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概念是本书的重要分析范畴和叙事要素，却并非全部。它与变动不居的欧洲概念一起界定了这一叙事的性质。本书讲述的乌克兰历史的地理边界是由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民族志学者和地图绘制者确定的，常与当今乌克兰国家的边界重合，但并非一直如此。从中世纪基辅人国家（在史学界被称为“基辅罗斯”）直到现代民族主义兴起，各种观念和身份概念将这些土地联系在一起。本书追随这些观念和概念的发展脉络，解释现代乌克兰国家及其政治民族的起源。在这一过程中，本书将乌克兰族视为乌克兰人口构成中最大的民族，也将之视为现代乌克兰民族和国家创生的主要驱动力，但也没有忽视乌克兰的少数族群，尤其是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并认为多族群、多文化的现代乌克兰民族尚在形成之中。乌克兰文化向来都与其他文化共享生存空间，在其早期更是在“他者”的夹缝中生存。乌克兰社会拥有跨越内部及外部边界并获取这些边界所创造的身份的能力，这种能力构成了本书所呈现的乌克兰历史的主要特征。
外部和内部的政治过程可以为历史叙述提供一个很方便的框架，然而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发现地理、生态和文化是更为持久的元素，因此就长期而言有更大的影响。从“长时段”文化趋势的角度来看，当代乌克兰是两条移动中的边界相互作用的产物。一条边界由欧亚大草原和东欧稀树草原的分界线确定，另一条则由东方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分界线确定。第一条边界还是定居人口与游牧人口之间的分界线，并最终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分隔开来。第二条则要回溯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对罗马帝国的分裂，是存续至今的欧洲东部和西部政治文化差异的标志。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系列独特的文化特征在这两条边界的移动中产生，并成为当代乌克兰身份的基础。
不讲述乌克兰各地区的故事，就无法讲述整个乌克兰的历史。边界移动造成的文化与社会空间从来不是同质化的。作为国家与帝国的疆界在由乌克兰族群边界所确定的土地上移动。各不相同的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移动中被创造出来，成为乌克兰各地区的基础。这些地区包括被匈牙利人统治过的外喀尔巴阡、历史上曾属于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曾被波兰占领的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第聂伯河的哥萨克左岸及下游、斯洛博达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帝国开拓的殖民地——黑海沿岸地区和顿涅茨盆地。与之前的大部分学者不同，我不会尝试将乌克兰各个地区——如曾经的俄罗斯统治区和奥地利统治区——的历史在不同的章节各自讲述，而是会将它们视为一体，为它们在特定时期的变化提供一个比较视角。
最后，我要就术语的使用说上几句。现代乌克兰人的先辈曾在数十个前现代的或现代的公国、王国和帝国治下生活。在时间的长河中他们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名称和身份。他们用以界定自己这片土地的两个关键词是“罗斯”和“乌克兰”。（“罗斯”的西里尔字母拼写是Русь，其中最后一个符号是软音符号，表示对其之前的辅音进行腭音化。）在9世纪至10世纪间，基辅罗斯人将维京王公和战士们招揽来，并将他们斯拉夫化。“罗斯”一词即由维京人传播到这片地区，并被基辅罗斯人吸收。今天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使用的“罗斯”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化的“Rus’”和希腊化的“Rossiia”等不同形式。到了18世纪，莫斯科沙皇国采用了后者，将其作为国家和帝国的官方名称。
根据他们所处的地区和时代的不同，乌克兰人有过各种不同的称呼。他们在波兰被称为卢森人（Rusyns），在哈布斯堡王朝被称为罗塞尼亚人（Ruthenians），在俄罗斯帝国则被称为小俄罗斯人（Little Russians）。到了19世纪，乌克兰民族的缔造者们决定放弃“罗斯”这个名字，以终结这种混乱，并将他们与其他东斯拉夫世界居民，尤其是俄罗斯人，区别开来。在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他们都选择采用“乌克兰”和“乌克兰人”这两个词来定义他们的土地和族群。“乌克兰”一词起源于中世纪，在近现代被用来表示第聂伯乌克兰地区的哥萨克国。在这些19 世纪社会活动家的集体心理中，大部分哥萨克人都起源于本地，是最纯粹的乌克兰人。为了将“罗斯的”过去与“乌克兰的” 将来连接起来，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把自己的十卷本巨著命名为“乌克兰- 罗斯史”（History of Ukraine-Rus’）。事实上，今天任何讲述乌克兰历史的作者都必须使用两个或更多的名词来定义现代乌克兰人的祖先。
在本书中，我在涉及中世纪时期时，大部分时候会使用“罗斯人” 一词（但并非全部如此）；在涉及近现代时，我会使用“罗塞尼亚人”； 在涉及现代时，我则会使用“乌克兰人”。从1991 年独立乌克兰国家的建立开始，这个国家的公民，不管其族群背景，都被称为“乌克兰人”。这一用法反映了当下历史学界的惯例。虽然这会造成一些麻烦， 但我希望它还不至于让人误解。
“来吧，你会看见。”现代乌克兰史学奠基之一《罗斯史》的佚名作者在其作品前言的结尾写道。我无法想出比这句话更好的邀请来作为本书前言的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