编辑部经常空着，编辑们经常在外采访，通过网络沟通协作。
凭借全网分发的内容版权收入，“知识分子”还不足以养活团队。但当商业合作邀请纷至沓来时，他们自动忽略，坚持两“不”一“专”——不做广告不发软文，不做平台不做渠道，只专心做优质内容，“不是说今天不做，是一直都不做”，至少在《知识分子》主号上——这是纪中展和科学家从一开始就定下的。
拒绝广告保持了媒体的公信力，也意味着拒绝几千万的盈利。商业实体要发展，亟须探索商业化模式。从2016年4月起，纪中展带着同事郝俊、金慧玲推出微信公众号《科学FM》，专注用音频分享科学知识。之后，邀请科学家尝试当下最火的语音问答，组织了几次实验室直播，但人们对“硬”科学元素似乎天然缺少兴趣。
转眼到了7月初，“知识分子”产品团队最终决定做一款面向低龄儿童的科学音频付费产品。这一落地想法既踩准了付费节目的风口，也恰好符合“知识分子”实现科学教育基础化的愿景。
这就是耗时两个月打磨的、以“又丑又萌”的生物界“网红”果蝇为代言人的“科学队长”，第一季推出4档节目，每档节目全年52期，每次6至8分钟。“‘科学队长’在科学圈里挺新鲜的，很多年轻科学家愿意参与进来”，据“知识分子”产品总监郝俊和“科学队长”制作人金慧玲介绍，录音之前，他们请来中央广播电台的专业播音员会给科学家们逐句做示范，录后又找后期音效公司配上片头、音乐，力求制作精良。
每档节目99元，四档合订299元。相比内容付费服务通行的199元，“科学队长”的性价比相当高。定价前，纪中展特意做了测算，即便按照最低工资1700元的标准，四五线城市的家庭依然能承受99元/年的支出。
郝俊发现，老家那些刚“升级”为父母的同学朋友，平素并不是“知识分子”文章的读者，但这次都主动在朋友圈转发“科学队长”的购买链接。目前，仅在微信端，“科学队长”每档节目订阅量均超过4000，相当于一百多万的收入。
科学家们没有深度参与“科学队长”。在他们印象里，在读书功用化风气影响下，中国家长往往愿意为对考试有用的消费买单，鲜少关注其他教育产品。但他们愿意配合这条可能实现的商业反哺科学传播的路径，集体为“科学队长”录制宣传视频，饶毅还第一次尝试在285个微信群和“斗鱼”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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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7日，“知识分子”主编饶毅围绕“中国科学教育”这一话题在斗鱼直播平台上与大家分享互动
公益化，还是商业化？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题。
2016年11月，“科学记者奖学金”项目启动，“知识分子”请科学家给媒体记者讲课，学费和食宿全免。“报道科学的记者很少，我们就想为国内科学报道事业做些贡献。”纪中展说，这件事他和科学家们早想做了，因为“知识分子”的“小目标”从来就不是“独角兽”，“如果能把中国具备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从6.2%往上提一提，这样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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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第2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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