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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是麦格理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胡伟俊
过去几个月，不少经济数据都显示，中国经济都处于过去5年以来最好的时候。于是，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新周期的争论也甚嚣尘上。一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趋势性的复苏，即所谓“新周期”；而另一方则认为，本轮复苏已经或者即将见顶，并不存在“新周期”，当下只不过是大家见惯的“短周期”而已。
预测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没有人可以说自己一定正确。但从近期的市场表现来看，投资者对于“新周期”还是非常谨慎的。
首先，过去一个多月以来，铁矿石和螺纹钢的价格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铁矿石的价格已经从高点下跌了30%左右。不要忘了，在这一轮反弹中，铁矿石的价格率先在2015年12月见底。 在整个金融市场仍然弥漫着悲观情绪的时候，商品市场首先看到了黎明的曙光。而现在，商品市场似乎不相信本轮复苏的可持续性。
其次，海外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的一大区别，在于他们需要跨地域跨市场配置资金，而各国的宏观情况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所以相对于A股而言，港股更加受到中国经济的影响。过去两个月，港股市场基本处于横盘整理状态。面对中国漂亮的经济数据，欧美投资者并没有被打动。
第三，一些研究者将本轮复苏同2002年相类比。的确在2002年初的时候，当时不论是投资者还是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看的都比较淡，对当年GDP增长率的预测普遍在6%到7%之间 （宋国青，《利率是车，汇率是马》，第95页）。所以2002年一季度7.6%的GDP增长率，大大出乎当时人们的预料。但今年一季度6.9%的增长率并未明显超出市场预期，而各家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也普遍谨慎，并没有因此大幅上调全年的增长预测。
笔者也更加倾向于第二种谨慎的看法。宏观分析中，分清趋势和周期是第一步。比如当看到经济数据恶化，就认为是硬着陆，就犯了把周期当作趋势的错误。而当看到数据改善和价格上升，就认为是新周期，也是同样的问题。
毕竟，趋势和周期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不同的。趋势的背后是经济中结构性的因素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了潜在增长率的变化。比如中国经济自2002年开始，的确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趋势，背后是加入WTO后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加上国内由房地产带动的城市化浪潮。而周期背后的因素，经济学家在100年前就已经有深刻的认识，主要原因不外乎是企业的库存和资本开支。经济下行的时候，企业削减库存和资本开支，导致总需求下降，并促使更多的企业削减库存和资本开支。而当库存和资本存量低到一定程度，钟摆又会朝另一边摆动。这也就是韦斯利·米切尔在1913年出版的《经济周期》一书所说的，复苏的种子在衰退的时候已经埋下了。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几轮外部冲击。2008-09年的次贷危机，2010-12年的欧债危机，以及2014-15年的新兴市场危机。后者引发了美元急升和商品价格暴跌，导致中国经济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严重通缩。价格下跌压迫企业减少库存和资本开支，使总需求下降，而这又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跌。全球油价在2016年1月的见底，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再加上中国自身的供给侧改革，使得中国经济逐步走出通缩。随后企业的库存和资本开支，同价格上升就产生了正向的自我循环。
但是，上述“再通胀”的过程的正面影响，也不宜过度高估。今年一季度，虽然PPI同比上涨7.4%，但CPI只上涨了1.4%。CPI非常弱，一个原因是食品价格非常弱。中国的食品生产是高度劳动密集的，因此疲软的食品价格也间接反映了工资上升压力有限，显示终端需求并不强，PPI的上升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供给收缩而非需求扩张。同时，非常弱的CPI也反映了下游企业没有能力将上升的要素成本传导给消费者，只能选择自己消化。这种情况下，上游价格上涨是很难持续的，而经济回升的力度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的复苏和2002年也大不相同。2002年1季度美国经济增长5.8%，而今年1季度美国经济仅仅增长了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