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广泛地审查有冒犯性风险的词语（不考虑上下文就剔除这些词语），如果题材令人产生负面联想的展览无法举行，如果人们因发表了所谓的‘冒犯性言论’而丢了工作，那么人的自由和自主性就处于危险之中。说得夸张一些，人或许会成为一个开放的伤口。”在德国哲学家斯文娅·弗拉斯珀勒看来，现代社会正处于一个“过度敏感化”的时代。本文围绕她的新著《敏感与自我》，对书中所涉的三个核心问题展开了详细的分析，以期正视具有普遍性的“敏感病”，在个体和公共生活中用好“敏感”这把双刃剑。
“敏感”在汉语里往往带有负面色彩，但在西方，它成了进步的代名词。德国哲学家斯文娅·弗拉斯珀勒
（Svenja FlaßpÖhler）
在其新著《敏感与自我》的开篇，勾勒了一位生活在十一世纪的男性形象。这位男性是冷酷无情的骑士，在战场上通过血腥的杀戮追求荣誉，日常生活中则以致命的决斗作为消遣。在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没有世袭贵族身份的普通男性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要么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凭借军功跻身骑士阶层；要么依附领主，成为战乱中最易受害的平民。嗜杀成性——这一为现代人所深恶痛绝的品质，却成为人们在生存竞争中为数不多的优势。但是，若这名男性诞生于人类敏感性已高度发展的二十一世纪，他或许能从一名冷酷无情的骑士转变为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他可能会密切关注女性的生存处境，不仅在职场和家庭生活中积极维护妇女权益，在语言上也拒绝使用阳性泛指来涵盖两性。
英国画家弗兰克·迪克西所绘的
La Belle Dame sans Merci
中的骑士形象（来源：Bristol Museums）
弗拉斯珀勒在书中勾勒出这两种迥异的人生轨迹，以此揭示文明进程对人类物种的重塑之力，将一名曾经沉迷于肢体冲突与血腥杀戮的男性，转变为连言语伤害都不愿施加的敏感个体。当代社会的法律和制度成就、道德观念的革新，无不深深植根于敏感性的土壤。对不平等现象的敏感洞察，成为边缘化群体挣脱压迫与歧视枷锁的关键。随着社会敏感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的共情能力得以跨越血缘、种族与性别的重重界限。
正是基于共情，弱势群体争取权利的呼声才得到迅速响应，受害者对自身经历的公开讲述才得到广泛声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因此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女性因此能够在法律上取得与男性平等的权益。如今，人们的共情之心更是跨越了物种的鸿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对动物的剥削与虐待，甚至选择成为素食主义者。无论是已经发生的变化，还是即将到来的趋势，都表明敏感性正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文明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但是，由敏感性引发的种种问题，也促使包括弗拉斯珀勒在内的学者，拷问当代西方社会对敏感性的过度信任。例如，论敌在公共场合发表的可憎言辞真的能被视作一种暴力吗？在公共空间的辩论中，发表正确的言论是否必然比维护言论自由更重要？从家庭中过度保护的“直升机式父母”，再到校园内精心安排的课前警告与安全空间，这些前所未有的保护措施，是否真的是缓解 Z 世代普遍存在的焦虑与抑郁症状的最优解？时刻警惕避免摄入可能引发过敏的食物，又是否真的是维护身体健康的最佳途径？沿着弗拉斯珀勒的思路，我们将会对上述问题，对当今社会及个体日益敏感化的趋势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敏感与自我》一书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当代社会的敏感性是如何形成的？敏感性的背后隐藏着哪些不容忽视的危险？除了敏感化的发展路径，社会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的出路？
弗拉斯珀勒认为，当代社会的敏感性是由身体敏感性、心理敏感性、道德敏感性和审美敏感性这四个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维度共同构成的复杂图景。敏感化的进程是一场多线叙事，背后交织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因此，她在书中抽丝剥茧，挑选最为关键的要素揭示这一复杂现象的内在逻辑。
审美的敏感性是当代最突出的敏感性表现。人们对美的感知力显著提升，并将其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追求美感的同时，也追求美的差异化。例如，传统的跟团旅游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注重创意的旅行设计，个体化的出行方式受到青睐。此外，新兴中产阶层不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家装风格，他们热衷于私人定制，通过家具、色彩和空间设计展现品味。这种对美的追求，使他们成为“视觉人”。
当身体被视为一种值得珍视的价值，人们的身体敏感性也随之被唤醒。现代人放弃了前人曾经长久坚守的那种否定生命的无畏理想，几乎将身体置于价值序列的首位，视身体为生命的本质与尊严的源泉。洛克认为，唯有在面临死刑判决或战乱之时，个体才可能失去生命权，而剥夺其生命权的人，便拥有了对其身体的绝对支配权。由此可见，生命权之丧失，核心在于个体对自己身体的主宰权被剥夺。丧失这种权利之所以被视为莫大的羞辱，不仅因其积极意味，即个人无法自主决定自己的行为，更因其消极意味，即个人无法阻止他人违背自身意愿进行触碰乃至虐待。正因如此，捍卫个人身体与私有财产不受外界侵扰，已成为现代国家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即便是国家实施刑罚，情况亦如福柯所述，摒弃了对肉体的残酷折磨，甚至不再将身体作为惩罚的重点对象。身体在现代公民权利体系的建构中占据关键位置，而身体敏感性的凸显与这一意义紧密相连。弗拉斯珀勒一针见血地指出，性侵犯与警察暴力这类侵犯“不被触碰”的权利的行为，正是触发 #MeToo 运动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深层根源。这两场运动争取的实际上是更宽广的保护空间，确保他人无权违背一个人的意愿施加触碰，捍卫人与人之间、人与国家之间“保持距离的权利”。在经历新冠大流行后，这种权利更是获得了病毒学上的合法性。
2018年纽约街头
#
MeT
oo 运动支持者的抗议游行（来源：wikipedia）
那么心理敏感性又是如何产生的？根据弗拉斯珀勒的解释，文明化的进程实则是外在强迫向内在约束转变的过程，但这种转变使人的精神装置变得脆弱。她援引尼采在《道德的谱系》里提出的见解：文明无法根除人的攻击性，人的攻击性永恒不灭；文明越是竭力压制这种攻击性，越是阻止其向外释放，人的精神痛苦就越是增加。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将人的意识系统比作生物细胞膜一般的囊泡，这种囊泡善于应对外部刺激，却无法向内保护，内部刺激能更直接地作用于我们的意识系统，带来深层次的影响。结合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描述，那些无法消除的、为习俗所约束的攻击性会掉转向内，一次次向自我的意识系统发起冲击。其结果便是，意识系统日渐脆弱，对外界的容忍阈值大幅降低。如果一个人的精神装置中稳住内部刺激的能力不佳，外力便可轻易穿透心理囊泡的屏障，给意识系统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这种创伤可以表现为自我否定、自我折磨，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演变为自我毁灭。
道德敏感性与身心敏感性密不可分。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身心足够敏感，也很难不“以己度人”，意识到他人也具有如此这般的敏感性，这就为道德敏感性奠定了基础。弗拉斯珀勒指出，道德敏感性的提升与十八世纪后半叶感伤主义文学及书信体小说的兴起不无关系。此处以歌德的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为例，该书一经面世便引起轰动。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不仅因为这部小说精准地捕捉到了当时的时代气氛与青年群体的共同心声——对森严的等级制度的深切厌恶，对腐朽贵族社会的悲观态度，以及对个人自由的无限憧憬；更在于歌德巧妙地运用了第一人称书信体的叙述方式，使故事读来真切可感，仿佛读者就是收信之人，亲耳聆听着主人公的欢声笑语与哀伤叹息。维特的激情、痛苦，对理想化爱情的追求以及最终的悲剧结局，都在读者的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与回响，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年轻读者，模仿维特的穿着打扮与生活方式，甚至效仿维特自杀。对此，历史学家林恩·亨特在其著作《人权的发明》中剖析道：尽管书籍本身难以直接撼动社会根基，但此类小说拓宽了人们的共情边界，使之超越了狭隘的日常圈子，引领人们将目光投向远方陌生人的命运。在亨特看来，书信体小说的黄金时代落幕后，美国和法国分别在一七七六年、一七八九年不约而同地将“人人平等”镌刻于法律条文之中，这绝非历史的偶然。正是在这类小说的催化下，“人人平等”才从一句抽象的政治标语，逐渐转化为民众坚定支持的理想信念。通过这些生动具体的故事，人类文明在道德敏感性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英国画家 Joseph Highmore 为十八世纪著名感伤主义小说《帕梅拉》所绘的插图，帕梅拉（图中女子）用高尚的道德感化了纨绔贵族 Mr. B （图中男子）（来源：wikipedia）
然而，弗拉斯珀勒提醒读者，切莫对社会日益敏感的状况盲目乐观。须知，敏感性与进步性并不等同，过分追捧敏感性的社会潜藏着倒退的风险。首先，就身体敏感性而言，如果只看重人与人之间是否保持合理的社交距离，追求社交的规则化，恐怕就会扼杀人际交往的活力。文学理论家贝尔纳黛特·格鲁布纳在她题为《病毒欲望》
（“Viruslust”）
的文章中提出，每段关系都包含一种内在冲突：我们既渴望与他人亲近，又在亲近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他们身上令人排斥、反感乃至恐惧的东西。正是这种内在冲突赋予了人际交往微妙的“二义性”——既因可预测的方面产生亲近的渴望，又因不可预测的方面感到危险。但是，那些执着于身体敏感性的人们，却在试图消除交往中的后一方面，即通过规则与标准来框定互动里原本模糊的地方。他们希望将人际交往简化为一场无风险的交易，却忽略了其中最为宝贵的要素。例如，美国人中兴起了一股签订“关系合同”的风潮，合同内容详尽无遗，从家务分配、育儿责任，到表达爱意的频率，无不囊括其中。这种在人际交往中追求绝对安稳与舒适的做法，在德国社会学家赫尔穆特·普莱斯纳看来，无疑是以牺牲趣味与活力为代价的，因为“人心，即人的内在，需要距离、机敏、斗争。我们的性格的每一层都在呼唤着游戏和危险”。
近些年来，西方社会对于暴力的理解不断扩展，已不再局限于对个体肉身的侵害，而是延伸到了冒犯性的图像、言论，乃至对个体主观情感的伤害。这一变化背后，是心理敏感性日益增强的显著趋势。前文提到，弗拉斯珀勒认为，文明对人的进攻性本能的压抑，构成了心理敏感性的根源。然而，在文明与人心这看似正向互动的进程中，一个令人忧虑的悖论已然浮现：社会越是文明，人们的不文明行为和言论就越少，但由于人的心理敏感性在文明的压抑下不断强化，以至于对那些残留的不文明现象的反应变得越发激烈。换句话说，当人们在世上生活得愈发舒适，他们的注意力却愈发聚焦于那些可能引发不适的细枝末节，身处风险愈小之境，内心的恐惧与不安反倒愈发滋生蔓延。哲学家奥多·马夸德形象地将这种现象比喻为“豌豆公主综合征”。
马夸德用豌豆公主的童话，说明现代人
对外部大世界没有形成积极的关系（来源：wikipedia）
过度的心理敏感性和道德敏感性侵蚀的，不仅是个体的精神韧性，还有政治辩论的公共空间。这一点通过老一辈人对年轻一代的批评会看得更为明白。老一辈人将年轻一代贬称为被左翼身份政治宠坏的“雪花”，认为他们敏感脆弱，难以容忍与自己相左的观点。老一辈认为，“雪花”缺乏必要的坚韧与现实感，过于依赖“安全空间”“触发警告”等社会保护机制，似乎已失去了参与政治辩论的基本能力。他们过度强调个人感受，尤其是在种族、性别、性取向等议题上，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传统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漠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雪花”们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越是敏感脆弱，就越依赖国家的保护性力量。当然，年轻一代也会提出反驳，认为老一辈人的指责不过是他们失去旧有特权的哭号，是他们拒绝跟上社会发展潮流的借口。但是，这样的回应未能真正解决将敏感性作为政治范式的局限：光是通过表达痛苦，就足以给他人“定罪”吗？究竟哪种痛苦有资格要求一个“回答”？我们如何公正地对待每个人的脆弱性？
诚然，道德敏感性的提升让人们对更广大的世界产生共情，但共情不等于道德。休谟明确指出，共情无法构成是非善恶的稳固基础，因为共情会因双方在地域、血缘乃至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而有别。这种差异使共情在道德评判中的作用变得复杂而微妙，因此休谟提出，唯有“明智的观察者”的共情才能成为道德判断的可靠依据。然而，当理想的哲学概念落回现实粗糙的地面，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是明智的观察者。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有不受约束的自然共情所触发的种种问题：它既可能激发对他人的关心与援助，也可能诱发施虐行为与群体暴力。弗拉斯珀勒认为，萨德侯爵挑衅世俗的作品就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她表明，启蒙者虽然在宗教式微时，试图将良知建立在理性或共情之上，但这样的尝试往往徒劳无功。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共情完全可能成为施虐狂的心理基础——那些“无辜女性遭无情色鬼虐待”的故事，在十八世纪的感伤小说中屡见不鲜，同时也是色情作品的主要题材。在这些作品中，虐待狂不仅共情了受害者的痛苦，还从中获得了莫名的兴奋，这无疑背离那些共情支持者的初衷。然而，令人不愿正视却又无法否认的是，这种背离竟在某种程度上暗合共情的本质——一种能够跨越界限、触及他人内心感受的能力。只不过，在虐待狂的共情中，这种能力被扭曲成了对他人痛苦的享受与利用，而不是关切与理解。这再次提醒我们，共情并非道德的同义词。
萨德侯爵生活荒淫无度，他的
笔下充斥着令人瞠目结舌的性虐变态与血腥暴力（来源：wikipedia）
个体的共情可能走偏，群体的共情亦不例外。弗拉斯珀勒尖锐地指出，在当下的社会中，不少人在由情感传染所引发的群体激愤中，成为“取消文化”的积极推动者，他们借助数字媒体的强大力量，肆意倾泻心中的仇恨。此时，一幕吊诡的景象出现了：人们用手指轻柔地触摸着灵敏的屏幕，输出的却是粗野不堪的话语。对此，舍勒的经典描述依旧贴切：“相关感觉像雪崩一样越滚越大……行动的‘群体’能如此轻易地被撕裂，超出了所有个人的意图，做出没有任何人‘想做’和‘为此负责’的事。”当共情上升到群体层面时，它究竟会引发社会的良性变革，还是加剧群体间的仇恨，以及群体能否准确地区分积极主动的共情与被动的情感传染，这些问题至今仍未有明确的答案。正如人的进攻性不会凭空消失，而是换了一种面目呈现，共情随着敏感性的提升迎来了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但与此同时，其潜在的阴暗面也悄然膨胀。
既然敏感性为当下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带来了诸多困扰，我们是否还有其他路径可供选择？此时，敏感性的反面——韧性出现了。弗拉斯珀勒吸收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和叔本华的意志论，提出人身上有一种古老而强大的生存意志和冲动力量，这种力量就是韧性的力量，它蔑视死亡、反对脆弱。
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的名言正是强韧者的写照：“那没能杀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加强大。”换言之，强韧者能够将那些看似糟糕的偶然事件，转化为自我成长的养分。这一观点受到经济学家纳西姆·塔勒布的支持。他认为，现代化进程往往忽视了反脆弱性的价值，它一味追求预测与控制，却未曾意识到，许多事物正是在冲击与波动的洗礼中发展壮大的。“重要的是，如果反脆弱性是所有幸存下来的自然系统和复杂系统的特征，那么剥夺这些系统的波动性、随机性和压力源反而会伤害它们。它们将会变弱、死亡或崩溃。”须知，韧性对于人类物种有着重大意义。在史前时期，人类正是靠着韧性力量的支撑，才熬过危机四伏的漫漫长夜，避免生存的毁灭并走向文明的曙光。但时至今日，人们将敏感性摆在绝对正确的位置上，忽视了韧性这一决定自我生存及其激烈精彩程度的前提。情况正如弗拉斯珀勒所说：“在当下，正是对生命的无条件保护阻止了
（值得过的
）
生命本身。”
培养韧性的过程与西西弗斯推动巨石相似（来源：aspiretrainingteam.co.uk）
弗拉斯珀勒揭示了过度敏感化的负面影响，肯定了韧性的力量，但也并非意在仅仅将韧性确立为这个时代的出路。她认为，韧性不是敏感性的敌人，二者应该联手塑造未来。诚然，很少有人愿意重返被视作人类文明的“缺省时代”的十一世纪，在那时，尽管人们的韧性得以伸张，但人人相互为敌。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度敏感化的时代，韧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纠偏作用，为当代人的过度反思适时按下暂停键。
对于如何在敏感性与韧性之间取得平衡，弗拉斯珀勒并未提供具体的指引。她只是点明，敏感性与韧性的交汇处，实际上是结构与个人各自责任的分水岭。恰到好处的敏感性可以推动社会变得更加公正，同时为个人保留积极奋斗的空间；而过度的敏感性则会使社会在追求“零冒犯”的极端理想中失去活力，并剥夺个人施展韧性的机会。用弗拉斯珀勒的话来说，过度的敏感性相当于要求结构“代替个人来做事”，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结构尽可能帮助更多人获得通过自身奋斗和韧性过上幸福生活的机会。通过对敏感性的来源、弊端及反面的探究，弗拉斯珀勒试图告诉我们，应以双重化视角看待时代的敏感性。敏感性有其光明的一面，它让我们更细腻地感知不公，推动社会进步，唤醒人们对平等和公正的追求。但敏感性也有阴暗的一面，过度的敏感可能让个体陷入自我保护的过度需求，甚至将社会引向控制与极权。敏感性的两面彼此交织，既是我们面对世界时的武器，也可能成为桎梏。面对敏感性的两面，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找到平衡，在敏感中保有清醒，在波动中锻炼韧性，从而不仅能感知痛苦，更能从中汲取力量。
（《敏感与自我》，[德]斯文娅·弗拉斯珀勒著，许一诺、包向飞译，上海三联书店二〇二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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