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李伯重先生的中国商人系列第二篇，第一篇请见：《历史上饱受歧视的中国商人》

文 | 李伯重

▍为什么会“贱商”

为什么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商人被置于社会底层，被主流社会和国家歧视呢？

在世界历史上，“贱商”的现象并只存在于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商人地位也很低下。早在希腊—罗马时代，柏拉图就批评商人说：“一有机会赢利，他们就会设法牟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亚里士多德也说：“（商人）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西塞罗更加指责说：零售商和各类小商贩都是卑贱的、无耻的，因为他们“不编造一大堆彻头彻尾的谎话就捞不到好处”。

到了中世纪，商人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往往只有犹太人等被排除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族群才做商人。这些人被挤到社会的边缘，即如马克思所言，他们“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欧洲中世纪多次展开迫害犹太人的运动，一直发展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这些都与中世纪“贱商”传统有关。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贱商”，一个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点是关于“义利之辨”，也就是人们应当追求公义还是私利的问题。孔子本人就很少说“利”（“孔子罕言利”），而且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说，讲究公义的人是君子，而讲究私利的人是小人。

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坚持一切行动以“义”为准绳。梁惠王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对梁国（即魏国）有利，他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又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就是说，如果把仁义放后面，利益放前面，那问题就大了。所以在孔子、孟子那个时代，儒家就已认为商人就是求私利而不顾公义。到了之后，儒家更进一步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荀子说：“为事利，争货财，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明确把商人说成是唯利是图的人了。

中国和西欧传统社会中对商人的这些看法对不对呢？从一个方面来看，是对的。商人进行经营，一定要讲利，不讲利不能成为商人，这个是古今中外都相同的。的确，作为职业特点，商人的本性就是求利。在对利润的追求的驱动之下，商人常常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去追求发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登宁的话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阻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商人是资本的化身，这段话可以说是商人本性的绝好写照。在没有制度的制约和自身自律的时候，商人要赚钱的本性，就会表现为唯利是图。恩格斯说：“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由此出发，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商人是否如此。

中国古代商人的座右铭《陶朱公商训》十二条，全是教人关于怎么做生意的，没有一条教商人要诚信，要为社会做奉献。在商人具体的行为方面，唐朝诗人元稹写的《估客乐》（“估客”就是商人），对当时的商人作了非常精彩的描写。他写道：“估客无往著，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莫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求珠驾沧海，采珠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州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童眉眼明”。一个商人出发去外地做生意，向父兄告辞，父兄告诉他：你要“求利莫求名”，要“卖假莫卖诚”，到哪里都不要顾什么老乡情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到处去，放手大干了。你可以到湖南、湖北买珍珠，到西夏买好马，到西藏买鹦鹉，到东南亚买火浣布，到四川买织锦，到浙江买漂亮的女孩做丫鬟，到贵州、广西买少数民族的小孩做书童。由此可见，这些商人毫无道德约束，只要能赚钱，可以无所不为，无法无天。

由于他们没有道德自律和法定自律，只求赚钱，所以难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对他们这般厌恶和痛恨，统治者也“顺应民意”，对他们采取歧视政策，贬低他们，羞辱他们。如果一般老百姓都觉得商人不是坏人而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政府也没有必要把他们视为另类了。

▍商不再贱

到了宋朝，“贱商”的观念开始发生改变。北宋时，一些守旧人士依然坚持“贱商”的传统观念，如宋仁宗时大臣李靓依旧说：“所谓末者，工商也。”但是持这种观念的人越来越少了。到了南宋，许多人完全突破了旧观念，例如陈普卿和郑至道说：“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日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稽；工勤于技艺，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也就是说，商业与士、农、工等行业一样是社会的“本业”，从事商业的商人当然也不再是“末民”了。所以南宋度宗时黄震说：“国家四民，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各有一业，元不相干……同是一等齐民。” 士、农、工、商都是平等的。

不仅观念发生了改变，国家政策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宋代明文规定九类人“不得与士齿”，不准进人官学，其一为“工商杂类”。不过，商人既然在法律上取得了“齐民”的资格，而“齐民”最晚至唐代后期已经获得了入州县官学读书的权利。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下令说：“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也就是说，商人及其子弟中的“奇才异行者”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了。虽然这只是把门开了一条缝，但是门终究打开了。宋代商人及其子弟求学于地方官学的事例越来越多，说明这条缝在不断扩大。国家强加给商人的歧视性制度也在消退，以致宋朝有人说：“今之商贾富人车马器服，皆无制度”。

由于对商人的歧视减弱，开始出现“士商合流”的新趋势。清朝人沈直说：“封建之世，计口授田，处四民各异其所，贫富无甚相悬。周末兼并，而货殖之术以兴。魏晋后，崇尚门第，九品士庶之分，而杂流不与清班并，仕者禄秩既厚，有功者又有封邑之租，以遗子孙，故可不与小民争利。唐时封邑，始计邑给绢，而无实土。宋太宗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乃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

▲ 清明上河图中的商人

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兄老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沈直明确指出，宋代士人在科举中第和做官以前，必须经商谋利。因此他的结论是宋代“商之子方能为士”，换言之，即“天下之士多出于商”。

元朝的情况比较特殊。元朝政府鼓励经商，给予贵族和寺院僧侣经商免税特权，并对商人实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不过这些政策主要是给蒙古贵族、大小官吏、色目商人和寺院僧侣的，他们纷纷从事商业活动，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因此在元朝，大商人的社会地位十分优越，但中小商人地位却十分低下，政府对他们管制严格，营运上没有自由。特别是汉人的普通商人，更是政府和官吏“鱼肉”的对象。

到了明朝，情况进一步发生变化。我想大家都听过王阳明这个名字。他是著名的哲学家，对中国商人形象的改变有巨大的贡献。王阳明学说的核心是“格物致良知”，也就是说每个人内心都有“良知”，商人、田夫、市民、村妇都有。致良知，就是使每个人内心心本来就有的良知，不为私欲所遮盖。不论你做什么工作，不论你是什么人，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能成为圣人。由此出发，他说“满街都是圣人”，并且特别强调：“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这话可谓是石破天惊。你看从前商人必须一只脚穿白鞋、一只脚穿黑鞋的贱民，现在居然可以做圣人！所以说他打破了以前的观念，大大抬高了商人的地位。王阳明在明朝的影响非常大，甚至超过官方认可的朱熹。他在徽州特别受欢迎，因为徽州是商人最多的地方。他的弟子在那里宣称他的学说，受到民间的大力支持。

王阳明对古代的“四民”之说进行了新的解释，说这只是职业不同，背后的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百姓日用即道”，所以“四民异业而同道”。商人积极响应他的这种看法，提出“士商异术而同志”、“以营商为第一生业”、“良贾何负闳儒”等说法。王阳明的这种看法，不仅得到商人的认同，也得到一些士大夫的认同。

▲ 王阳明像

文坛领袖之一的李梦阳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即商人和士人虽然谋生的方法不同，但是内心都是一样的，因此好的商人即使身在商场里，只要修高明之行，虽然获利，但是道德仍然可以高尚。思想解放的李贽，更在名著《焚书》中热情地赞颂当时的商业之风，说“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并说商贾“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所以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明朝后期一个大学者归有光也说：“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士与农商常相混”。这表明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士、农、工、商”的传统顺序，到了明代也发生了变化。明朝人说“贾为厚利，儒为名高”，这意味着商已置于农、工之上而与士并列。

这些变化，导致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义利观”的变化，商人的自信和自尊也加强了。明代商人编的一首《警世歌》说：“英雄岂论生身本，富贵谁云出处高。白屋也曾衣锦绣，未门饿殍奈如何？”也就是说，商人自己也不再自轻自贱，认为应当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仅仅在人们观念中，而且也在社会实际中。明清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科举考试向各阶层人士开放。商人抓住这个机遇，把子弟送去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警世歌》教导商人说：“要好儿孙在读书，莫因秉性有贤愚。虽然不入青云伴，自与凡夫俗子殊”。由于商人大多有钱，子弟读得起书，受教育的机会比一般人多，通过科举做官的机会也更大，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商人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队伍。到了十九世纪，沈垚说已经是“天下之士多出于商”了。除了考科举外，还可以通过捐纳得到官位。当政府需要钱的时候，商人可以通过捐钱来买官。

不仅如此，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明代后期，士大夫也不再把牟利视为不道德之事。明朝人董含说：“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贿拥资厚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遂使此辈忘其本来，足高气扬，傲然自得”。这段话的意思是，过去士大夫看不起那些土豪，但是现在士大夫都崇尚财富，所以竭力去亲近、巴结有钱人，使得土豪们趾高气扬起来。商人有钱，所以也成为士大夫亲近、巴结的主要对象。

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商人和其他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别泯灭了。著名学者方行先生提出了“三位一体”理论，即在清朝，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种人逐渐合一了。这种“三位一体”成为一种很合理的理财方式。一个有钱的人，因为土地不会贬值，可以用一部分资金购买土地作为一种保险。再用一部分资金投入商业和金融业，以获取更高的回报。把这三者都结合起来，就能够有比较好的一种资产组合。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得商人和地主之间界限消失了。

由于商人不再受社会歧视，相反受到许多人的追捧，所以到了明朝后期出现了“弃儒就贾”的现象，也就是说，年轻学子不再热衷考科举，而宁愿去从商。明代后期已有“宁站七尺柜台，不去衙门当差。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的说法。到了清代，情况更为严重，特别是在山西。一位大臣刘于义向雍正皇帝上奏折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雍正皇帝在朱批中也说：“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 再下者方令读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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