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8.0级地震，近7万人遇难，一段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5·12汶川地震9年了，你还记得地震当时你在做什么吗？关于汶川地震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请看作者们的精彩回答。
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又有什么关于5·12汶川地震的难忘记忆？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共同回忆深刻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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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和北京医院方面敲定，5月13日给父亲挂号复查。所以订了5月12日下午6点45分的南航CZ3904，父亲与我从成都飞北京。
最近安检很严，盘算3点约了出租车出发该来得及？现在时间是2点25分，我从卧室往客厅走，想叫醒在沙发上午睡的父亲。
这时候整个房间摇晃起来，像梦魇一般，让人疑心是不是午觉的回光返照。可是幻觉不会持续那么久，桌上的器物已在滑动，摇晃，乒乒乓乓的声响。我光脚冲到客厅，父亲已然惊醒，我们俩在不停晃动的客厅里面面相觑。
“是地震吗？”“是吧？”“咋个办？”“去厕所。”小时候学的地震常识还没忘光。母亲躲进了另一个厕所。
父亲和我站在厕所里，顺便撒了泡尿。房子仍然在晃动，而且越来越厉害，眼神都快对不上焦了。听见外面客厅的花瓶倒地破碎的脆响。
“这样不是办法，出去罢。”父亲决然说。反正房子还没有塌，我们决定冲出去。
（父亲后来说，报上说震感持续近一分钟，那是胡说。地震是2点28分开始的，我们进厕所时，他就听见2点半的闹钟响了。）
一直跑到楼外面的小桥上，摇晃还没有停止。头被摇得好晕，耳朵嗡嗡地响。邻居们都跑出来了，花丛里树影中到处都是人。
等我换下拖鞋换上皮鞋（一双鞋的工夫？），摇晃总算停止了。
几个人站在桥上发怔。太颠覆对地震的直接与间接印象了。阳光明艳，一无征兆，狗不吠猫不跳，老鼠也没白天出窝乱跑，早几天的晚霞并不红得吓人，大风大雨更是无从谈起。咋就地震了呢？
发完怔，现实的问题来了：还能飞吗？父亲说，机场总是得去的，该走了。
于是冒着余震的危险，回屋拿东西，好在是二楼。东西早上就收拾得了，拎上箱就走。让母亲带张卡，揣点儿钱，拿本小说，到空旷地方呆着，我们一走，就剩她一个人了。
后来才知道，我家离震中53公里。
出租车如约等候。直上绕城高速，车少得惊人，倒是路旁站着许多人，一个个仰面望天。车过高速路收费站，城门大开，空无一人，便宜了的士佬，因为是一口价，20元过路费他就省啦。
到得机场，乌压压全是人。哦，候机厅已经关闭了。立刻听收音机，关键要弄清是哪里震。交通台开头也不清楚，只顾收集各地的反应。电话那必然是打不通，满世界都在拨手机，反而只有几张IC卡能够接通。
快四点的时候，终于弄清了，震源在汶川境内，离成都92公里，离温江55公里，也就是说，离我家不到80公里。
与此同时，机场宣布关闭至六点。国航宣布取消今天所有航班。
四点半，手机终于灵机一动地，收到了一个北京的短信。可是回也回不出去。
坐在广场上，时不时有晃动的感觉传来。
许多人围着保安，保安说候机楼不能进了，那些人说，他们正在办登机牌，就和空服一起逃了出来。行李、钱包、身份证、笔记本……都在里面呢。那也没办法，请明天再来领取。
五点半了，天色阴沉，有下雨的迹象。我们拖着行李来到机场商业区。几家平价超市还开着，可是店员神色都很不安，拿货、结帐都快快地，似乎很希望客人走光可以下班。
矿泉水、牛奶和饼干被买光了，一个男子开着奥迪送来了货。
旁边的小吃店，店堂内空无一人。椅子桌子被搬到了空地上。有人要点菜，服务员说，师傅不肯炒，您点碗面吧，我去下。
看样子是走不了啦。今天留在机场，还是回城？去问问。一家小些的酒店，关门。大些的，客满。
走回停机楼前，发现每个人都急急地，追着每一个穿制服的人，问何时开放，哪里改签，外面的局势如何等等。
跟任何地方都联系不上，母亲，祖父，姑姑，两位叔叔……只好猛听收音机。成都交通台的女主持，叫孙静。按照四川习惯，CALL IN的人都叫她孙老师。孙老师不错，一直保持着甜润和激情，帮人传话，搜集信息。印象最深的，是她在两通电话之间嘟囔：我真担心我家的狗……可能在这个时候，我这样想不太合适……可是没法子，我真是很担心他啊。
走吧。机场高速已经关闭，市内堵得一塌糊涂，就去双流中和场吧，我叔叔住在那里。
叔叔家临着南河，沿河全是茶坊。5月12日不是周末，但六点钟就满满当当的人，车也鳞次栉比。有人好容易拨通了手机，大声吼：
“是呀！是我！我在中和场避难！……”
这里的信号果然比机场要好。发给叔叔的短信很快有了回复，他要我和父亲去吃鱼。
叔叔说，他们报社在六楼，地震震裂了两间房的墙面。两个小姑娘吓哭了。开始有人想躲在桌子下面，总觉得不是事儿，还是冒险冲下楼。六楼，十二段摇晃的楼梯，每个人都好象逃离了一次生死。
网上有一张新华社四川分社办公室被震的图片。叔叔说，差不多是那样。
他本来要一个人去“顺成鱼店”吃鱼头，点了两斤。我们来了，加到五斤。
这里同样是店堂里空空如也，桌子却在马路边铺开了龙门阵，从马路牙子一直排到慢车道上。
面对鲜美的冷锅鱼，空气里似乎有了一点点末日狂欢的气氛。父亲毅然地点了两瓶啤酒，也不管火锅、啤酒饱含的嘌呤，是痛风的源头。
电话和短信也陆续地进来了。“挺好”、“没事”、“有惊无险”。
而成都很不体贴地又大晃了几下。众人发一声喊，呼啦一下涌到街心。鱼店的店员们不那么慌，依然端着一盘盘黄花、木耳、莴笋走进走出。
渐渐平复了，人们走回原位。但总觉得不那么保险，看看店家的招牌，钉得肯定不结实。于是纷纷招呼老板娘，将桌椅移到了慢车道上——反正这时谁还骑自行车上街？
这顿饭吃得不那么舒缓，但还是美味。
起身的时候，店堂里不知何时多了两个年轻男子，慢慢地对酌，吃喝。此时此刻，有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豪放？也不好说。
我们坐在江边喝茶，一抬头，便是叔叔六楼的露台。
很多人都带了毯子、枕头，显然准备露宿江边。后来我才知道，有400万成都市民，选择了不听从政府“非危旧房都可以返回家中正常休息”的劝告。
南河今天的水量似乎也特别大，在黑暗中静静淌流。
“可不可以自备一个弹射椅，紧急时把人从楼上可以弹到河里？”
“那要是弹歪了更惨。还不如设计一种类似安全气囊的东西，紧急时可以把人包起来，防砸防压。”
“这些都不切实际得很。不如在楼顶上准备一把大雨伞。”
“拿张大被单也行。”
说着说着就沉默了。一起听收音机，那里面也是翻来覆去播着重复的新闻。
渐渐地有人睡着了。可是收音机里气象局长说，下半夜起风，降雨。我们没有雨具。
叔叔要睡在车里，车停在广场上。我和父亲商量了一下，还是睡到六楼上去。
那里有电，父亲可以使用呼吸机。我的手机也需要充电。
我查看了六楼的两个厕所，敲墙，确定了哪一面是承重墙，设计了从床上到厕所的最佳路线。我甚至在厕所里摆了两个靠枕。
把半瓶矿泉水倒立在窗台上。“如果它倒了，我们就考虑躲进厕所里。”
窗外的路灯，和为了打麻将拉出户外的白炽灯泡，明晃晃照亮着小镇的夜。打开窗，哗哗的洗牌声就涌了进来。
无须担心睡得太熟，一有大一些的晃动，河边的麻友们齐声呼喝，自然就醒了。
躺在床上，总觉得身下一漾一漾在动，后来也分不清是地在动、人在动还是幻觉。
只好靠辨别矿泉水的水面来确认。
成都就这样一直在摇晃吗？它像个安睡的婴孩，被保姆狠命的一摇，吓得哭出了声。哭声渐渐止歇，但摇篮晃动不休。
第二天看报纸，当晚数百次余震中，5级有七次，6级有两次，回头想想，每一次我都醒来，看着水瓶的波动渐渐平息，又短暂地睡着。
尤其4点10分那次，外面的喊声格外响亮，父亲和我都醒了。真的降温了，我起来关了一扇窗，把充好电的手机取下来放在身边。
5点刚过，我被手机铃声吵醒了。一看，是叔叔。叔叔说，他刚接到一个短信，今晚还会有大的余震，要我们还是出去。
我跟父亲合计了一下，反正也快天亮了。穿好衣服下楼吧。
江边陆续空了，起风，下雨，撑不住的露宿者还是回到了房子里。麻友们也移到了屋檐下。
往桥那边走，不断有人迎面走来，手里提着帐篷、卧具、暖瓶、塑料袋。大概是觉得天快亮了，可以回家了。
我忍不住想：要是真的黎明时分来了大的余震，这些归巢的倦鸟又须出逃，岂不是很吊诡？
走过了五岔子桥，是一片空场，边缘零星有几个工棚。空场上一排排都是车，车灯时明时暗。有些车旁边扎着野营帐篷。
叔叔的车停在边上。他说，油箱里还有一半油，平时无所谓，这时候却觉得没着没落的。
中和场的加油站封闭。
开车来到了绕城高速羊西线的出口，那里的加油站排着20多辆车。这里是成都开往都江堰、汶川的必经之处。一位女加油工红着眼睛走过来说，他们都一宿没睡，连坐一下的工夫都没有。
电台电视台已经呼吁市民，要优先照顾救灾车辆。加油站的规定，则是非救灾车辆，每车只能加100元的油。
“有的加油站只能加50元。”
我去上厕所。有位女清洁工在用力地拖厕所的地面。我踮着满是雨和泥的脚走了进去。她也一宿没睡吗？救灾时地面需要这么干净吗？
还是要吧。至少可以让来的人精神振奋一下。
似乎就上了这么一次厕所的光景，天已大亮。
如果不是大地震，那天我本该和父亲站在宣武医院的门诊处排队、挂号。
现在却站在羊西线加油站口，看着绿油油的叶子在雨水里发亮。
之后的两三个月，这就是成都家中厕所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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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
汶川大地震那年，恰逢各种大事，最大的莫过于奥运会。那天下午，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蟹岛做奥运培训，一起的都是北京各大报社的采访骨干，大家正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奥运会上大干一场。那天下午的2点28分，教室里本来一片祥和的气氛，其实就是大部分人都在睡觉或者打盹，突然有人嘟囔说我靠怎么头晕，说房子有震动。
我还真没有什么感觉，在课堂上我碰到了一个同行，我们正在为奥运火炬传递的事情进行辩论，根本就没有在意发生了什么。没过几分钟，就有人收到手机短信，说四川那边发生了特大地震，具体有多震，到底有多严重，所有人都不知道。根据不同的人，他们反馈回来的不同的信息，我基本上确定这是一场很严重的地震，果然没多久新华社就发出快讯了：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当时还不知道到了8级那么严重。
接下来的课堂一片大乱，老师没有心情做培训，学生也不想听课，大家都在打电话询问在四川的亲人是否平安。有人还说，国贸CBD的好多白领都从写字楼里跑出来了，一时间感觉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这时候还有一姑娘突然打着电话哭起来，她舅舅一家失联了，很可能被压在废墟里，央视的一个姐们抱着她，本来还在安慰她，结果不知道怎么就一起哭了起来。
第二天我被报社派去江西井冈山做火炬传递，因为这场特大地震，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机场大厅里全都播放着救援新闻，等待登机的人都在谈论地震的事情，就连飞机上大家都面色凝重，害怕记下来会发生什么。到了井冈山，当地给我的感觉是喜事丧事一起办，电视新闻里只有两种新闻，一是欢天喜地迎接奥运火炬到来，全市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二是央视的一二三四等等套新闻，都是汶川地震的现场报道，主持人说着说着就哭了，我们忙完火炬传递准备工作的记者，看着看着也在那哭，那真是一段非常精神分裂的回忆。
这么多年过去了，想想那段时光，觉得就像做了一场噩梦。那场噩梦还是那么地真实，就像你突然摔了一跤，站起来手上都是血，而弥漫着让人恶心的腥味儿。在汶川地震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经常会做噩梦。要知道作为一个体育记者，我没有亲自去过汶川，但看到那些新闻就够了，我不为缺席那种救灾报道而遗憾。
有一年我接到一个前同事的电话，他说自己有一天晚上梦到又回到汶川了，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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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红：
那天中午我很忙，洗澡、哄娃、收拾行李。这是有娃之后我第一次出门旅行，去我最喜欢的城市西安。
是晚上六点的火车，所以我还有时间去一趟单位，我正在电脑前忙活手里的工作，我弟给我打来电话，说，地震了。我听了也没觉得怎么样，地震是频发现象，只要不是唐山大地震那种情况，没什么了不起，而唐山大地震是百年不遇的。
我说，我没感觉到啊。我弟在阜阳，说他感觉到了。像是被谁推了一下，头也晕。我说，好的。挂了电话，继续工作。
然后就看见msn上朋友们的签名纷纷变成“地震了”之类。我到网上一搜索，不由惊住了，是七点八的大地震（后来更正为八级地震），我没法继续工作，赶回家中，打开电视，就看到海霞在直播。现场一片狼藉，有些区域根本无法进入。
我一边为汶川百姓担忧，一边考虑我的旅行，在这种情况下，西安还能不能去？那儿离四川更近一点。
我打电话跟西安的朋友打听，先是很久都打不通，好容易通上话，她急慌慌地说，你千万别来，我们的地面像波浪一样滚动。
我只好去火车站退票，返程我买的是打折的机票，退不了了。但那种时候，这种小损失算不了什么。从下午到深夜，电视机都开着，我们全家除了婴孩，都在关注救援工作的每一点进展。当时智能手机还不流行，凌晨醒来，第一件事还是打开电视，看看那边什么情况了。
有几个事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个年轻的妈妈，本来已经下楼去打听情况了，感觉到是大地震又急急折返，去救自己的孩子，结果失去了生命。央视主持人张泉灵讲述这个事的时候几乎崩溃，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个母亲，正因为理解，而格外痛苦。
还有就是一对夫妻被埋在地下，两人凭着“要看孩子长大”的信念撑了下来。我不免产生代入感，这是我最不能面对的灾难。
汶川地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坐在房间里，都会不时看一下吊灯或是空调的电线，老是会想到万一地震怎么办，有次我所在的城市还真的小震了那么一下，看到空调电线晃动，我跳起来，带着全家老小奔下楼去，那一晚，都在不知往何处去的凄惶中。
我跟懂得地理的朋友打听，我住的这座城市地震可能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我于是经常想象，假如下一刻就地震。中。直到好几年之后，我才从这种强迫症里醒转过来。我曾以为汶川地震会成为国人心头永远的伤痕，但现在看来，并不是。否则房价也不会涨得那么吓人了。
九年之后，回忆当年场景，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忘记，用更好的方式记住那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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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阳：
那时我还在美国波士顿一所高校学习。当天看到新闻，说地震了。开始只有一个快讯，也没照片，没觉得有什么。后来新闻越来越多，死亡人数直线上升，让人震惊。
但是，什么都比不过扑面而来的一张张网络照片。很多没经过处理的照片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在境外传布，辅以详细的报道。但看到满眼的断墙颓垣，一具具白布下的尸体，痛失亲人的嚎啕，流离失所的彷徨，特别那些遇难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就对着屏幕缓缓留下泪来。
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国外都省吃俭用，一分钱恨不得摔成八瓣花。我也不例外，自己都笑自己是铁公鸡。但是那天一看到网页照片旁的捐款按钮，毫不犹豫就捐了半个月的生活费。心里才舒服了点。之后想想，原来心理的安慰是如此容易就可以用钱换得，尽管自己坐在海外的书桌前，什么也没有做。
出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海外华人中的不同群体，往往有看似势不两立的观点和态度，常常吵得不可开交。但是那次，就我所知，海外华人在祖国的灾难面前，声音难得的一致。后来和朋友聊起来，大家都因为同胞的苦难而由衷地感到痛心和悲伤，很少有人没捐款的。这和后来国内关于捐款的种种风波，恰成对比。不过，海外华人，往往会选择自己信得过的慈善组织进行捐款。
我是那次才注意到，各个慈善组织也是不同的。不同慈善组织的效率，透明度，活力、经营成本等等，都是吸引善款的重要指标。朋友问我：你捐的是哪家慈善机构？研究过他们的背景没有？每年的经营费用没有超过10%？我这才意识到，捐款时意气用事，眼里含着泪，根本没有仔细看是哪家机构，万一上当了呢？
于是赶忙再去查看，这才发现自己伙食费中省下的那点钱，其实去了一家资深的慈善机构，每年有透明的报表，经营费用比例也很低。让人松了口气。
虽然我那点捐款少得可怜，可苍蝇也是肉啊！万一被骗了，那可就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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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赐香：
遗忘真的挺可怕的。这才几年。
当刀哥问大家，5？12汶川地震时你在干嘛、有关5？12汶川地震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时。我发现，我咋只能记起一些碎片呢？
地震时我在干嘛，是一点记不起了。但是地震后，那些救援、那些废墟及废墟里散落的各种物件所意味的主人的零落成泥，让我记忆深刻。
当然，更深刻的是，在大难来临之际，中国人似乎也能得达到空前的大团结。那一刻，让人感觉，民心依然在。可是，我一直认为，灾后急需重建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家园，心灵的家园也许更重要。
我们不会忘记，民心对校舍质量安全的叩问——似乎没人给大家一个交待呢，而且之后的校舍质量安全有没人关注，都是一个疑问。
我们不会忘记，朱学勤天谴论所引起的争议——有脑子的人，都能读懂朱教授那段沉痛话语背后的叩问与哀鸣，可惜有些人不知道是真读不懂，还是假读不懂！
天灾与人祸更多时候如影随行。天灾必伴随着人祸，或者说，人祸也可引发天灾。地震过去9年了，但是，抗震救灾的经验教训，得到认真总结了么？以后继续听天由命么？
我68年出生的人，小时候受的地震惊吓可不小。七十年代，唐山大地震之后，对于处于李四光所划定的太行地震带上的我们安阳来说，可谓是谈震色变，且隔三差五传闻要地震，我们经常跟着大人，全队百姓去打麦场上睡。以至于后来练得，在院子睡，在自家房顶上睡。现在想来真是胆大，万一晚上梦游呢，万一醒后有些憶症呢？总之，地震这个玩艺儿，对我们安阳人来说，似乎更象楼顶上的另一只靴子。安阳百姓一听地震，就拿传说中的李四光所谓的预言自己吓自己，说李四光预言的那些地区，全震过了，就剩下安阳了。有些人还会据此自嘲，说，不应验呢，说明李四光也有错的时候，应验了呢，就说明李四光全对了。
对了，最后交待一句：那时候我特别想去四川抱养一个闺女。政府不让我亲自生二胎，我想着能抱养一个闺女也是好的。没想到我闺蜜也抱了同样的心思。互相说开后，我告她，请你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一块儿抱去。过了一阵子之后，她告我：抱养一个美丽可爱的小闺女这样的好事，怕是轮不到我们。于是我们就歇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一年之后，我闺蜜自己生了个美丽可爱的小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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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
我那个时候住在成都一环路附近，一个小区的破房子，二楼。距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的样子，那是我最轻松的时候，光着上身坐在电脑前聊天。
房子突然抖动起来，还有某种奇怪的声音，我没有在意。它仍然抖动，我就站起身，想到阳台上看看，是那个邻居在装修，动静真是太大了。
走到客厅，我明白了，这不是装修，这是地震。我就穿着拖鞋往外跑。门口碰到一对老夫妇，一步一喘。老先生安慰老妇人：别怕，马上到一楼了。那场景，还真有点感动。
我跑到楼下，大地仍在抖动，我看到房子还在有规律地摇晃。一口气跑到开阔地带，一个老太太说：活了这么久，还没看到这么厉害的地震啊。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新闻工作者，就赶紧给报社打电话，当然已经打不通了。拨打任何人的电话，都已经不通了。我和这个世界失联了。直到晚上才联系到在河南的家人，他们才放下心来。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鼓起勇气，回到我住的出租房，穿上鞋和上衣，我要去上班啊。交通当然是瘫痪了，好在并不远，半小时就走到报社楼下。看到很多同事在楼下，我很惊诧：难道不应该坚守岗位吗？他们说：连银行的人都跑了啊，我们这算什么。
但是媒体毕竟是媒体，我们马上就开始工作。当天晚上，我出现在成都市公安局的指挥中心，成都市长要召开第一次发布会。我是编辑，没有采访经验，不过报社所有记者都投放到都江堰、汶川方向了，跑发布会的事，只有编辑上了。
事实上，从那一天开始，一个月的时间，大家都没休息过。当天晚上，我比较担心余震，睡觉时还穿着鞋。到了第二天，就想明白了，生死有命。愉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洗澡的时候可能也有余震呢，也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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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光系：我正在被单位送至大连读一个脱产的研究班上读书。当手机接到定制的新浪短信时，我作为上海一份报纸摄影部主任，第一反映就是让部门的摄影记者去采访。所以，两个小时左右，摄影记者就和文字已经到达了虹桥机场，当天晚上抵达了成都，并在都江堰发回稿件。此后，他又成为最早到达映秀的记者之一。
当时对新闻的管控比较紧，所以为了保险期间，我跟记者说：关掉手机，就说谁也找不到你，现场去采访。
我一直守在电脑前，从最初看新浪网的第一张照片开始，一直看到晚上。除了安排记者，我还分别给家人打了电话，说上海和湖北没事儿，才放下心来。
5月16日，我从乘坐刚刚恢复航线的飞机从大连飞至成都。期间，部门的10多个摄影记者，一个不留，全部派到了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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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闪：
送父母和亲戚去了火车站，然后回家午休。地动山摇时正在书房，四周发出冲击钻撞击墙壁的巨大声响。第一反应是遇上非法拆迁了，很快明白不是。地面剧烈晃动，人几乎无法站立。靠墙的书架哗哗作响，以前两个人都难搬动的书桌从墙角滑向房间中央，桌子上堆积的书倒了一地。我和西门媚赶忙扶着墙勉力跑到楼下客厅，躲在餐桌之下。待强震稍歇，我们急忙冲出楼外，看见花园里已经站满了人。
在慌乱的小区道路上无意义地走了几分钟，我们决定返回楼上收拾东西。除了衣物、身份证和钱，最重要的是电脑里的文档。幸好以前有备份。两个背包装好，西门媚顺手将照相机塞进包里，我则回到楼上书房，想带几本书在身上。
满地的书来不及仔细翻检，就拿了两本。一本是雅斯贝尔斯的《时代的精神状况》，另一本是杜威的《人的问题》，都是我近来写作需要的书。
那天上午十点过我从亚马逊订的书送到。送书的小伙子气喘吁吁地建议我以后买书最好选择网上付款，这样他就不用爬九十五级台阶送货上门，只需放在楼下门卫处即可。我则打趣他说今后要专为苦恼的送货者架设电梯。两人哈哈大笑。送来的书中有卡尔·曼海姆的《文化社会学论集》，当时翻了一下，还放在靠门的餐桌上。从书房下楼来也顺手带上。
我们背着包回到街上，讨论了一番去处，决定去附近一个小广场。那里比较空旷，周围房子也不高，还有一家我们经常光顾的小酒吧。我看了一下手机，时间是2008年5月12日14点36分。
来到广场，碰到诗人何小竹。地震前他家里停电，只好去附近一家茶楼写作。地震来临，他抱着笔记本跑到了广场上。这时通讯完全中断，他急着回家看看。我们从小酒吧搬出几把桌椅，坐在广场上。下意识地掏出了《文化社会学论集》，读了两页，一句话也没有弄明白。我的精神状况，恐怕雅斯贝尔斯没有分析。我的问题，估计杜威也没有分析。但就像西门媚说的那样：“这时候，我有些相信神灵了。”
那天本是一个有些闷热的天气，忽然起风转凉。到了晚上更是凉意袭人。一些人围坐过来，听一个同济大学毕业的建筑设计师普及地震知识。年轻的大师眉飞色舞，惟一有些担心的是自己在彭州的一个项目。
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小孩子更是快活地穿梭，只因为第二天不用上课——读书对他们来说算什么？
这时候得知，震中在汶川，离我家直线距离14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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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鹤麟：
【2008年汶川地震那天我在哪里？】
程老汉在香港。那天是5月12日，星期一。那天是农历四月初八，是香港的佛诞节公众假期，一般的香港人都放假，香港长洲岛按惯例在白天举办飘色巡游，晚上举办抢包山比赛。
但程老汉那天要直播《时事辩论会》，就照常上班。
汶川地震发生于当天14时28分左右，十几分钟之后新华社就发布了消息，中国、全世界各地的媒体也都在第一时间陆续开始报道。
第一时间的报道只有震级、震央、震源一类地震数据，并没有伤亡报道。程老汉还曾对一个同事说，地震发生在白天，伤亡可能会少一点。唐山大地震发生在凌晨3、4点钟，大家都在睡觉，死伤就比较集中。
后来才知道，汶川地震的震级比唐山地震高，造成的伤亡非常严重。
【汶川地震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
【香港特区向立法会申请拨款赈灾】2008年5月14日上午，即汶川地震之后第三天，香港特区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应特区政府请求而召开紧急特别会议，通过特区政府3亿港元紧急拨款申请，捐助中央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用于四川地震灾区赈灾，另外还拨出5000万港元供香港慈善和救助机构申请赈济四川地震灾区。
【港府呛声四川】2012年5月18日，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支援四川重建小组组长麦齐光表示，特区政府有份捐钱在四川重建的绵阳紫荆民族中学，建成不足一年便被当地拆卸改建住宅，港府会考虑要求收回所捐的200万元重建费。港府表示，200万元收回后，仍将回拨到特区政府建立的“四川重建基金”，援助地震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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