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巴菲特在生日前夕接受了雅虎财经的访谈，时隔数年回头看，当时谈到的内容依旧非常有时间价值。
可能把这些重温放在11月6日的大选结果之前更好，哈哈。毕竟今年的大选，除了伯克希尔发出一份澄清声明（关于巴菲特被盗用言论为某党站台）之外，巴菲特没有就此谈过一星半点。但2019年他谈政治的看法，滔滔不绝，也很一针见血。“总统应该将此视为首要任务——保护国家，并降低遭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的可能性，这是头号职责。”他还认为总统在经济方面的两个目标很重要，一是保持市场规则的有效运转；二是兼顾公平，消灭贫困。巴菲特过往常常跟总统候选人沟通（相信这次也是），他说，“我经常喜欢问候选人一个问题，尽管他们通常会回避，那就是：你支持的立场中有哪些是你的大多数支持者不赞同的？”访谈中，巴菲特还被问到当时的医疗项目Haven，会让人联想到现在马斯克的效率部门。2018年1月，亚马逊、伯克希尔和摩根大通成立了Haven公司，联手试图解决美国员工医疗保健成本高企并不断上升的问题，旨在改善员工的医疗体验。但在2021年2月，Haven宣告解散。巴菲特接受采访时，这个项目正开展的如火如荼，但他很是人间清醒，知道变革的阻力非常大，即便人们也都承认变革的必要性。“大家都觉得系统需要一些调整，但没有人觉得需要调整自己负责的部分。这反映了人性。如果我在他们的位置上，可能也会这样想。”而实际上这三家机构的创始人已经是最不官僚、最能够有效率推进项目的合适人选。“错过自己不擅长的东西我并不担心，真正让我困扰的是错过了自己本该理解的机会，那才是真正的错误。而我能理解的领域也许只占所有公司的5%-10%。”“你可以将投资划分为四个框架，聚焦于那些既可知又有利的部分。哪怕你可能错过90%的机会，但如果能把握好剩下的10%，就足够了。”还有关于成功人生的定义部分，他最经典的表述也在这里了。嗯，这部分，之前已经广为流传。非常棒的一次对话，无所不谈。聪明投资者（ID: Capital-nature）精译分享给大家。
主持人 我们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这个增长周期是否让你感到意外？你会观察哪些迹象来判断经济是否开始减速？ 巴菲特 嗯，我会看很多数据，尤其是和我们公司相关的数据。我每周都会收到一些业务报告，但这些数据并不能告诉我未来三个月或六个月经济会如何发展，只是反映我们的业务当前的进展如何。如果买下一家公司，我们会一直持有下去。这期间会遇到好年头、坏年头，甚至可能有灾难性的年份。我们关心的是价格，而不是接下来12个月的经济情况。 主持人 但对于这个经济扩张期持续了这么久，你是否感到惊讶？ 巴菲特 过去十年里，关于经济的发展我有过各种惊讶的时刻。我从没见过哪位经济学家预测到长期的负利率。如果你去读凯恩斯、萨缪尔森的书，没人提到长期负利率的可能性。我想现在仍有11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是负利率的。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长期赤字，极低利率，而几乎没有通胀，尤其还是在经济向好时出现。这是不同寻常的现象，但经济总是不断变化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决策过程中从不考虑经济预测。我的合伙人查理·芒格和我在过去54年里，从未基于经济预测做决策。我们只做关于具体企业的业务预测，并将其与我们支付的价格进行对比。 主持人 所以我猜你并不怎么关注那些“悲观的科学家”（对经济学家的调侃称呼，源于经济学经常涉及经济低迷和危机预测等话题，所以被戏称为“悲观的科学家”），对吧？在决策方面，它仅仅是娱乐，就像去看一场综艺表演。我都没见过哪位经济学家真正成功地买卖企业或股票。保罗·萨缪尔森就是伯克希尔的一位股东，但他也未曾靠预测成功。科学和经济学的不同在于，科学中的很多现象是恒定的，比如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规律不会因为政治变化而改变。但经济学中变量太多，事实上，你必须对商业中存在好时光、坏时光有所预期。如果你要在本地购买一家汽车经销店，或麦当劳加盟店之类的生意，你不会试图去预测购买的最佳时机，而是会在合适的价格买到好的生意。你不会因为预计今年的增长是3%而不是2.8%就决定买下它。
主持人 伯克希尔目前拥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你常说希望公司是“堡垒”般的存在。那么你觉得普通投资者应该有多少现金储备，按比例来说？如果你的收入是依赖每周的薪水来生活，那么你需要留一些现金在手边，并且不要把信用卡透支完。如果你的房子已付清、生活开销不大，并且持有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那你可能不需要持有太多现金。 主持人 所以跟伯克希尔相比，你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现金？ 巴菲特 当然，伯克希尔要承担保险赔付的责任。我们可能遇到飓风或其他需要支付数十亿美元的意外情况。有超过百万股东指望我们来管理公司，我们需要为这种情况做准备。但是，如果我退休了，手上有一百万美元的股票投资组合，每年为我带来3万美元的分红，孩子们已经长大，房子也付清了，那我就不会太担心手头有多少现金。
主持人 我们来聊聊苹果吧，这是当前的热门股。你现在持有大约450亿美元，你会密切关注苹果的情况吗？很多人担心他们没有推出新产品。 巴菲特 如果你需要密切跟踪一家公司的情况，那么你就不该拥有它。如果你买了一家公司，比如一块农场，你不会每隔几周就去看看玉米长到什么高度了，也不会过度担心别人说这是个低价年、出口受影响等因素。我有一块在80年代买的农场，由我儿子经营，但我只去过一次。盯着它不会让它长得更快，也没法通过“加油、努力”之类的口号鼓励它。某些年份价格好，某些年份价格不好，有些年份产量高，有些时候低。我关心的是长久的耕作，比如通过作物轮作让产量有所提高。实际上，这块农场在一百年前每英亩可能只产出30或35蒲式耳玉米，而如今好的年份能达到200蒲式耳。美国农业的进步是商品价格长期保持稳定的原因之一，而我们都因此受益。苹果也是类似的长期投资。如果你拥有本地最好的汽车经销商，拥有最好的品牌，并由可靠的人管理，你不会每天都跑去看看今天有多少人进店，或因为利率上涨可能影响销量而改变策略。你知道一年有365天，而你会持有它20年，也就是7300天。每天和每年的情况都会不同。如果日常波动对你很重要，那你就不应该买它。
在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到，从12月13日到24日之间，你们似乎回购了约2.33亿美元的伯克希尔股票，恰恰是在市场阶段性底部。如果有大量现金剩余、公司业务需求都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考虑回购伯克希尔股票。去年我们在房地产、厂房和设备上投入了140亿美元，远超折旧费用，确保业务需求得到满足。如果我们还有剩余现金，又没找到合适的企业投资，同时我和我的合伙人查理·芒格认为公司的股票低于其内在价值，那么我们会回购股票。当你用60或70美分能够买到1美元的价值时，只要现金足够，就尽可能快地去买。如果我们共同拥有一家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麦当劳连锁店，而你持有50%的股份。你对我说，愿意以4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你的部分，我会立刻买下它。而你要价是60万美元，那我会说，你可以明天再来找我。 主持人 参议员舒默和桑德斯希望政府立法来约束企业何时可以进行股票回购。最近还有报告称，一些高管似乎在回购时段内进行了内部交易。 巴菲特 会有一些人不正当地利用回购，但这与回购本身关系不大。我观察回购活动多年了，其中涉及不当行为的比例几乎为零。不过，也许是因为机会不多。那篇报告的结论我并不完全赞同。实际上，回购本质上是向股东分配资金，这也可以通过分红来实现，而美国企业应该不时将利润分配给股东。而大多数公司会设有分红政策，如果还有超出业务需求的资金。如果股票被低估，回购完全合情合理。 主持人 政府是否应该规定企业何时可以回购，或者至少设定某些条件？ 巴菲特 实际上，政府确实对回购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一些基本规则，限制公司在回购中采取“操控性”的行为。但我不认为政府应该决定企业的分红政策，甚至不应该直接指导企业如何进行资本分配。政府可以通过激励措施来促进某些类型的投资，例如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过去也有石油的特别折耗减免，大约在50年前，不过那更多是政治因素。但决定是否有权将现金返还给股东以及具体方式的权利，还是应该交给企业比较好。
主持人 2020年大选即将来临。我知道你对迈克·布隆伯格的评价很高，但他似乎不打算参选了。 巴菲特 是啊，光靠亿万富翁的选票还是很难赢的（笑）。但我非常敬佩他。我希望他参选，我很明确这一点。 主持人 霍华德·舒尔茨可能会参选，而特朗普总统本身就是商业高管。所以有两个问题：商业高管是否适合当总统？你理想中的总统应具备哪些特质？ 巴菲特 我认为商业高管可以成为合适的总统，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商业背景就会加分。首先，我希望总统每天醒来时意识到，对这个拥有众多优势的国家，最大威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网络攻击也应该列入其中。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出于疯狂动机的邪恶天才，像当年炭疽事件那样，谁知道是什么驱使他们发送炭疽信件？我们现在的世界既美好又危险。这种危险始于1945年8月（广岛原子弹爆炸），当时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这一切改变了世界，除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所以总统应该将此视为首要任务——保护国家，并降低遭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的可能性，这是头号职责。首先，要确保市场体系这只“下金蛋的鹅”继续产出更多的金蛋；其次，如果美国人均GDP达到了6万美元，就不应该有任何人生活在贫困中。仅靠市场体系，也无法照顾好难以适应规则的人。有些人可能在诺曼底登陆时表现得很好，但在现代经济中并不具备成功的技能。我自己也没有任何运动天赋，如果生活在一个以运动为主的世界里，即使每天训练8小时，也毫无用处。因此，我们需要照顾到市场体系无法覆盖的人群，确保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别把他们抛下。 主持人 你会和候选人讨论这些问题，看看他们对这些议题的看法吗？ 巴菲特 他们通常会说我想听的话，所以我更希望听到他们对不同意这些问题的人是怎么说的。我经常喜欢问候选人一个问题，尽管他们通常会回避，那就是：你支持的立场中有哪些是你的大多数支持者不赞同的？这才是真正的考验。但除非用了什么“真话药剂”，否则很难得到一个好答案。 巴菲特 这也是伯尼·桑德斯（国会史上任期最长的无党派独立议员。2019年以民主党人身份参与角逐美国总统选举，次年4月宣布退选）如此成功的原因。我想，90%支持他的选民在两年前可能都没听说过他，但他们觉得自己确切地知道他会怎么做，因为他让人觉得真实。如果问他支持的事情中哪些是大多数人反对的，他会直接告诉你。
主持人 关于卡夫亨氏，我知道你说过会从错误中学习，有哪些错误呢？（聪投注：2013年，伯克希尔和3G资本各出一半资金，全盘收购了亨氏食品，伯克希尔一方的出资是42.5亿美元。此外，伯克希尔还购入了价值80亿美元的亨氏优先股。2015年，伯克希尔和3G资本决定以股票加现金的交易形式让亨氏食品和卡夫食品合并，在交易当中，伯克希尔又为此支付给卡夫的股东50亿美元的现金股息。作为亨氏股东的伯克希尔和3G资本在这笔交易当中还面对股权稀释51%的结果。2019年，卡夫亨氏减记了154亿美元，等于承认卡夫收购交易的价格过高了。最终，伯克希尔因为这一系列交易减记了30亿美元。当年在接受CNBC采访时，巴菲特坦率承认，在卡夫亨氏交易当中犯了一些错误，支付给卡夫的价格过高了。在2019年股东大会他也面对股东的提问坦承，近年北美包装食品行业出现商超自有品牌在不断侵蚀卡夫亨氏市场份额的情况。）时间会证明一切，但我们确实为卡夫支付了过高的价格。不过，对于亨氏的价格，我认为是合理的。最初我们和3G资本合作收购了亨氏，亨氏当时还是非上市公司。而我们为卡夫支付了过高价格，付得太多的错误，很难再有什么补救措施。其次，零售商和品牌之间总是存在着博弈。如果我拥有一个非常弱势的品牌，想要进入沃尔玛，那几乎不可能。我得提供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让步来争取。而如果我拥有某种特别出色的包装产品，那我自然会想要进入沃尔玛。10年前，Costco曾尝试下架可口可乐。他们的顾客忠诚度极高，旗下的自有品牌Kirkland已经是一个390亿美元的大品牌，跨越了多个品类，并且仅从1992年开始。然而，最终他们还是将可口可乐重新上架。如果是皇冠可乐（Royal Crown Cola），他们可能就不会再重新上架了。品牌与零售商之间的博弈将一直持续下去，尤其在亚马逊带来的电商革命之后更为显著。沃尔玛首先引领了这一趋势，而亚马逊进一步加剧了零售环境的变化。我们如今的零售环境不同以往，品牌在过去花费数十亿美元来开发和推广，甚至赞助电视和广播节目。我小时候，金宝汤总是伴随着杰克·本尼的节目出现，那时它非常受欢迎，大家都喜欢这个产品。但现在消费者更愿意尝试新品牌，虽然不会天天换，但时代已经有些不同了。让我惊讶的是，连吉列的市场地位都有所下降。一般来说，男性不喜欢频繁尝试新东西，而女性则更愿意。以前如果你是吉列“体育巡礼”的忠实观众，它陪伴你观看玫瑰碗、世界大赛之类的赛事，那你就会一辈子用吉列的剃须刀。而且大多数人仍然确实这样做。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和我们五年前买入卡夫时不太一样了。
主持人 你提到亚马逊是一个颠覆性的公司，那我不得不问你，虽然你非常欣赏杰夫·贝索斯，但你并没有买入它的股票。为什么？现在还来得及买吗？你会买吗？我大概在20年前见过他，感觉他很特别，但我没想到他能从卖书做到今天的规模。他有远见，并且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不是我能做的。我错过了很多机会，即使认识比尔，也错过微软。这些不是我擅长的领域。错过自己不擅长的东西我并不担心，真正让我困扰的是错过了自己本该理解的机会，那才是真正的错误。最大的错误是我错过了本该掌握的机会，但你们都看不到这些错误(财报体现不出来)。我并不认为错过Netscape之类的是错误。
主持人 回到你刚才提到的趋势问题，如何识别一个巨大的趋势何时结束？显然，大部分事情长期来看不会改变，但有时候会，比如报纸业是你曾非常看好的行业，现在却已经不再是一个好行业。 巴菲特 是的，报纸业的变化从垄断到特许经营，再到激烈竞争，最后“走向消亡”。以前，如果你是一个小镇的唯一一家报纸，有些竞争对手可能会出现，但总是最强的报纸生存下来，因为它拥有最多的广告。广告对读者来说也是一种新闻，人们想知道超市本周哪种可乐有特价。这对编辑部来说可能不太合适，但从读者的角度看，广告是最重要的内容。比如，如果你找工作，分类广告几乎是唯一的途径；租房也是一样，报纸上的分类广告版面占满了页面。新闻是你不知道却想知道的事情，而现在你能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刻得知全国体育赛事的结果，甚至可以去ESPN观看，了解政治动态、股市情况。我小时候在送报纸前会先看看股市版，但如今世界变了。这种变化是逐步的。一些大报还在，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但其他报纸正在消失。
主持人 人们对22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表示担忧。我们应该减少联邦债务吗？如果是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 巴菲特 如果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赤字接近5%，那么这是个新的问题。而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似乎对此都没有特别担心。按理说不该是这样的，但这确实在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不要过度依赖经济分析，因为没有人真的能通过经济预测致富。 主持人 关于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你之前提到过“所得税抵免”政策。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吗？我们是否应该调整税收政策？ 巴菲特 所得税抵免是最好的方法，可以将资金放到那些无法很好地融入市场体系、但依然是优秀公民的人的口袋里。我们希望这样的群体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在人均GDP达到6万美元的国家中，每个人都应当有体面的生活。提高最低工资会对市场体系产生干扰。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现金，而不是更高的工资。政府可以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确保任何每周工作40小时并养育两个孩子的人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个方向是两党都支持的。我认为应该将付款分成每月一次，而不是一次性年终付款。这样会更好。让每一个愿意工作或不能工作的人的口袋里有更多钱，而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一个富裕家庭也会这么做的。比如说，如果我有六七个孩子，并有一个我想传承的事业，你会选择最能胜任的孩子来管理它，因为市场体系就是这么运作的。但你会确保家庭里的所有七个成员都参与进来。你可能会给那个“产金蛋”的人更多奖励，但你也会照顾到其他人。你不会对处在最底层的孩子说：“抱歉，这就是市场的运行方式。”尤其是他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是最棒的孩子——愿意与大家分享，乐于助人。你不会对他说：“那没办法，只能让你的配偶去找份工作，然后再找个地方住。”
主持人 关于医疗保健项目的最新进展，听说这个项目现在有了一个名字。（聪投注：2018年1月，亚马逊、伯克希尔和摩根大通成立了Haven公司，联手试图解决美国员工医疗保健成本高企并不断上升的问题，旨在改善员工的医疗体验。但在2021年2月，Haven宣告解散。可见挑战的难度有多大，不管开始的时候多么有心理准备，但三年就宣告结束还是让人唏嘘。） 巴菲特 不是，不是。我对名字并不在意，如果没名字我也可以接受。这个合作的伙伴关系非常好，规模大，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涉及超过一百万的员工。我们三个人各自的公司都有能力在庞大的组织中推进事情。一般而言这样体量的公司容易变得非常官僚化。如果试图在很多大公司中推进这样的事情，往往会遇到法律、公共关系部门的干预等等，而我们没有那些阻碍。所以我们有统一的承诺和执行这种承诺的能力。唯一的问题是，你在对抗一个3.4万亿美元的行业——相当于联邦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而整个行业对现有系统感觉良好。比如，当我们四处寻找团队的领导人时，几乎每个人都说系统确实能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但当医保成本从GDP的5%一路涨至18%的同时，还期望美国的医药公司在国际上保持竞争力，这不现实。所以，大家都觉得系统需要一些调整，但没有人觉得需要调整自己负责的部分。这反映了人性。如果我在他们的位置上，可能也会这样想。因此，变革遇到的阻力非常大，即便人们也都承认变革的必要性。当然，如果私营部门在一段时间内无法提供变革，人们可能会放弃并说，我们还是把这交给政府吧，但那可能会更糟。 主持人 你多长时间和杰米和杰夫聊一次这个话题？我知道托德·库姆斯在其中也有很大投入。 巴菲特 是的，托德确实负责了我们在这方面的所有工作。如果这个项目成功了，从伯克希尔的角度来说，100%的功劳都归托德。 主持人 你和阿图·葛文德医生（Atul Gawande，是一位印裔美籍外科医生和新闻工作者，曾任白宫健康政策顾问，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之一）有过交流吗？不过，我可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关于他（阿图·葛文德医生），大概是在2010年吧。我的搭档，查理·芒格，他现在95岁了，我们俩都读《纽约客》，但不太谈论它。有一天，我和查理聊起一个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作家写的一篇很棒的文章，可能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念他的名字。查理说，“哦，我前几天刚给他寄了2万美元的支票。”查理说那是他很久以来读过的最好的文章，因为《纽约客》的稿费不多，所以他干脆寄了一张支票。两个人隔了1500英里，却都认为这是我们读过的最有趣、最有见地的文章之一。我们之后也关注了他，还见了他。但这并不是我的主意（笑）。 主持人 Haven是否需要通过收购公司来获得专业知识？ 巴菲特 计划是支持在这个领域非常有洞见的专家、有实际经验的医生，且受到医学界的尊重。实际上，我们的目的是找到一些方法，既能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同时让人们对自己的医疗体验感到更满意。换句话说，人们要感觉到自己在逐渐得到更好的照护，同时要遏制医疗成本相对国家产出的不断上升。目前，美国每1美元的产出中有18美分用于医疗，而其他国家仅在10或11美分左右。如果回到1970年，当时各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平都在5美分左右。我们跟他们起点差不多，但攀升更快。去年，公司税削减约占GDP的2%，大家都说如果我们有2%的额外成本，就很难具备竞争力。而如今医疗支出占18%，我认为这已经成了美国的“绦虫”。美国经济很好，我们是有空间可以做点昂贵的事情，但这不意味就应该这么做。即使你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通常也会尽量高效地花钱——尽管并非所有富裕家庭都会这么想，但至少有一个家庭是这样做的（笑）。我们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经济机器，但不应该花18%的GDP在医疗上。如果多花了7个百分点的GDP，那就是每年1.4万亿美元的额外支出。 主持人 行政部门在关注药价问题，这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 巴菲特 他们确实在尝试做一些事情，国会大多数成员也认为这确实是个问题，他们看到药价等具体问题的例子。但改变这个系统很难，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让高文德医生来领导这个项目的原因，我们有三家大型组织支持他。 巴菲特 他会和各方沟通，不过他的计划并不是我们要去详细阐述的，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个人的愿景。我们选他是基于他的经验和成就。他会在实践中逐渐学习，进行一些实验，比如在一个有我们大量员工的社区尝试一些新方法。
主持人 你提到投资公司股份和全资收购公司之间的价值差异，你是否考虑在价格差异的情况下优先购买股票而不是全资收购？以及为什么？ 巴菲特 一般来说，公司在出售时通常会附带溢价，因为买方认为自己能做出一些当前管理层无法实现的改变。我常开玩笑说《财富》500强公司中的250家公司应该去收购另外250家公司，这样大家每年都轮换，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比前任做得更好。当我们全资收购一家公司时，我们并不认为自己能比现有管理层做得更好。如今杠杆资金很慷慨，这更加促使人们购买。人们喜欢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基本有人愿意出资就行。我们不会说，如果以100亿美元收购这个公司，可以去借70亿美元。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伯克希尔的整体信用。我可以对我们任何一家公司应用70%的杠杆，这样看起来会更好。但事实上，是伯克希尔的整体信用在支撑这一切。所以，仅仅因为我想买某个东西，我就说，“好吧，我以70%的杠杆买入它，我可以支付这个荒谬的价格”，这是不理智的。没错，市场上有大量资金寻找投资机会，而这种供求关系完全不利于我们。大约20年前，一位知名人士给我打电话，他说：“沃伦，我对再保险行业一无所知，但有一家大型再保险公司向我们发出报价。”我简单地给了他一些建议，但告诉他无法通过与我短暂的通话了解再保险的全貌。我问他为什么要考虑这个收购，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在三个月内投资这些资金，否则就得归还。”一旦他收购了那家公司，未来五年他都会有费用进账，并且还能享受一定的收益，即便最终没成效，他依然能赚到很多钱。
主持人 换个话题，像亚伯拉罕·林肯那样的名言是从哪里找到的（巴菲特总是金句频频）？你读过《巴特利特名言录》吗？ 巴菲特 没有，我大概在50年前翻阅过一些《巴特利特名言录》的内容，但平时我阅读很多书，这些名言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了。88岁了，总得记住点东西（笑）。你可能记不住昨天的事，但往往能记住久远的事儿。 主持人 我最近看到《纽约时报》的股票，2009年大概只有3美元，现在是30美元了。卡洛斯·斯利姆似乎做得相当不错。你当时有考虑购买《纽约时报》吗？他们在2009年接触过你吗？（聪投注：《纽约时报》前主编比尔·凯尔在他的回忆录《思考未来：新闻和我》(The News and I: Reflections on the News Business and My Career)中提到，巴菲特曾在1990年代初期表达过对《纽约时报》的兴趣，认为它是一个具有长期价值的投资机会。凯尔在书中写道，当时《纽约时报》的股价一度下跌，巴菲特认为这是一个买入的好时机。不过，和其他资料一致，巴菲特最终没有投资《纽约时报》，因为他对该公司的管理结构，特别是双重股权结构，感到不安。这种股权结构使得家族成员能够保持对公司决策的控制，而这并不是巴菲特喜欢的投资模式。）他们当时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很多公司那时都不太顺利。不过他们现在的在线业务进展不错，虽然比《华尔街日报》起步稍晚，但发展得很好的。。 巴菲特 电话确实响个不停，不过说实话，资金用完了电话还没停（笑）。 主持人 你当时投资了GE，也获得了不错的收益，对吗？2008年9月下旬到10月初我很活跃，之后在10月底写了一篇文章，我知道情况会变糟，并在文章中提到了这一点，但我没想到股市反应会如此剧烈。 主持人 是什么让你之后避免再投资GE？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巴菲特不投资GE拯救它呢？GE是伟大的美国公司啊。 巴菲特 其实我认为拉里·卡尔普做得很好，最近他把部分业务出售给丹纳赫，这是个很好的交易。我觉得他的优先事项很明确，最近他接受的采访也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我是GE的支持者，我们从他们那里购买产品，也向他们出售产品。我认识很多GE的管理层，杰克·韦尔奇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政治观念上并不完全一致，但我们相处得很好，我非常喜欢他。所以，我对GE充满了期望，希望它能取得成功。
主持人 在你的股东信中，你提到伯克希尔的“树丛”，其中第三类公司是介于普通股票投资和全资收购之间。这类公司情况怎么样？ 巴菲特 这类公司，比如飞行加油站（Pilot Flying J），根据GAAP（公认会计准则）我们必须按权益法记账，持股超过20%但没有控制权。这并不属于其他树丛，因此需要单独列为一类，但它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一类。 主持人 你提到伯克希尔的总价值比各个部分的总和更大。你是否计算过这个差异？有时保险浮存金的价值很高，有时可以利用生产税抵免，例如在公用事业中将它们整合进我们的合并申报表中，这确实是一个加分项。此外，我们可以在公司内部无缝、高效地转移资本。例如我们四十多年前收购的喜诗糖果（See's Candy），它是一家出色的小企业，产生了大量资本。尽管我们尝试了许多方法扩大它的业务范围，但都不成功。我们可以在不产生税收负担的情况下在公司内部转移资本，而这比通过出售投资来转移资金更有效。 主持人 你提到减税对伯克希尔有利。减税有成本吗？还是它完全是免费的？ 巴菲特 减税确实有影响。比如我们在公用事业业务中的税收减免基本上转移给了客户，这是公用事业本身的属性。就像我们是一家私人公司，假设我和你共同拥有一家企业，减税前政府实际拥有35%的股权，收入的35%要交税。政府可以选择将税率提高到40%，但幸运的是，它降到了21%。因此，相当于那位“隐形股东”将一些股权还给了我们和我们的股东，很多其他公司也同样受益。
主持人 你提到阿吉特·贾恩（Ajit Jain）和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时说，伯克希尔的“血液”流淌在他们的血管里。自从他们成为副主席后，你感觉他们带来了变化吗？他们和你及查理一样吗？他们分别负责管理非常庞大的业务，阿吉特管理的业务资产总计至少数千亿美元，而格雷格的业务年收入约1500亿美元。查理和我有着整体合作的思维方式，我们已经一起这么做很久了，至今依然如此。 主持人 托德·库姆斯（Todd Combs）和泰德·韦施勒（Ted Weschler）呢？没有提到他们。 巴菲特 他们各自管理约130亿美元的投资，包括我们的养老金基金。截至年末，我们在股市中有1730亿美元的权益投资，他们负责的资产占其中一部分，还有额外的80亿美元在养老金中。在我们约1800亿美元的投资中，托德和泰德管理了其中的260亿美元。他们有完全的自主权，不需要向我汇报，每月我会看看他们的投资变化。他们很少交易，偶尔会做一些小型私人投资，比如托德最近投资了一些私人配售类型的业务。我了解这些业务的运作，但不知道它们的具体名称，那是他的领域。 主持人 你曾短暂投资甲骨文并很快卖出，那是托德和泰德做的吗？购买时的确是个错误，我没有一个好的答案解释为什么一开始会买入。我知道一点云计算，但不足以让我感到自信。
主持人 巴克莱发布了一份报告，称降低了对伯克希尔每股收益的预期。你会关注这些分析吗？ 巴菲特 不，我不会专门去读它们，这些内容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我把时间花在读这些上，我就没有时间去读10-K财报。我们不会因为这些分析做出任何不同的决策，我也不关注季度业绩数字，不会因为追求特定数据而大甩卖保险或做出其他更糟的事情。查理和我都知道公司总体表现如何，也知道资金流向和分布。 主持人 UBS调查显示，伯克希尔投资者最关心的是继任、投资表现、并购机会、股票回购和保险利润率。 巴菲特 没错，我不反对这个观点，很高兴投资者理解这些要点。1956年我创办了伯克希尔的前身合伙公司，当时我们仅有七个人参加聚餐，都是亲戚朋友。我给了他们一份四五页的合伙协议，说这是法律文件不用细看，但有半页的“基本规则”必须读清楚。如果认可这些规则，我们就一起合作，如果不行，那就不该成为合伙人。公开上市的公司不能控制股东的来源，而我则通过行动和沟通吸引志同道合的投资者，同时把有不同期望的人挡在外面。 主持人 就像Costco的创始人索尔·普赖斯，他通过会员费筛选客户，阻止那些只买一桶牛奶的人进店。 巴菲特 是的。我们希望伯克希尔的投资者拥有和我们一致的期望。如果把伯克希尔比作教会，我希望“教堂的座位”被那些理解和认同我们“宗教”的人占据，而不是吸引一群新投资者每周来改变方向。伯克希尔有164.5万的A类等价股，我希望这些座位上都是志同道合的投资者。
主持人 你在金融行业有大量投资，最近终于投资了杰米·戴蒙的公司。为什么选择银行业？ 巴菲特 这是我理解的行业，当前估值相对于其未来前景也还便宜。我认为十年后它们会更有价值，并且我对的概率很高。在众多可能的投资选择中，我相信托德和泰德不会让我失望。 主持人 你提到利率保持这么低让你感到意外，但这是否与全球宽松的央行政策以及技术在社会中的通缩效应有关？ 巴菲特 你可以事后去分析原因，但在当时没人告诉我。如果十年前有人能预测未来十年的利率走向，我们可以在债券市场赚很多钱。明天的报纸会说今天股市为什么下跌，但早上却不会预告这种下跌。关键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部分，而确保这些未知的部分不会是决定性因素。你可以将投资划分为四个框架，聚焦于那些既可知又有利的部分。哪怕你可能错过90%的机会，但如果能把握好剩下的10%，就足够了。
巴菲特 气候变化不会对保险业务产生根本性影响，除非你在写20年期的保单。比如，寿险公司如果签了长期保单，气候变化导致的寿命变化可能会不利于保险公司。但我们通常只签一年期的保单，每年都能重新调整。如果是车险，例如，现代车辆变得更加安全了，百万英里的死亡率从15降到1左右，但修理费用也急剧上涨，像侧视镜之类的小配件，现在的价格可能是过去的100倍。气候变化类似，虽然气候变化的确在发生，但实际上，灾难保险的价格比2005年还低。因此，我们退出了大部分灾难保险业务，不是因为气候变化，而是因为价格不合理。
主持人 你提到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我们的理解能力。社交媒体、Facebook、Google上滋生了很多虚假信息是否就说明一些问题？你是否对此依然担心？ 巴菲特 我认为网络威胁确实对人类构成了风险，不仅仅是虚假信息的问题。我更担心的是网络安全对社会基础设施的影响。我们的铁路覆盖超过2.2万英里，有些列车运载着氨气、氯气等危险物质，法律要求我们必须运送这些物质。我期望在没有网络威胁的环境中做这些事情。网络威胁的复杂性在于它的动态和不可预测性，可能会有像炭疽事件那样的个案，网络技术让少数恶意行为者造成的威胁被放大，变得更难以控制。当你看到“9·11”事件中19个人所做的事情时，你会意识到，某些工具落入疯狂的个人、团体，甚至少数疯狂的政府之手，确实很可怕。我们并不一定知道他们所有的工具，而这些技术也在不断发展。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将是石头和棍棒。”
主持人 沃伦，不知道你是否关注过埃隆·马斯克的表现，你怎么看他作为CEO的行为？ 巴菲特 我认为他在这方面还有提升空间，而他自己可能也会这么认为。有些人更善于表达有趣的言论，而其他人会对一些言论有所保留，知道哪些话可能带来麻烦。只是我自己不觉得有必要频繁发表言论。我有过七条推文，全都是朋友帮我发的，她还打了大约一百个电话问我可以发什么。我从未自己写过一条推文，也不知道怎么发。 巴菲特 他加入了“捐赠誓言”，所以我们有过一两次交流，不过那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他没有参加我们的年度聚会，所以我有七八年没见过他了。
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聊聊中国。不知道你对中国的投资者有什么想说的？ 主持人 发音真棒！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继续用中文交流。 巴菲特 哈哈，还是算了吧，你中文说得比我好多了，我们还是用英语吧。 主持人 关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你觉得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和措施是否合理？ 巴菲特 在政治方面我不发表看法。我不把我的公民权放在信托中，所以到了选举时我会有所行动。但我说的任何关于总统的评论，都会被解读为某种程度上代表伯克希尔的立场，而这些评论其实不代表伯克希尔，我只是以个人身份发言。 主持人 公平的说。你认为中美贸易关系有改进的空间吗？ 巴菲特 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必定要成为超级大国，超越我曾孙的时代，我们会一直是竞争对手，在商业、思想等各方面都会竞争，这不可避免。我们必须确保这种竞争不会让我们忽视，最好的世界是中美两国共同繁荣。竞争可以存在，但我们要明白强国间可以是竞争关系而非敌对关系。两百年前，强国的行为不会威胁世界的生存，但如今重要国家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可能真的会威胁到世界的存续。冲突是可以控制的，每个强大国家都需要积极思考这个问题。 主持人 你是否考虑过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收购？如果没有，是不是错过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主持人 另一方面，你是否担心中国的法律体系不同，或者会计信息可能不够透明？有些行业比较容易理解，但总体而言，我对美国的法律、习俗、会计和人员自然比其他地方熟悉多了。所以在很多国家会有一些小障碍需要跨越，这些障碍我可以跨越，但总没有我在美国的收购来得顺手。要在其他国家进行大规模收购，确实需要更多准备工作，但我非常乐意尝试。比如我们十几年前在以色列的收购，当时我不清楚那里的税率和公司法，尽管我猜测问题不大，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主持人 听起来你对在中国进行收购的态度比之前更开放了。 巴菲特 我一直持开放态度。我们也在中国进行了两项相当可观的股票收购，都很成功。 巴菲特 对，比亚迪是查理的主意，查理对中国很有研究。 主持人 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这让你担心吗？ 巴菲特 我多年前在《财富》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了贸易问题。当时我们的逆差已经很大了。我不认为必须实现贸易平衡，但如果贸易逆差过大，且没有办法解决，长期来看确实会带来问题。毕竟，我们不断输出小小的纸片（美元），而其他国家则不断供应商品，比如衣服或鞋子。如果我们的贸易逆差继续大幅增加，而我们找不到减少逆差的方法，那么确实会带来一些问题。我曾写过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坦白说，能用小纸片换来食物或其他商品似乎是一件好事，不是吗？我们称这种模式为“信用卡”，可以用小小的纸片换来商品，是的（笑）。 主持人 中国正面临近三十年来最慢的增长，领导层将目标下调至约6.5%或6%。你担心这种放缓会对全球市场产生影响吗？ 巴菲特 我并不担心全球市场的影响。中国未来仍将保持显著的增长。回顾历史，1949年后所发生的变化几乎前所未有。当时中国占全球人口的20%左右，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和良好的土地，但却没有发挥出潜力。如今发生的一切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他们的发展还未结束。美国也经历了惊人的发展，比如我出生时美国的人均实际GDP是现在的六分之一，而我父母绝不会相信我们会有这样的成就。 主持人 确实如此，相比之下，飓风般的助力更显强劲。 巴菲特 是的，他们找到了适合的发展方式，这在全球10多亿人口的国家中极为罕见。1995年我第一次去中国，那里的人们已经觉得是一场奇迹。
巴菲特 我常说，如果你到65岁、70岁甚至更老时，想让爱你的人确实爱你，那么你就是成功的。而我也见过一些非常富有的人，尽管他们被致辞、被冠名，但身边没有人真心爱他们，甚至自己的孩子都可能躲避他们。 主持人 你会给那些渴望成功的人提供什么建议呢？比如三条建议。比如沟通技巧，我告诉学生们，无论他们学了多复杂的公式，如果能提升沟通能力，不管是书面还是面对面，都能增加至少50%的价值。无法表达你的想法就像在黑暗中朝女孩眨眼，没人看得到。这是相对容易的提升，我自己通过戴尔·卡耐基的课程学到了这一点。其次，尽管我可能因为没完全践行这条建议而被批评，但我告诉学生们，如果我送你一辆车，且这将是你一生唯一的车，你会非常小心地保养它。你会修复每一个划痕、认真阅读使用手册、为它盖车库。生活中你只有一个大脑和一个身体，等到五十岁时再开始保养为时已晚，因此要早早意识到这一点，充分发挥你仅有的身体和头脑的潜力。你要和比你更优秀的人交往，因为你的方向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你需要选择好的榜样。尽管你无法选择父母，他们会对你有很大影响，但你可以选择其他影响你的人，比如你的配偶，这是大多数人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你最好选择一个比你优秀的伴侣，并希望他们不要太快发现这点（笑）。 巴菲特 他们以为可以随意交易就该频繁交易。他们没有意识到只需买下“美国股市”并长期持有就好。如果你买了一块农田或一栋公寓楼，你不可能明天就卖掉，而持有股票却提供了即刻的流动性和相对低廉的交易成本。这让人们因为“可以轻易买卖”而过度交易，但频繁交易并不等同于聪明投资。 主持人 你每天早上有一套有趣的早餐习惯，和你的财富有关？ 巴菲特 自从我描述了自己每天吃麦当劳的习惯后，现在我也会让办公室里的同事去买。我其实吃的正是我喜欢的食物。六岁生日时的热狗、汉堡、可乐、冰淇淋加巧克力——我至今仍喜欢吃这些。如果有人跟我说，只要吃西兰花、甘蓝和洋葱就能多活一年，我宁愿少活一年，因为大概也不会太有趣。 主持人 你把洋葱和西兰花、甘蓝归为一类，真有意思。 巴菲特 哈哈，可能只是我不喜欢洋葱罢了，但我并没有把它们真归为一类（笑）。对有些人来说，高等教育非常有用，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帮助不大。我甚至不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上大学。我们公司有很多工作年薪七八万美元，并不需要大学学历。我自己对上大学也不太感兴趣，主要是我父亲鼓励我去的，他能让我做任何事情。当时如果有SAT考试，我父亲可能会让我去考（笑）。我当时觉得我可以自学，书本我可以自己看。所以，如果没有清晰的目标，大学可能不适合每个人，尽管会适合很多人。我认为应该有个去大学的理由，而我当时没找到太多理由。
主持人 最后有几个需要闪电回答的小问题。你平时喝水吗？ 巴菲特 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水不是我的选择（笑）。 巴菲特 我喜欢《桂河大桥》，其中有很多人生教训，而且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 巴菲特 是的，非常有趣。不过结尾充满了人生哲理，他建造了铁路，但他真的想让敌人通过它吗？这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巴菲特 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是本·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 巴菲特 那大概是内布拉斯加州队赢得一场重要的碗赛比赛（笑）。实际上，我的妻子喜欢用现金，所以我会时不时带一大笔现金回家，她会把它分发给我。她会检查我的钱包，看是否还剩有百元钞票。如果没有，她会给我放一些进去。我的钱包很简单，我有一张1964年办的美国运通卡，但98%的时间我用现金支付。在餐厅里，我总是付现金，比较方便。—— / Cong Ming Tou Zi Zh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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