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培仁 | 携手共同构建人类整体传播学

# 本文系2018年第2期

“反思传播学”专辑系列文章 #

作者

邵培仁，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正文

在座的同行都知道，我和戴元光教授、龚炜教授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的作者，学术界有人说我们是“复旦三兄弟”，也有人说是 “传播学三剑客”，我是三人中较差的。我明年就要退休了，在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三十余年中，我发表过学术论文300多篇，主撰、主编出版了31部传播学、媒介管理学、华莱坞和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方面的著作。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反思中国传播学”。为什么要“反思”呢？既是因为我们走到了“十字路口”，需要回顾、反思走过的路，思考下一步走向何方以及如何行走，也是因为我们发现中国传播学并非完全“健康”的，而是“有问题”的。用单波教授在前面的话说，也是“有病” 的。既然中国传播学“有病”，就必然有“病症”，就需要探讨“病因”，寻找 “药方”，提出“治疗方案”。

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大家都认可的、甚至西方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病症” 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过度西方化”。换句话说，中国传播学研究对西方传播学有一定的依赖性，特别是一些从西方学成归来的专家学者，他们用的传播理论和方法是西方的，思维是西方的，表达也是西方的，甚至论著的参考文献都是西方的，有的几十个注释中看不到一个中文文献。这种“过度西方化”，值不值得反思和忧虑呢？如果你的理论、方法、思维、表达、文献等等都是西方的，你能保证你的立场、眼光和思想是中国的吗？请好好想想。

还有，过度的量化研究是否也是一种“病”？在座的有几家知名学刊负责人，我常看到有的刊物上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量化研究论文。量化的微观研究的确有它的好处，它像聚光灯一样能把研究对象照得通体透明，又像显微镜一样能让研究对象毫发毕现，但它又是让人担忧的。过度的量化研究其实不符合学术生态平衡、多样的原则。它对人的多样性需求、信息多元化需求，可能会构成挑战。事实上，我们是期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在我们可以根据大数据来发表我们的思想和观点的时候，这个世界会不会陷入同质化？会不会出现只有“一种声音”？对此，我们不应该鼓掌、欢呼，而应该表示担心，这是在抹杀人性。同时，过度的量化研究也会引导我们过度关注微观层面的东西，而看不清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时代潮流的演进，或者说它不仅看不清宏观层面的变化，甚至也看不清楚中观层面的东西。

因此，中国传播学研究需要换位思考，需要回到中西方对话、交流的立场上来，需要在研究之中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包括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或混合研究方法。我指导的一个博士后是从日本学成归来的，她的博士论文用的就是混合研究方法：前面部分是定性的，中间主体部分是定量的，后半部分又是定性的，我觉得这比单一的定量研究要好。

另外，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要有意识地关注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同时也要有意识地关注中国在世界格局变化中的位置和走向，注意国家的重大关切。作为人文学科老师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刚才赵心树老师讲到，美国媒体采访时问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说自己从内到外都是中国人，我很感动。站在中国立场上研究传播问题，分析传播现象，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理所当然的，需要回避吗？

刚才胡翼青教授讲到我的“华夏传播研究”，要我关注西方传播学的命门。这个课题是我60岁以后做的，因为我可以不用天天上班，可以静下心来了，专心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华夏传播理论》一书2018年可能会出版。我编写的浙江省重点教材《传播学导论》获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教材）一等奖，编写的国家重点教材《传播学》已经出了第3版，其它传播学交叉研究成果也有十几种。我对西方传播学是知道一点的，但华夏传播研究是不是击中西方传播学命门还真不敢说。我在华夏传播研究中是一直在挣扎和反抗的，想摆脱它对我的思维定势，这当然是很难的。最后，我和弟子姚锦云没有采用西方传播学研究的通常范式，而是采取的是 “传播问题”或“传播主题”的研究范式，这不同于传统的“传播年代”研究范式，也不同于我的弟子潘祥辉的“传播现象”研究范式。我在许多年前读过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传播主题”的研究范式受到这本书写作体例的启发。由于研究的主题和问题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研究的资料主要是中国的也不是西方的，研究的结果应该不是西方化的东西。

刚才我赠送赵心树老师一本《亚洲传播理论》，车上只有一本，他远道而来，故先请赵老师指正。哪位教授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快递邮寄给您。《亚洲传播理论》应该是又一本非西方化的东西。

最近，我在研究新世界主义时，突然意识到建构人类整体传播学如今已是水到渠成。这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而是世界的。“新世界主义”是指习近平主席及其领导集体对世界和人类文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所持有的创新性的系统性认识、论述、主张以及行动方案。其核心理念是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

我们正站在人类发展进步的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之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同时，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互联互通、唇齿相依、水乳交融。如果说新航路的开辟是世界开始连成一个物理整体的标志性事件，那么互联网的出现则是世界连接成一个传播整体的里程碑，是人类朝着世界传播整体化进程迈出的关键性一步。

如今，任何国家和组织都已经无法单独面对和解决所遇到的安全性、危机性、灾难性世界问题和传播问题，人类相互依存、利害与共的互动共进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新形势，我们不仅迫切需要世界各国共同打造全球安全治理的新秩序和新机制，而且也迫切需要共同构建一种全球性、跨文化、能为全人类共同接受的具有包容、开放、自由、民主、善良、慈爱、和平、安全、和谐、平等、对话、协商等特质的人类整体传播学。

各位都知道，传播学天生就是一门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世界性学问”。如果说在许多年前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分明、清晰可辨，那么当今各学科之间的边界已经模糊不清，而传播学则是学科渗透、融合、交叉、互动的催化剂和粘合剂，并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一门走向统一、走向整体的社会科学——人类整体传播学。传播学诞生以来，一方面她以极强的扩张性姿态向其他学科迅速渗透，另一方面她又以宽广的开放性势态接受其他学科的新知输入，造就了融合性、整体性、适应性和包容性的秉性，从而建构、开拓了许多新兴交叉学科——政治传播、经济传播、艺术传播、媒介生态、媒介地理、媒介记忆、媒介恐怖、媒介身份等，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学术成果，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为建构人类整体传播学提供了养分和材料。

在未来社会，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万物一体。人类整体传播学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为核心出发点，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以多角度、多层面的和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以及古今中外相融通的分析视维，研究世界各民族的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信息与人、社会、世界的复杂互动关系，进而建构一个和谐包容、开放合作、共进共演、共赢共享、良性发展的新型传播世界，这既符合未来社会的基本要求，也能为各国人民认同和接受。但是我要说，这个我是不可能做出来的，我快退休了，退休后我要做一点更轻松的事，比如我会再写一点学术散文，类似于此前已经出版的《传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