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材料里的海上丝路

1990～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将“海上丝绸之路”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然而，许多学者认为，除丝绸外，海上贸易的大宗商品另有其类，是以不断有人相继提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宝石之路”等说法。

实际上，自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将横贯东西的路上交通线命名为“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以来，“丝绸”本身更多地扮演的是古代中外贸易及文化交流符号的角色，传递的是以丝织品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历史背景。由于丝织品不易保存，即便我们能从航海文献或船舶账目中寻觅到只言片语，实际上能够以实物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贸易丝绸寥若晨星。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确立文化传统的夏、商、周三代都是内陆国家，与地中海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文明完全或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通过海路交通与其他几个文明中心产生互动，是随着历史时期古代王朝版图的扩张、沿海地区的开发逐步展开的。“海洋”概念之于中国传统文化，起初笼罩在颇具神幻色彩的迷雾之下。自战国以来，沿海的燕（河北）、齐（山东）等国相继派遣方士入海寻找“不死之药”。实际上，通过目前考古学发现和研究，我们能发现的远远超出虚无缥缈的历史传说。

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汉墓、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安徽巢湖北山头汉墓、云南江川李家山汉墓、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等墓葬中先后出土11件裂瓣纹金属盒，其中6件的器身部分皆为银质，经捶揲而成，呈上下交错的凸瓣状，十分引人瞩目。

“黑石号”沉船出水陶瓷

这种捶揲技法与公元以前古代中国制器传统（铸造）不同，具有明显的域外风格，确切来讲，与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公元前553～前330年）晚期至帕提亚帝国（Pathian Empire，公元前247～224年）的关系最近，在中国流通的时间集中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年间。由于山东、江苏、广东都是沿海地区，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类器物来自海路。

有汉以来，由于文字记录的丰富，海外贸易以更为翔实的面貌浮现在我们眼前，西汉时期甚至出现了官方主导的海外贸易。《汉书·地理志》中记录了一条从越南北部及两广出发，抵达印度东南海岸的贸易路线。当时海外贸易我们的主要输出品是黄金和丝织品，而意图获取的主要对象是“奇石异物”，甚至包括活犀牛这样的生猛活物。实际上我们不仅在广州地区的汉墓中发现许多陶质犀牛角，远在长安的帝陵中也发现了域外进献的犀牛。

1975年西安市东郊白鹿原南陵附近发现20座从葬坑，其中有一具犀牛骨骼。犀牛骨骼虽已断裂，但整体结构和大骨节保留得还较为清楚。据鉴定是生活在东南亚爪哇岛的独角犀。南陵的主人是汉文帝之母薄太后，崩于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看来王莽虽然热衷于制造新生事物，令外国遣使献活犀牛却并非他首创。

如果我们参观两广地区的博物馆，看到最多的一类海外奇珍就是琳琅满目的宝石与玻璃。虽然并不能简单对等，但文献中提及的“璧流离（即琉璃）”通常被认为是玻璃，玻璃制作的历史悠久，来源复杂，但两广地区发现的玻璃器中，甚至有与罗马玻璃十分接近的产品。至于玛瑙、琥珀、石髓、水晶等宝石珠饰更是比比皆是。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还出土了非洲象牙、蜻蜓眼玻璃珠、乳香、琥珀、金珠泡饰等极具异域风格的文物。

这一时期，远至罗马帝国、托勒密埃及、帕提亚王朝的人群已经对孟加拉湾以东的居民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了解。成书于公元1世纪中叶托勒密埃及时期的文献《红海航行》（The Voyage Around the Erythraean Sea）记录经过印度洋东海岸以后，“海洋终结于一片叫作秦（This）的土地，那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叫作秦尼（Thinae，也就是中国）的城市，那里的生丝和纱线以及丝绸通过大夏徒步运送到婆卢羯车，也通过恒河出口到利穆利。但是进入秦不容易；也很少有人从那里来”。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明代景德镇青花瓷

罗马时期的商贸据点也发现于黄支国故地康契普拉姆（Conjetveram）附近的阿里卡梅杜遗址（Arikamedu）。这里发现了直接由罗马或叙利亚、埃及等地中海东岸商人经营的货栈商行和染制木棉的染坑，从中发掘出20件带纪年铭文的陶器，铭文用婆罗米文拼写泰米尔语，年代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其他出土文物有：安弗拉罐、产自意大利阿莱佐（Arezzo）的陶器、罗马玻璃器、绿釉陶片和罗马钱币等，还有印度中部或南部各地的香料、宝石、珍珠和薄棉轻纱。

此外，同样在上世纪40年代，湄公河三角洲南端沃奥（Oc Eo）地区发现大片古代遗址，越南半岛在汉代是外国使臣登陆的地方。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罗马皇帝安东尼（Antonin，138～161）、马克·奥略留斯（Marc-Aurèle，161～180）两位皇帝的钱币；许多罗马玻璃珠和玻璃残片，其中一片是罗马搅胎玻璃，属于公元前1世纪产品；典型的罗马印章。这就清楚地说明公元2～4世纪确实有罗马商人在湄公河三角洲从事国际贸易。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国内陷入分裂对峙局面，西边的大秦（罗马）和安息（帕提亚）等国境内也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动荡和变化，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崛起，陆上交通兴盛，相比而言北朝的对外交流更盛。南朝的海外交往对象在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有一定的发展，但总的来说盛况不及北朝。这一时期的重点是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的传入与发展，南朝佛教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可惜保存至今的实证不多。

隋唐时期对外交流呈现海陆并重的局面，东至日本、西到大食（阿拉伯帝国）都出现了比较成熟稳定的航线。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受战争影响增大，吐蕃势力崛起，陆上交通受阻，海上交通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出现了稳定的从中国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到波斯湾和东非的航线：“广州通海夷道。”东边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活动亦趋活跃，在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都展开了频繁交流，现在日本仍能见到许多早至唐代的中国文物。

1830年前后，马六甲海峡的一处栈桥景象

唐朝政府在广州设置市舶使，同时扬州、明州（宁波）、泉州等港口城市也逐步兴起，海外贸易获得的巨大利润引起了商人集团的重视，再也不仅仅是猎奇性质的纳贡进献。这个格局被其后五代的南汉、吴越和闽承接并大力发展。唐代后期，许多波斯、阿拉伯人来华经商，广州即其聚集地之一。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失败，旅经广州时，见到“不计其数”的婆罗门、波斯和昆仑商船。当时的广州可谓是各国商贾云集的国际化都市。

唐代晚期开始，陶瓷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从海底沉船中大量出水的陶瓷产品可窥一斑。以著名的“黑石号”沉船为例，此船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南海域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附近，根据发现地点命名为“黑石号”（Batu Hitam），其中出水中国瓷器和金银器多达6万余件。

“黑石号”沉船出水陶瓷

据调查，沉船多数文物的年代集中在9世纪中期，有纪年铭文的瓷器皆晚唐之物。其中瓷器约占90%，包括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河南巩县窑和广东窑系等相关窑口产品，还有粟特和阿拉伯风格的金银器等，有学者认为这条船从扬州起航，经广州等地驶往波斯湾，目的地可能是波斯著名国际贸易港——西拉甫（Siraf）。

“黑石号”沉船出水陶瓷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海域出水的“井里汶号”沉船也是震惊国际的重大发现，船中出水完整器约15万件，中国晚唐五代瓷器占全部船货的75%，以越窑青瓷为主，此外还包括中国青铜器、中东玻璃瓶、玻璃原料、金属器、印度佛教饰件、马来群岛锡质刀具、棱锥等（可能来自马来群岛），阿富汗青金石、印度红宝石、蓝宝石、珊瑚珠、红石、象牙、象牙制品等；一同出水的“乾亨通宝”款铅钱表明了这艘沉船的沉没年代，“乾亨”是公元917年南汉的年号。

“井里汶号”沉船出水文物

鉴于货物种类的多样性和数量之巨，学者们推测这是一艘在印尼岛屿之间游弋的接驳船，来自中国的贸易船只一般在沿岸的小岛停泊，以换取食物、水以及其他配给，同时也进行商品贸易，船中的中国瓷器也许要运送到中东等地，而玻璃器和原料的目的地可能是中国。而这种辗转接驳的方式是明初郑和大宝船下西洋以前海外贸易的主要方式。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鼎盛时期，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可谓空前。尤其是“混一声教，无远弗届”世界性大帝国元帝国的建立，刺激和促进了海路交通的发展。除了自行出海贸易的商人和番船之外，宋元时期两代官府都经营海上贸易，直接参与海外贸易利益分配，据《元史·食货志·市舶》记载：政府给本让商人出海博易，回国后政府得七，商人得三。

元代海外贸易的兴盛与官府任用穆斯林理财及管理海运有关。例如宋末降元的泉州市舶使司蒲寿庚，就是阿拉伯人出身，除蒲氏以外，还有掌管泉府司和市舶司的回回人沙不丁和合不失。泉府司“掌领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诸王出纳金银事”，即为皇族理财，还一度“专领海运”。元朝政府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可谓务实：“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瓷器、家事、簾子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元典章》）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出口产品包括纺织品、陶瓷器、金属器和日常生活用品，这些商品的大多数在宋代以前就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但是宋元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对亚非各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尤其以陶瓷技术的传播为最。进口商品据统计不下250种，以珍宝和香料为主，另外特别重要的还包括药材、纺织品以及少量手工业品。这一时期的贸易仍然以转运贸易为主。

目前发现的宋元时期沉船及港口遗址都凸显了当时陶瓷器在亚非各国的风靡盛况。当时的外销陶瓷以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和青花瓷为大宗。例如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沉船“南海一号”，南宋时期沉没于广东阳江市附近海域，应是从中国海域驶出，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的。

“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瓷器

其中出水瓷器有白瓷、青瓷、青白瓷、黑瓷、铅绿釉陶和酱黑釉陶等品种，器类以各种形式的碗、盘、罐、盒、瓶、壶为主。这批陶瓷器分别来自我国宋代南方地区著名窑址，包括景德镇青白瓷、龙泉青瓷和福建地区与外销瓷密切相关的磁灶窑、德化窑产品。

另外，元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品种青花瓷，一经烧成便迅速扩散到海外各地，尤其是目前收藏在伊朗、土耳其、印度等国的大批精美绝伦的青花巨件，是元时期文化交融和海外贸易兴盛的印证。在波斯湾古港口基什岛、霍尔木兹，地表随处可见中国龙泉窑、景德镇窑生产的瓷器，埃及开罗郊区的福斯塔特遗址，也包含了从唐五代到明清时期的大部分中国知名陶瓷品种。

明清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仍然继续发展，但与宋元时期不同，其发展趋势呈现出矛盾重重的困局。总的来看，中国并未顺其自然地进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从主观意愿上看，明清两代政府逐渐闭锁，到清代限制四口通商甚至仅保留广州一口通商；从客观上讲，民间贸易及走私在沿海地区活跃，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但由于失去了面对海洋的主动权，最后不得不在船坚炮利的欧洲列强面前被迫开始了痛苦的近代化历程。

明初郑和下西洋，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官方贸易，与宋元时期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不同，更侧重“怀柔远夷”的政治功能，是不计成本“广施国威”的外交手段。从随行译员马欢在《瀛涯胜览》中的记载来看，郑和船队携带的龙泉青瓷和青花瓷在海外各国均广受欢迎；从考古发现来看，文献所记载的郑和船队行经的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及东非地区都有15世纪以后的中国瓷器遗存。1975年南中国海西沙群岛北礁礁盘上发现一艘明初沉船的残骸，出水铜钱400多公斤，其中大部分是“永乐通宝”，学者们认为这可能是郑和下西洋时沉没于西沙群岛航道的宝船之一。

描绘郑和下西洋场景的画作（约作于1558年）

郑和船队和中国瓷器相关的遗存在肯尼亚也有发现，在肯尼亚沿海中部的拉穆群岛（Lamu Islands）上，位于大陆沿海的格迪（Gedi）古城遗址中就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明初龙泉窑瓷器和景德镇青花、釉上彩器。前文提到的埃及开罗市郊的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了数以千计的15～18世纪中国瓷片，主要包括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单色釉瓷器以及各类彩瓷。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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