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日，浙江大学就将迎来120周年校庆。前几天，中文系77级校友、浙大人文学院张涌泉教授向中文系个人捐款30万元。

据了解，这是浙大“人文汇基金”自启动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单笔捐赠。此笔捐赠将用来支持人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在浙大最近收到创纪录的11亿元巨额捐款的背景下，我们关注张涌泉教授30万元的捐款，是因为比起巨额捐款，数额较小而长期稳定的校友或社会捐款，或许才是今后高校捐款的成熟模式。

张涌泉教授 资料图

17日下午，记者专访了张涌泉教授。他一直说：“我只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回报母校，钱不多，没什么好报道的。”

我捐款主要是表达自己一份感恩的心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捐款也可多可少，但感恩的心是一样的。

记者：您怎么想到捐款，是因为校庆吗?

张涌泉：不是的，想给母校捐款早几年就有想法了。2013年，我们中文系77级校友筹备出一本纪念文集，我提交了一篇短文“梦想生处”，当时我就想假如能以77级中文系校友的名义设个奖学金，是挺有意思的，并先后跟几个同学和朋友讲过。但后来事情多，此事也就放在了一边。这次学院启动“人文汇基金”，我想自己先带个头吧，就捐了一点钱。也巧，正好赶上校庆。

记者：您是出于什么考虑捐款的?

张涌泉：主要还是感恩吧。母校(老杭大，后来并入新浙大)是我人生梦想起步的地方，现在我成为一名教授，学术上取得了一定成绩，那是老师启蒙培养的结果。感念师恩，感谢母校，所以我一直想能做点回报。

 记者：您捐款大致流程是怎样的?

张涌泉：其实捐款很简单的，现在都很方便，我们学校有专门的浙大教育基金会，大部分捐款都是基金会在管理，有很成熟的流程，也有公布的账号等。我当时捐款就是手机上操作了下，直接把钱通过网上银行转了过去。当然我捐款之前也和我们人文学院领导说过，他们也挺支持。另外，还签了一份捐款的协议。

记者：签协议是保障捐款的用途吗?

张涌泉：对，公开透明嘛，协议是和基金会签的，我就提了下这笔钱的用途，主要用于我们中文系人才的培养。

记者：您在学校从事人文科学研究，收入应该也比较有限吧，这30万元对您来说应该也不算很小的数目吧?

张涌泉：浙大对人文学科也挺重视，教师待遇也可以。我作为文科资深教授，在学校的待遇和院士相同，收入高一些。我捐款主要还是表达自己一份感恩的心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捐款也可多可少，但这份感恩的心是一样的。我个人有个原则，就是我只拿一个地方的工资，比如我现在主要在浙大工作，我就只拿浙大这份收入，其他有些兼职的收入我基本都捐掉了。

记者：您之前也做过类似的捐款吧?

张涌泉：对，我向好几个学校捐过款。也不算多，主要还是心意。前几年我获得思勉原创奖，奖金10万元，我就捐给了博士就读的四川大学。

记者：您捐款之后，比较熟悉的校友什么反应?

张涌泉：最近校庆，我们77级中文系同学群里也在讨论捐款的事。同学群有百来位校友，现在不少人有捐款的意向，大家正在商量，能不能在我捐的基础上，把捐款额增加到100万元，设立一个中文系77级校友基金，为此，我个人也打算再做一点贡献。但这是个目标，能做成最好，当然也不强求。

记者：您对目前我国的高校捐款的状况怎么看?

张涌泉：如果和国外比较的话，我们这边捐款数额也好，比例也好，可能都要低很多。当然这和体制以及习惯都有关系。我希望我们的高校能够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而他们也能够更多地反哺母校，形成良性的循环。捐款不一定非要几万啊几个亿啊，根据自身能力，少量的捐款，我想也同样可贵。

2016年10月，南开大学校友向南开大学捐资1亿元，此笔捐赠是南开大学建校97周年来接受的最大一笔校友单笔捐赠。 

说起大学捐款，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是富豪们的事。这一方面和社会惯性思维有关，一方面也和媒体经常报道某某校友为母校捐款上亿元之类的新闻有关，普通人看多了，就会觉得给高校捐款，跟自己没啥关系。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高校校友捐赠率在1%左右，极少数高校比率会高一些。

记者在采访中，有专家表示，可以关注下2015年，这一年可以说是中国高校捐款的分水岭，很多关于高校捐款的观念，可以说是在那一年固化的。

记者查询公开信息发现：2015年，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总额突破170亿元。当时有高校的校长公开表示，“中国高校社会捐赠的春天即将到来”。

就在那一年，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指出，当年中国教育领域获得的捐赠首次超过了医疗健康领域，跃居第一位。

同一年，国内有12所高校接到了单笔超过5000万元的捐赠。当年最大的高校捐款新闻是泛海控股集团创始人卢志强向复旦大学捐出7亿元。

也就在那一年，马云向母校杭州师范大学捐款1亿元。当时他表示，自己捐的不是钱，是感恩、热爱、信任。

马云向杭州师范大学捐款1亿元设专项教育基金

上亿元的捐款看多了，给大学捐款似乎就成了离普通人很遥远的事情。以致于2016年雷军给母校武汉大学捐款99999999元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问，干嘛不多捐1元钱，凑成一个亿?

难道，一个亿成了给大学捐款的标配了?当时雷军就表示，自己是故意的，就是想说，给大学捐款不是攀比。

也许，是时候让大学捐款走出富豪校友的圈子了，走近更多普通的校友，一亿不嫌多，一百不嫌少。就像张涌泉老师说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心意到了就好。

不过，就在记者在浙大采访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山东英才学院向即将毕业的学生强制收取十块钱，每个毕业生都要交，收费的名义叫“爱校费”。看来，对于高校捐款的观念转变，不仅仅是社会公众，一些学校本身，也应该反思下。否则，高校捐赠的春天，可能还早着呢。

最近有不少关于捐款的消息。

5月3日，浙大接受校友企业上海遂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捐赠，获得11亿元捐款。

5月16日，浙江通策集团向浙大捐赠2亿元，分10年捐完。

巨额的捐款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大学捐款的关注。

让更多的普通校友捐款而不仅仅依赖某位富豪的捐赠，应该是今后国内高校捐款的方向。

浙大接受校友企业上海遂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1亿元捐赠，喻“一心一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钱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内高校捐款还在起步阶段，撇开国内外高校办学体制和社会习惯不同的因素，国外相对成熟的捐款体系，值得借鉴。

他表示，高校捐款的问题，归根到底三个方面：谁来捐，如何捐，怎么花。

今年初，艾瑞深中国校友会公布的2017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全国高校累计接收校友大额捐赠总额突破230亿元，受捐金额上亿的有39所高校。其中清华大学以受捐25.29亿元的金额居首，浙大7.66亿元，居第八。

据统计，去年，全国高校累计捐赠在1亿元以上的校友(含集体)有50多人，清华、北大最多。

熊丙奇表示，目前国内高校捐款主要还是以少数精英校友为主，通俗点说就是富豪校友，普通校友的捐款很少。比如北京大学到2013年，累积获得校友捐赠12.93亿元；但其中，校友黄怒波一人的捐款，就占了10.14亿元。

而在国外，比起富豪的大笔捐款，普通校友的捐款才是大头。同时，他们更看重校友捐赠率这一指标，好的学校一般能达到30%以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甚至高达68%，这意味着100位校友中有68人捐款。“而国内的比例，仅在1%-2%。”

他说，比例悬殊当然也有办学体制等原因，但是让更多的普通校友捐款而不仅仅依赖某位富豪的捐赠，应该是今后国内高校捐款的方向。

“捐款比例少，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目前国内不少大学对于学生培养的忽视，很多学生对大学没什么感情，自然谈不上感恩和回报。”熊丙奇表示，“2010年，高瓴资本的创始人张磊捐了800多万美元给耶鲁大学，而不是国内的母校，当时很多人骂他忘本，但大家都没看到张磊此前创业失败后是耶鲁大学的基金帮他东山再起的。高校在收捐款的同时，也应该问问自身，为学生做过些什么。”

不过，记者了解到，国外高校捐款方式也一直存在争议，最主要的质疑是捐款换录取书。普利策奖得主、《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金在其《大学潜规则》一书中，曾调查“多少钱才能买到一张进入常春藤盟校的门票”。据其调查，排名前25名的美国大学，10万美元是必须的；排名到了前十名，25万美元只是“及格线”，上百万美元也是常事。

长期以来，国内的高校基本都是依靠政府拨款来办学，对于社会捐赠并不太重视。

据教育部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国内公立院校的资金来源中，政府财政拨款的比重在60%左右，有些高校的事业收入占比更高一些。

2013年的官方数据显示，16个省市的32所985高校(全国一共39所)获逾450亿元的资金，其中中央财政专项资金264.9亿元，地方协议配套资金186.33亿元。而在当年，全国高校校友捐赠额为13.66亿元。可见比起拨款，捐款所占比例非常低。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高校在2014年获得社会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0.54%。

而在国外，比如美国，高校的财政经费所占比例在15-30%，其他几乎都靠捐款。

2015年，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的通知》，提出中央高校捐赠配比专项资金项目，引导和激励中央高校积极吸引社会捐赠。

此后，很多高校对于社会捐赠的热情高涨。但是因为捐赠体系不成熟，也曾发生过一些争议事件。

比如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友邱季端将其收藏的6000件古陶瓷捐赠给了母校，引发赝品质疑。同样在去年，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座椅面向校友认捐。每个座椅认捐费高达2-5万元，引发“天价座椅”争议。类似事件的发生，也表明国内高校捐赠方式上的不规范，有时也给捐赠者带来麻烦。

不过近年，很多高校对于捐赠的配套工作日渐成熟，各种学校的基金会也陆续成立。同时，借助日益便捷的互联网，捐款变得更加方便。

对此，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现在比较好的高校，捐赠的渠道已比较完备，捐款数额也逐年增长。记者了解到，截至2016年底，全国高校累计接受校友捐赠总额突破230亿元。

熊丙奇建议，国内高校应该主动改变筹款的思路，不要一味等待土豪校友大额捐款，而应扩大普通校友的常态化捐款。

随着高校捐款的增多，近年来，使用是否透明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钱报记者了解到，目前，一般大额的捐款，捐赠人都会通过协议指定用途。比如是发奖学金、建教学楼还是投入科研领域。

例如这次浙大11亿元的捐款，根据双方协议，将用于成立“浙江大学遂真产业与金融研究中心”，支持浙江大学人才队伍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等，首期捐赠1200万元用于设立“浙江大学淳真国际交流奖学金”，定向奖励学校优秀学生开展海外研修、国际交流、联合培养等项目。

但是，一些没有协议规定用途的捐款，其最终流向和用途，有时是笔糊涂账。

熊丙奇告诉钱报记者，目前高校受捐资金的使用没有专门的规定，一般是以《慈善法》和《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等法规进行公开，但是经常会出现滞后或者不够细致的情况。

熊丙奇表示，国外高校的捐款去向都非常详细，因为你一模糊，人们就不愿意捐了。“当然，很大程度上也跟国外高校基金会以做投资为主有关，因为这些高校要靠基金会来赚钱以维持学校的运转，这和国内高校有本质上的区别，国内高校的捐款目前依然属于锦上添花的阶段。”(记者注：国外高校基金会的投资也不是都能赚钱。比如哈佛大学2016财年的投资回报率为-2.2%，还亏了。)

熊丙奇表示，高校捐款的透明化也有助于对捐款者的监督，这几年，分期捐款已经成为大额捐款的主流，一般都是分10年捐款。“第一年捐了，大肆报道，接下去几年呢，会不会中断变成假捐，这都需要给公众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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