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对戈麦诗歌中时间意识的探讨，分析了诗人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学表现及情感态度。早期时间观表现出对自然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同时暗含创伤性记忆。诗人对“当下”的态度是保持理性，同时保持疏离感。1980年代中后期的诗歌反映了商业化热潮对个体经济的影响，以及知识分子身份的边缘化和诗歌的式微。诗人对时间的思考陷入矛盾，对过去和未来的怀疑与拒绝使他停留在“今天”。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戈麦在1990年左右的创作中密集出现的“黄昏”和“秋天”元素，它们作为过渡性时刻，体现了光明和黑暗交替的特征。诗人以行动拒绝黑夜的降临，同时以“痛苦是荣光”的姿态献身于黄昏。在探讨戈麦诗歌的悖论与矛盾特征时，黄昏成为展现生命悖论主题的载体。
戈麦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时间”主题，以及他对其的文学表现和情感态度。早期时间观关注自然和日常生活，暗含创伤性记忆；对“当下”保持理性并疏离；1980年代中后期的诗歌反映了商业化和知识分子身份的边缘化。
戈麦对时间的思考陷入矛盾，对过去和未来的怀疑与拒绝使他停留在“今天”，并尝试以行动拒绝黑夜的降临，表现出“痛苦是荣光”的姿态。
戈麦在1990年左右的创作中密集出现的“黄昏”和“秋天”元素，作为过渡性时刻，体现了光明和黑暗交替的特征。诗人以行动拒绝黑夜的降临，同时以“痛苦是荣光”的姿态献身于黄昏，展示了生命悖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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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麦诗歌中的时间意识
李欣怡
在戈麦的诗歌中，“时间”是一个重要且在不同阶段反复出现的主题。然而，在已有研究文献中，戈麦诗歌中体现出的时间意识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在《冷的诗学与孤悬的时刻》中，同为诗人的王辰龙分析了戈麦诗歌中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冷”，并将其与“冬天”这一时间点相联系，同时认为戈麦拒绝线性的进步论时间观，表现为对“未来”的厌弃和“将此刻宣告为末日”。［1］彭婧、赵树勤的《论戈麦诗歌中的“此刻”时间建构》，从“奇迹缺位、青春状态和意义危机”三个角度剖析戈麦对“此刻”这一“封闭的时间”的建构，认为戈麦的“此刻”中具有“当下所缺失的彼岸精神”，［2］是诗人主体性的体现。在《对岁月的怅望与告别——戈麦〈我们日趋渐老的年龄……〉解读》中，林东分析了戈麦在这首诗里表现的“时间流逝与年龄增长”的主题，认为诗人“频繁涉及时间与年龄的主题”是因为经历了80年代末诗歌的转型，以此向人生和诗歌的“青春期”告别。［3］以上论述都各有其道理，为刻画戈麦的时间观念提供了值得参考的面向。
本文以写作时间为序，结合戈麦的人生经历与时代背景，讨论戈麦诗歌中对“过去”“未来”和“现在”的文学表现和情感态度，从中体现戈麦以行动为特征的时间观念和人生态度。
一、早期时间观：创伤与盛会
作为一个“对生命有着敏感的禀赋”［4］的写作者，戈麦诗歌中早期的时间观主要生发于对自然世界和日常生活的观摩和联想。“时间”对诗人而言，一方面喻示着创伤性的记忆，一方面与当下发生关联。过去与当下始终是戈麦诗歌中无法回避的两种主题，并在某个时刻发生交汇。
生长在东北的戈麦对冬季有超乎寻常的关注，冬季的时间在诗人笔下是静止的，是自童年以来的生命经验的凝结。在《北方的冬季》一文中，戈麦写“多少年我就这样无边地怀恋我那永远逝去的冬天”“我童年的老钟挂在窗户的一角，我站在寒风透骨的窗外，不知几点”“当冬日早早地在雪地上沉了下去，一种无边的困苦就悄悄蔓延”。在《冬末的对话》中，诗人写“想起雪水里那些白色的静兽/黑色的绸带默默无息/季节停止流动”；在《流年》中，诗人写“在冬末的窗/等待着时光流尽”；在《隆重的时刻》中，诗人写“日子便大片大片剥落/邮箱内落满被寒冷/焚过的痕迹”。这些时刻里，时间的凝滞对应着缓慢的生活节奏和沉重的童年记忆，诗人通过对时间的描摹创设了一个相对静止的空间，在其中放置了复杂而沉痛的生命经验。
如果说“过去”在戈麦的诗歌中表现为难以割舍的、钝重的痛创，那么诗人对“当下”的态度则是在保持敏锐触觉的同时，有意冷静疏离。诗人凝视当下的盛况，却隔岸观火，试图以理性探求其本质，将之呈现在理性的审视下。
在《七月》中，诗人将“七月”这一月份转化为多维度的空间，通过超现实的手法渲染七月的激情。“七月一盆地窖里浓密的墨/由美人纤小的手泻在苍白的脸上”，暗示时间破坏性的力量；“七月抹尽黑森林里所有的野兽/酒徒沉悒在最后的酒缸中/猩红的嘴唇涂抹白炽的天空”一句中，盛夏的野蛮与欲望外化到整个自然环境中，并且笼罩人类。下一段写“七月漂浮着一个血淋淋的家族的希望/母鱼驮起息弱多时的煤气灯/绿堂的火从多伦燃至西部中国”，进一步渲染夏日炽烈的氛围。然而，最后一段却落笔冷峻，“七月的城市天空张贴着一轮菱形的黑太阳/白花花的尸体灿烂着/街衢中流动着凶年的食客”使得诗境陡然冷却，尸体的“灿烂”对照太阳的“黑”，景物描写的陌生化制造出紧张的氛围，展露出诗人对死亡的审美意识。谭五昌在《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里谈及的对死亡的幻美想象，其中“折射或隐含着世纪末的悲剧意识”。［5］
在这首诗里，诗人以空间的逐步扩大来描绘“七月”，从地窖，扩大到黑森林，扩大到整个北部中国，扩大到“白炽的天空”，浓艳的画面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但最终被诗人以冰冷的停尸场收束和终止。诗人用死亡对这个被欲望冲昏头脑的季节加以拒斥。在这里，七月本身是一种隐喻，暗示着19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里席卷一切的商业化热潮，个体经济的兴起让“下海”成为热门去向，物质欲望空前膨胀。在如火如荼的市场化盛夏里，诗人想到的却是停尸场，冷静地疏离于时代。
《七月》写于1987年，时代的脉搏已经在戈麦的诗歌中跳动。通过定格某一个时间点，使其成为某种历史事件和时代特征的隐喻，是诗人的惯用法。在《七点钟的火焰》中，这种倾向愈加明显。这首写于1988年的诗用“火焰”这个意象打开“七点钟”这一精确的时间，描绘了一场七点钟的灯火盛会。“七点钟”是一个以钟表衡量的机械时间，这类时间在戈麦的诗歌中第一次出现。机械时间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唯有在机械时钟出现以后的工业化社会里，“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都被分成小时、分钟和秒”［6］。用“七点钟”这一时间，诗人暗示一种未经历过的生活方式来势汹汹：“七点钟的生活那时没有/任何预兆听不到风声/钱币和副券打开/视野中弥漫着灼烫的空气”，喻指八十年代后期市场经济涌入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商品经济的大潮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社会的每一角落，涤荡着既存的价值观念、生存准则和人际规范。……偌大的神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神圣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宁的书斋，也难以再抚慰学者们一颗寂寞的心……”［7]
诗人写盛会的欢乐——“鼓声跳动响起了歌声”“欢乐的菊子如同火焰/穿透挡板而盛开”，写盛会的引诱——“我从灰色中站起/沉默被火光照亮”“忘却那些沾满水汽的贝壳/把它们想象成轻俏的竹叶/红白色的如你今晚的裙子”。
但对于这场盛会，“我”却始终保持清醒。
面对“火焰”“歌声”“鼓声”，“我”的反应是“沉默”“失明”。
“这不曾预期的降临/像一瓶药酒让我怀疑”，因为对于“不期而至”的盛会的警惕，诗人保留了对“现在”的审视。
最后一段写“我俯视岁月的黑暗/相隔近在咫尺/出世以前在苹果结下/很久地仰望它在歌中”，或许从前“我”曾经“仰望”这场盛会的到来，但如今“失明之后我看到了真实”，于是“我”以俯视的姿态陡然与“七点钟”拉开了距离，“岁月的黑暗”从灯火盛会的背面显现出来。
“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往往有可能使他们成为另一种奴隶，即商品拜物教的奴隶”［8］，显然诗人拒绝成为这样的奴隶，所以拒绝了盛会发出的起舞的邀请。
但盛会的魔力远未消失，商品化浪潮里随之而来的是知识分子身份的边缘化和诗歌的式微，理想的失落和意义的消解让诗人的时间意识产生了新的变化。
正如西渡在《戈麦全集》代序中所言，“寄身利益的现实感朝向短暂的现在时间，它最害怕过气，却随时过气，所以它总是倾向于即时兑换；
投身于精神的时间，朝向未来，同时朝向永恒的时间，在自身之内培育着永恒。
”［9］戈麦追求“精神的时间”，对“现在时间”从审视和警惕走向怀疑和控诉。
因此，在下一阶段中，诗人痛斥今天：
“今天，这罪恶深重的时刻，我期待它的粉碎。
”
二、“今天”：罪恶深重的时刻
在写给哥哥的信里，戈麦谈到意义的虚无和对时间的困惑：
生活像撕不破的网，可能不会有那么一天，能够飞出嘈杂和丑恶，不会有那么一天人能够望到明亮的花园和蔚蓝色的湖。
很多期待奇迹的人忍受不了现实的漫长而中途自尽，而我还苟且地活着，像模像样，朋友们看着，感觉到我很有朝气，很有天赋，其实我心里清楚，我的内心的空虚，什么也填不满。一切不知从何开始，也不知如何到达。我不能忍受今天，今天，这罪恶深重的时刻，我期待它的粉碎。［10］
在这封信里，诗人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不会有那么一天，能够飞出嘈杂和丑恶，不会有那么一天人能够望到明亮的花园和蔚蓝色的湖”［11］；对过去产生了怀疑：“一切不知从何开始，也不知如何到达”［12］。但语气最重的词句他给了“今天”：“今天，这罪恶深重的时刻，我期待它的粉碎。”［13］
1988年底，诗人连续写作了四首与时间有关的诗歌，在这些诗里，“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成为可疑的。最终的结果是，诗人只能停留在“今天”，然而他却发现，今天是更为可恨的，是“罪恶深重”的时刻。
在《此时此刻》这首诗中，诗人拒绝回到过去，也拒绝走入未来这一“黑暗”的“夜晚”。对于过去，诗人的态度是“我不愿往返于时间的雾里”。诗人否定了回到过去的意愿和可能：“为泪水染红的落叶林/永远不能穿过/永远不能和去年的物件相遇/不能恣意感情的闸门”“我总想摆脱音乐的桎梏/什么时候才能不依傍于那根冰冷的石柱/不为华美的赝品而丢失了余生”。诗人保持着坚毅的生活态度，他拒绝代表过去的泪水与音乐，不愿意被这种脆弱的感情笼罩；拒绝进入回忆，因为回忆只是过去时光的赝品。与此同时，诗人又表示了对未来的拒斥：“许多人走入夜晚/而我永远在空旷中漂泊/长久的黑暗我们不能相识”。受到新世界诱惑的人们抛弃了高扬主体性、追寻人的价值的八十年代，走入夜晚所象征的黑暗不可知的未来中。而诗人宁愿“永远在空旷中漂泊”，也就是停留在诗题中的“此时此刻”，因为“我”既不愿意回到过去，也不相信未来。
在《我的告别》中，诗人进一步对包括过去和未来在内的时间表示怀疑，唯一值得信任的是“最后的时刻”，因此，“我”宣布告别。“在无知的风中左右摇摆/我不会去思念你/像白帽子的人朝拜几千年来嚼烂的栗子/不会因此而陷入沉默的沼/热爱白亮而无耻的冬季”，尽管对意义感到困惑，但诗人还是拒绝朝拜积累千年的权威的传统。被商品经济充斥的90年代正是“白亮而无耻的冬季”，它给予人们美好的允诺，但无情地宣告价值的失效，而诗人拒绝接受这一点。同时，他也对未来表示怀疑：“我不会去看云/回想我们来世时轻飘的样子/我不会去看流水/忍受满腔鹅卵石的光黯然失泪”，无论是来世还是流泪的过去，诗人都不再留恋。因为他对时间已经彻底失望：“我不会在世上任何一个角落/期待时光的花瓣打在我空虚的壳上”，这与他写给哥哥的信中所提及的“朋友们看着，感觉到我很有朝气，很有天赋，其实我心里清楚，我的内心的空虚，什么也填不满”［14］是一致的。诗人不相信时间能带来救赎，自身的意义也随之坍缩。这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非主体化”的生存方式有关，后现代浪潮与市场经济中，知识分子“不再能够再度占据或拥有那一稳固而崇高的历史及话语主体的地位”［15］。在个体价值庸俗化的一地鸡毛的年代，主体的意义是空洞的。［16］
在这首诗的最后，诗人把“人的全部的一生”的意义归结到停尸间，在“最后的时刻”，终结和死亡反而成为一生中意义的来源。“我愿从此杳无音讯/在城市每天鲜美的报纸上/搜寻电车上飞驰而过的扶手/我会从此面对阳光/在不锈钢的刀片上/顾影自怜”：诗人以一种“在不锈钢的刀片上”的紧张姿态存在，“城市每天鲜美的报纸”是每天更新的，“电车上飞驰而过的扶手”是转瞬即逝的，这两种现代性的产物标识了一种方生方灭的现代时间观。因为失去对过去和未来的信任，诗人以完全寄托于当下的方式去遮蔽对于时间的忧虑。而一切背景是“风雪茫茫的荒草地”，一切生命迹象的消失，意义的焚毁。
但在此情况下，诗人依旧以决绝的态度表示“不会由此而逃入黄昏/与肩头沉重的人兀自相避”，诗人拒绝逃避，选择直面的、承担责任的生活方式。戈麦的哥哥曾经说他身上有一种“从小受知青及北大荒转业军人感染而带来的那种英雄主义”［17］，他怀有对世事的责任感。因此，面对可疑的时间和历史，他决心作出行动：“我会与洁白的树枝寒暄/在钢板古怪多情的哈气中/寻找人类最早出生的样子”。在这首诗中，诗人觉察到意义的失落和生命的可疑，希望以行动去寻找真相。
在《徊想》中，诗人尽管仍表示“此后的日子注定如此黯淡”，但语调有所上扬，似乎找到了时间的希望所在：“从过去的悲哀里发现未来/未来不再是一场病”。未来在这里呈现为积极的面向。
在这四首诗的最后一首《给今天》里，诗人展现出了思考的矛盾之处。这首诗把“今天”这一记忆与现实汇集的交点作为意义阐释的空间，以“今天”为立足点延伸出关于时间的各种可能性。在诗中，对于过去和记忆，诗人保留了某种温情：“光明在记忆里从天堂/被我们带回人间”；对于温暖的旧矿山，语调充满怀恋：“谁想改变脚下的土地/谁最先走出贫困的港湾/旧矿山我温暖的家园”。对饱含不确定性的命运和未来，诗人充满犹疑：“命运给每个人只有一次/送出去便不再收回/谁能预卜天平上叮当的钟声”。对于真正的“今天”也就是现时，诗人语带讥刺：“有的人陷入阴凉的回忆/有的人沉入痛苦的骨骼/有的人守坐在汉白玉的天井内/悲悯命运/有的人选入洁白的课本/成为祖国美丽的花朵”，通过“悲悯”“洁白”“美丽”这些正面的词汇，作者对这些坐井观天的虚与委蛇的人类给予了无情的反讽。
在1988年底，戈麦对时间的思考陷入了矛盾中。一方面，他尝试像从前一样拥抱各种时间的汇聚与流动；另一方面，他深刻地感到时间的空洞和虚无。因为对过去和未来的怀疑与拒绝，他只能留在“今天”。在这一过渡性的时刻，诗人必须做出选择与行动。
三、秋天与黄昏：夜晚到来之前
“黄昏”和“秋天”是戈麦在1990年左右的创作中密集出现的元素。和“今天”一样，黄昏和秋天都是过渡性的时刻，黄昏是白昼和黑夜之间的过渡，秋天是盛夏和寒冬之间的过渡。正如西渡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细读戈麦〈献给黄昏的星〉》［18］中所说的：“这个时刻的特征是光明和黑暗交替，黑暗即将全面接管大地人间。”
在《妄想时光倒流》中，诗人写“同样在黄昏时刻，有许多窗子打开/里面陈放着我们认识不清的物品/树叶上的叶子在风中鸣响/映照的是同一种光，是病人眼中算差的时辰”。黄昏是一个具有魔力的、暧昧的、有众多可能性的时刻，世界如同打开的窗子向我们“敞开”。但黄昏又是一个充满疑虑的时刻，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在黄昏时进一步模糊。黄昏是矛盾和悖论，这正是诗人写作的整体性特征之一。［19］在这首诗里，诗人幻想了时光倒流的许多可能性，“不同时代的列车在岔路口相持”，时间表现出动态性，过去与未来彼此贯通，时间的交错使得诗人一直期待的“奇迹”成为可能。黄昏即是这种奇迹的载体。
在写作《妄想时光倒流》的同一天，诗人还创作了《空望人间》，在这首诗里，他说：“过去一无所有，现实从未存在。”现存的事物被视为虚无，诗人创造了一个幻想的时空：“九十九座红色的天堂飞驰在夜的上空/九十九架红色的梯子垂悬在胸口之上”。在这奇幻的、绚丽的时刻，“我”却要从天堂重返人间：“我要攀登那九十九座火红的山峰/一万人的灯光球场/人间，数万把椅子望着我”。这一返回的过程让已经取消和否定的过去重现：“我是谁/在黑暗中，看到什么/一摊污血/我曾经在那里伫立过/还没有死/没有咽下世界最后的果实”。重返过去，诗人看到了自己死前伫立的孤单身影，看到死亡的痛苦过程，看到污血。所以，“通往人间的路，是灵魂痛苦的爬行”。诗人以死者的身份重新面对死亡，以“痛苦的爬行”肉搏人间的空虚，兼有绝望、决绝、不甘的复杂心绪，为解释他关于黄昏和秋天的其他诗歌提供了钥匙。
在写作《妄想时光倒流》和《空望人间》的后一天，诗人创作了《播种者》。在秋日的黄昏，“我”看到一群“沉默的”播种者：“他们的身躯弯曲着，像更年期的树桩/夕阳把余晖洒在泥土一样的背上”。这是一群真正属于大地的辛勤的劳动者的形象。“我”看到他们的行动：“我看到他们不断地将手臂扬起/向大地一片褐色的金黄撒播种子/黄昏时刻的播种者，你们居住在/什么样的村落，在秋末最为辉煌的时刻/在黄昏，梦一样的时刻，你们撒播着什么”。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不解。黄昏是一天结束的时刻，秋末理应是休耕的季节，无论从一日、一年的角度来看，都不是播种的时间。东北的作物熟制是一年一熟，播种理应在春天，秋末播种是不合时宜的。但这群人在播种。直到末尾，这群人的奇怪行为才得到某种解释：“直到黑夜俯瞰大地，那些苦难中的播种者/缓缓地将身形无限扩大一直贴向沉默的天空”。作为苦难的劳动人民的隐喻，播种者像大地一样沉默地承受苦难，承受黑夜即将来临的事实。播种的结果近乎无望，但行动本身即价值，他们以行动肉薄沉默的天空。这群不合时宜的播种者可以看作诗人的自喻。诗人就是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一个不合时宜的季节坚持不合时宜的写作。
在《献给黄昏》里，诗人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于行动的态度。这首诗的主角是一匹狼。在“黄昏，你这所有白昼温暖的梦乡”里，“狼”打破了世界的宁静：“是狼，它奔突于四野/吐出一个声音/让该逝去的不再回来”。西渡认为这首诗中“黑夜将不再降临人世”一句表明诗人拒绝进入黑夜的决心。［20］“狼”拒绝沉湎于这个“白昼温暖的梦乡”，拒绝与黑夜同谋。于是它以“奔突于四野”的行动来表达对夜的世界的拒斥，让“黑夜不再降临人世”，让“该逝去的不再回来”。这和“播种者”是同样的姿态。不过，在播种者的姿态里有一种承受，“狼”的姿态则更为决绝，其行动更为快速。因此，对于狼和狼所象征的孤独的行动者而言，这首诗的开头就言之成理了：“无限的痛苦，是无限的荣光/痛苦是荣光”，将生命献给黄昏，用自身的痛苦行动去换取“黑夜不再降临”，这是行动者应该感到的荣光。
一个持续存在于戈麦诗歌中的矛盾是行动的意愿和行动的不可能。诗人总是以承担者的姿态直面时间的无意义，以行动去寻找生命的真相，但过分理性的思考和现实的冷酷让他最终选择了以生命的虚无和时间的终结为归宿。在这样的虚无中，如果诗人继续寻找行动的方式，就只能指向死亡——一切的消散与终结。
在《黄昏》这首诗中，诗人写“黄昏，我触摸着守夜人惊悸的心脏/一抹凶恶的夕阳/被抛在一面陈旧的窗内，一抹邪恶的光辉”。黄昏在这里已经完全失去了温暖或暧昧的一面，而是以“凶恶”“邪恶”的形象出现，“我已经能够看见”说明诗人对未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就在两个月前的《那些是看不见的事物（给西渡）》中，他还认为“可我还没有看见过那些未来的日子，/它们就像雪夜中被抽走的船板”——这时的诗人还没有预见死亡的结局，只是感到意义的虚无。但在写作《黄昏》时，他已经透过“邪恶”的黄昏，看见了黑夜所象征的未来也就是“不曾有过的时间”的面目，是“像毁灭后那些夜晚的家园/空白的积石累积万丈/万物却不曾生长”。未来是毁灭性的，没有丝毫创造力和生机，只有“空白的积石累积万丈”。石头在诗人的隐喻系统里一直代表着无意义——“关于结局，无非是岩石，无非是尘渣”。物欲横流的新世界里，财富的累积与精神的衰朽是正相关的，累积万丈的石头就是其象征。诗人写“我已经能够看见另一种人类/向我们高挥阴暗的双手/一面巨大的灰色封皮/掩埋了时光，灰土，笨重的道路”。“另一种人类”即是来自未来的人类，秋末时勤劳的播种者已经消亡，取而代之的是高挥“阴暗的双手”的人类。在诗人眼里，人类的未来就是这种阴暗的无意义的灰色状态。
因此，“熄灭了的，永远是信仰和窗口”。《妄想时光倒流》里众多敞开的窗子已经闭拢，信仰和新的可能性一同消逝，黄昏不再是那个敞开的有魔力的世界，落日用“谜语一样的空气”围困人类，“死亡和死亡的福音”成为意义的终结点，也是唯一可能的意义所在。唯有“死亡”是某种福音，说明这大概就是诗人在痛苦挣扎的尽头所能采取的唯一行动。狼“奔突于四野”，让一切消逝的方法唯有死亡。
在《扣门》一诗中，作者写“三个黄昏扑打着我的房门/三个流浪回家的饿魔/三只行凶杀人的影子/扑打着我的房门”，用“三”这一放大的倍数来强调事态的严重性和情感的强烈程度。黄昏在这首诗被想象为饿魔、凶手、无常、死神，直接与死亡画上等号。诗人所极力对抗的黑暗终于到来，一切意义都将消散，死亡之音近在耳畔。
黄昏的意义从暧昧不定到确定的黑暗与死亡，说明诗人对现实的理解进一步深化了，“世纪末的悲剧意识”影响了诗人对时间的认知。在90年代，伴随着启蒙的解构与主体精神的消散，“知识分子在福科‘人死了’、德里达‘主体死了’、利奥塔德‘知识分子死了’的言述中，已经听到了自身命运的敲门声。”［21］人文主义的理想已经过时了，世纪末的丧钟已经敲响。80年代知识分子所信奉的“理想”“道德”“激情”［22］在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中，在金钱至上的商品文化中没有立锥之地。诗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每一个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总要有很多东西被打入过时的行列/我的心凉了，从里到外”。
注释：
［1］王辰龙.冷的诗学与孤悬的时刻//谢冕,孙玉石,洪子诚.新诗评论.2017年.总第21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彭婧,赵树勤.论戈麦诗歌中的“此刻”时间建构［J］.湘南学院学报,2023,44(04):77-81.
［3］林东.对岁月的怅望与告别——戈麦《我们日趋渐老的年龄……》解读［J］.诗探索,2013（07）:139-143.
［4］西渡.拯救的诗歌与诗歌的拯救——戈麦论［J］.诗探索,1996（02）:110-122.
［5］谭五昌.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03.
［6］阿雷恩·鲍尔德温，布莱恩·朗赫斯特，斯考特·麦克拉肯，迈尔斯·奥格伯恩，格瑞葛·斯密斯；贺玉高.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07.
［7］许纪霖.商品经济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J］.读书,1988（09）:5-11.
［8］同上。
［9］西渡.代序：智性想象、词的繁育术和幻象工程学//戈麦著,西渡编.戈麦全集：上下卷［M］.桂林：漓江出版社,2024.03.
［10］西渡.燕园学诗琐忆//守望与倾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02.
［11］同上。
［12］同上。
［13］同上。
［14］同上。
［15］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09.
［16］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01.
［17］西渡.“不能在辽阔的大地上空度一生”——戈麦诗歌研讨会录音整理［J］.诗探索,2013,(07):144-164.
［18］西渡.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细读戈麦《献给黄昏的星》［J］.文艺争鸣,2021（04）:113-119.
［19］戈麦在其自述中认为“在戈麦的方方面面，充满了难以述描的矛盾。”好友西渡评价戈麦“对当代生命诗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生命悖论主题的深入挖掘”。从黄昏这一角度切入，我们可以对其以悖论和矛盾为特征的诗学有所领会。
［20］西渡.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细读戈麦《献给黄昏的星》［J］.文艺争鸣,2021（04）:113
［21］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01.
［22］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