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鹅尚未飞走，我们又迎来了“灰犀牛”。《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的作者、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米歇尔·渥克首次提出“灰犀牛”概念，是在2013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
米歇尔以重达两吨的灰犀牛，来比喻发生概率大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相对于黑天鹅事件的难以预见性和偶发性，灰犀牛事件不是随机突发事件，而是在一系列警示信号和迹象之后出现的大概率事件。
它们出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集中爆发引发的金融危机，2005年导致死亡人数约1800人的飓风卡特里娜；近年来颠覆了传统媒体的数字营销；这些影响巨大的事件在开启引爆点之前均出现过明显迹象。因此，灰犀牛理论覆盖的范围更广、更契合当下的时代特性，因为相对于难以预测与难以应对的黑天鹅事件，灰犀牛理论告诉我们：我们有能力预测并解决危机。
典型的灰犀牛事件，一般都要经历5个阶段。第一是“否认与抵触”，我们会否认危机或弱化其危险性；第二是“得过且过”的阶段，即想方设法拖延问题的解决；第三是对已发生事情进行判断、寻求解决方案的阶段；第四个阶段是“惊恐”，然后很快进入第五阶段：行动或是崩溃。
如果说“黑天鹅”挑战我们的想象力和预测力，“灰犀牛”则挑战我们的应变力和行动力。
为何在国家与国际事务中、在社会机构与商业世界中、在生活中人们会对一些大概率、大影响的事件视而不见？为何很多身居高位、其决策将产生影响重大的领导者会一直延误行动直至危机发生？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为何我们会否认与拖延。
神经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已经证明，
我们的大脑结构决定了我们总是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问题。
我们会高估积极事件的可能性，低估消极事件的可能性；乐观倾向在我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左右着我们的认知与判断。关于我们天性中存在乐观的原因，神经学家塔里·夏洛特（Tali Sharot）认为：“可能是因为在人类的进化史中，乐观天性对人类的生存起着非常必要的作用，所以它才会被植入我们人体中最复杂的结构——大脑中”。
尽管乐观的天性让我们在发现危险、及早预防方面采取松懈的态度，但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帮助我们在不崩溃的情况下应对危难，并帮助我们将危机转化成机遇。
我们大脑中无意识的倾向性、执念、误判等因素，也让我们忽略危险的信号，无视危机性事件的来临。
“否认”是一个深深根植于人类性格之中的防范机制。
此外，我们的政府与社会体制都力求维持现状；在商业组织中，很多决策者和商业动机都倾向于短期思维，一旦出现问题，人们首先做出的反应就是否认，而且组织的奖惩机制也往往助推了人们推卸责任的行为。
不过，否认与抵触只是暂时的，我们在情绪上受到冲击后，会开始逐渐接受事实。
但是，预测灰犀牛的攻击时间也很难。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曾经说过：“市场的不理想现象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远比你我能理解的时间都长”。如果过早对潜在的危险、危机与灾难做出回应和预防，需要付出很大代价。
过早回应风险可能付出的代价，以及我们天性中的拖延，会导致灰犀牛第二个阶段的发生。
政府机构、企业及各类组织内的得过且过，往往是因为机制设置上存在严重缺陷、人力与财力资源的匮乏、领导力低下、组织内外的阻力，以及人们错误解读危机等认知上的问题。
同样，我们也会或快或慢地走出这个阶段，进入开始寻求解决方案的第三阶段。
在进行判断、寻求解决方案的阶段，组织内经常会发生争论与相互指责，包括快速辨别应该最先处理哪一个危机（拖延已久的危机往往会发生于多个方面）；如果领导者拒绝积极行动，我们就会进入“恐慌”阶段。
我们在这一阶段的表现，取决于我们所做的准备工作与之前经历过的危机，还取决于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是否浪费了大量时间等因素。
这一阶段持续时间不长，因为我们要么面临崩溃、要么行动。第五阶段开始采取行动依旧有希望走出危机，不过往往会比较被动。
因此，
要想有效地应对灰犀牛式的危机，我们必须提前建立防御机制与预备性解决方案。
米歇尔撰写《灰犀牛》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人们转变思想，及早发现远处的“灰犀牛”，在最后两个阶段来临之前，努力改变危机性事件的进程。对于组织与机构来说，关键的做法包括：建立信号探测机制、提高我们接受微弱信号的能力、战胜群体思维与建立提倡质疑的组织文化、建立触发机制与强大的行为习惯和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