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相惠莲/文 朱弢/编辑
据《财经》记者了解，总体方案中的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国有资产划转社保、延迟退休年龄等内容各方已初步达成共识。但是，对于养老金个人账户应何去何从的问题，仍在争议之中。
也正是因为分歧由来已久，对于个人账户的改革方向，过去几年的政策并没有明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仅做出了“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的表述。
养老金个人账户指的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中员工自缴的部分，为月工资的8%，于上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中，权益为职工自有，相当于一份强制储蓄。
不过，个人账户因多方原因长期处于空账运行的状态，实际上已经和统筹账户融为一体。
目前，学界对于个人账户的改革思路大致包括五种：实行名义账户制，当前的个人账户已在空账运行，实质上已经是名义账户；扩大个人账户的比例，改为16%的“大账户”或全账户，以此增强参保人缴费的积极性，进而推动养老金制度向累积制过渡；缩小个人账户的比例，将缩小的部分转移至养老金第二或第三支柱；将养老金、企业或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合并实施，使之能够相互调剂；维持现有制度不变。
近日，在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召开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多认为，个人账户的引入给养老金制度带来了风险，智利等国引入养老金累积制的尝试不能被归结为成功经验，中国不宜在未来的改革中扩大个人账户的比例，而是应当强化社保互助共济的作用。
扩大个人账户，还是缩小甚至取消个人账户，并非简单的比例之争，背后所指的是养老保险制度模式选择。
中国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包含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两个部分，比例分别为20%左右和8%。统筹账户对应的是现收现付制，即在职者缴费来给退休者养老，而个人账户对应的是累积制，意味着职工自己攒钱，储备未来的养老资产。
两种制度各有利弊：现收现付制受到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巨大压力，制度面临可持续风险，但具有较强的二次分配功能；累积制产权清晰，归属个人，共济性较弱，而且如果有实际积累，将面临保值增值的压力。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席恒介绍，上世纪80年代以前，养老金现收现付制在国际上一统天下。进入80年代-90年代，个人账户制度作为一个新模式受到了广泛关注，其最早做法可溯至1951年马来西亚建立的强制储蓄养老金制度，以及1955年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此后，再后来，智利于1981年建立私营竞争性管理的个人账户制度，瑞典于上世纪90年代建立名义个人账户制度。
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养老制度将“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结合起来，建立“统账结合”制度，意在兼具两种制度的优点，形成国内的养老保险第一支柱，即一个覆盖大多数国民、主要的养老金层次，由国家财政、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缴费。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介绍，中国的统账结合制度嫁接了美国和新加坡的制度，启用个人账户最主要的考虑是鼓励个人缴费，促使人们自己为自己积累。其次是想效仿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24国，利用个人账户增加国民储蓄，把社会保障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促使经济起飞。
不过，“统账结合”实践中并没有完善地运作起来，也为日后旷日持久的争议埋下伏笔。
由于制度建设初期的历史欠债未一次性偿还，养老金统筹账户部分在发放退休者待遇时承受巨大压力，本应实账累积的个人账户资金被挪用于当期发放，形成了空账运行的格局。
个人账户的空账规模持续扩大，2015年的记账规模占比高达93%。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李珍的测算，若公共预算收入的年增长率和个人账户空账规模的增长率维持在2015年的水平继续增长，2024年的空账规模将超过公共预算收入。
虽然个人账户已成“空账”，但人口结构变化和当前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个人账户的意义被凸显出来。
一方面，“超级老龄化”即将到来。席恒指出，从2015年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将迅速扩大，老年人口比重持续提高，老龄化速度将远高于其他国家。
另一方面，2016年末，共3.79亿人参与了职工养老保险，但是费基不实的情况普遍存在，扩大个人账户，也就是个人的资金累积，被认为能够提高人们的缴费积极性。
不过，在一些学者看来，现收现付制将个人的养老金水平和社会平均工资紧密联系，低工资劳动者能获取的养老金替代率较高，而高工资劳动者的替代率较低，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若过度凸显个人账户“多缴多得”的功能，原本就比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将被扩大，使得改革更偏向于富人群体。
“单一制的养老保险制度无法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是学界的共识。但如果没有基于公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支撑，多层次养老金体系不可能形成，并且会导致日益深刻的社会矛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说。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认为，在一次分配差距已经过大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扩大个人账户规模，那样即缩小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共济性，又与现有制度的衔接难度极大，而是应当坚持公平和共济的原则。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测算，在当前国内的工资分布下，即使个人账户的收益率可以达到现收现付制度的水平（如工资增长率），也只有36%的人可以获得更高的养老金，可以得出结论，会有64%的人赞成继续采用现收现付制。
从具体操作看，个人账户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
智利的养老金私有化向来被看作成功案例，在1981年对原本的现收现付制做出了彻底的改革，由政府承担转轨成本，建立了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度。目前，智利的个人账户中累积的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已达到1700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
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杨俊指出，智利的个人账户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充足的激励性，导致覆盖率低。即使强制人们个人缴费，2009至2016年的平均覆盖率水平也仅为56%，平均而言，雇员的缴费年份也只占其工作年份的一半左右，这事实上会导致参保人退休以后，养老金替代率无法达到预期水平。
同时，智利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投资回报率出现了下降趋势。1981年到1990年养老金实际的平均回报率为12.5%，1991年到2000年为9.24%，2001年到2010年下滑至6.74%，2011年至2016年仅为3.01%。
国内有学者支持扩大个人账户，其依据来自于自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收益率，2001年至2015年的年均收益率达8.82%。但按照年份来看，其中有八年的收益率低于5%，2016年的收益率为1.73%。
一个被国际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养老金只有在不符合“艾伦条件”的时候，才需要从现收现付制向累积制转型。所谓“艾伦条件”，是指实际工资增长率＋劳动人口增长率＞平均收益率。
朱青计算，2016年中国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6%左右，去年城镇劳动人口增长率3.25%，相加得9.25%，而投资收益按照五年期国债收益率计算为4.4%。“去年‘艾伦条件’是具备的，未来也是具备的。”因此，并没有必要向累积制转型。
若维持现收现付制度，如何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指出，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可以调整，如通过参数改革来加强其可持续性，包括延长退休年龄、扩大覆盖面，以及制定适当的人口生育政策。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文炯也表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互助共济为基础，是现收现付制，其易受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但只要把基本养老金支付标准锁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再辅以其它手段，实现制度持续健康运行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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