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邓晓芒：让学术成为思想的风骨

邓晓芒：让学术成为思想的风骨

我历来不认为思想与学术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在我看来，学术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思想没有学术也是不可能深入的。当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时，这只不过是一些自以为很有思想的学界中人走投无路时的自我欺瞒的说法。不能否认，80年代的“思想”在今天看来的确是乏善可陈。 “人道主义”问题和“异化”问题、自由问题和主体性问题的讨论，西学的大量引进和“美学热”、“人学热”、“文化热”的兴起，文艺领域中各种“禁区”的逐步突破，固然反映了时代的躁动，但由于很少进入到深层次的学理层面，思想上总的说来是旧话重提，并没有超出“五四”以来的“启蒙”的范围。

人们急于追求的是形成“热点”，成为大众关注的中心。学理的浅薄限制了思想的深化。进入90年代，知识界面临信仰危机，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所谓的“思想”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也从来不是靠“学术”能够撑得起来的。因此一些文化人开始“渴望堕落”；有的则以“纯学术”来掩饰自己思想的贫乏和信仰的丧失，满足于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到陈寅恪、吴宓、钱钟书等人的书斋生活中去寻求“学术独立”和“人格自由”的楷模。 随着“人文精神”讨论的滥觞和“国学热”的兴起，思想和学术都呈现出一种向内龟缩的趋势，与其说是思想和学术，还不如说是意气和文章。 理论兴趣的消解使学者越来越“文人化”，甚至连作家、艺术家也纷纷疏离了艺术本身 ， 而成为一群又一群靠时令散文、小品文逢场作秀的文人了。

当然，我不是说在中国就没有真正的思想和严肃的学问了。深刻的思想和学问是不分家的。 思想和学问的分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学者不敢表露自己的思想，只能以学术的方式来藏匿思想，或借以自保。另一种是思想的狂躁和学术的浅薄导致的分裂。 我以为，真正的学术规范应当是思想的规范，即通过正常的思想交锋和辨析从理论上清除思想界的陈腐之见，在具有基本思维能力的学者中形成某些共识。 这就要求一方面尊重事实，包括尊重历史事实和尊重当代生活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尊重逻辑，要努力从历史和当代现实中寻找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并且要能自圆其说。 没有相当的思想穿透力，这两点都是难以做到的。即使是对单纯事实的接受，也需要有健全的思想。如“文革”到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还是“沉渣泛起”，不同的人对同样的事实就有不同的说法；又如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究竟是由于“现代化”所导致的，还是由于不够“现代化”所导致的，人们也是各执己见。 这些问题没有学理上的分析和逻辑上的推断，单凭个人感觉甚至情绪倾向来体会，是绝对解决不了的。

由此观之，中国当代思想和学术分裂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思想发展的空间过于狭窄，而在于中国学人的思想本身过于狭窄，就是说，这种思想本质上还不是一种“学术思想”，而只是传统型的道德思想或政治思想。 中国传统学术历来只是道德（及道德情感）的附庸，而由于道德的政治化，也不能不是政治的附庸；也正由于这一点，这种学术哪怕表面上“独立”了，实质上也不过是对其依附对象的暂时的悬置，而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安身立命的根基。 人们在学术上所关心的，还是传统儒家经典的训诂正义。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学人眼里，一谈“学术凸现”就是“国学凸现”的缘故。 研究老古董既可避开现实敏感问题，又可曲折地标榜自己对待现实的道德态度，凸现自己不与现实“同流合污”的“独立人格”，这对于传统型的中国文人的确不失为在现实理想受挫的情况下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至于作为纯粹思想探索的学术研究，以及动用纯学术来进行思想上的开拓和突破，则是中国传统学人连想都没有想过的。 所以“思想和学术分裂”一说只不过表明了中国学人的一种主观心态，而事实上，道德政治化的思想和依附于其上的学术从来都没有什么“分裂”，而只有“隐显”之别。这真是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悲哀。

我以为，当代中国学人的要务并不是如何把学术和思想分开的问题，而是如何超越旧的学术思想而开拓新的学术思想的问题。所谓“新的学术思想”，不仅仅指它的内容，而且也包括思想和学术的一种新型的关系，即不再单纯把学术看作思想（道德政治思想）的附庸，而是将严格的学术作为思想本身内在的风骨，它引领思想的灵魂一步一个脚印地建立自己的基地、居所和世界，使思想真正成为立足于自身生命的、因而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现实生活的独立主体。 学术是思想的自律，只有自律的思想才是自由的思想，只有自由的思想才有超越现实和改造现实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是一种批判的力量，它当然也包含有道德政治的内容，但又不止于这些内容，而是对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和审视。 因而它是超功利的，但同时又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它直接关系到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和“前理解结构”。

从历史上看，人类一切曾经有过的思想在学者眼里都已经成为了“学术”；就当下来说，没有一种学术不是同时也在表达着一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