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敏涛。法律读库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司法裁判文书公开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包括选择性公开的问题。这是11月6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关于深化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情况报告里提到的现象。裁判文书公开能增强司法公开透明度，倒逼法官加强能力建设，杜绝暗箱操作，督促广大法官严格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高效廉洁，遏制和预防司法腐败，这是裁判文书公开的积极意义。
那么，裁判文书还能选择性公开，到底哪些不公开，为何不公开？依据什么标准不公开还是全凭涉案法院一方说了算？这关乎司法公开的成效，也影响司法公信的提升。
于裁判文书公开而言，民众最为直观的感受是自从裁判文书公开后，获取相关裁判文书的渠道便捷多了。特别是遇到法律纠纷，一些人便会选择上网查看相似案件法院之前是如此裁决的，以好对症下药，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或选择起诉，或选择私下调解。这是裁判文书公开于公众最大的指导意义，可以清晰地向公众指明纠纷的处理方式。
而据何海波、于晓虹等教授发表于2016年第10期《中国法律评论》上《大数据分析：中国司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报告》一文分析所指，目前中国司法裁判文书的公开量很不足，至少有一半的文书未公开在裁判文书网。而且，一些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公众关心的案件，无法在网上找到。更重要的是，这些未公开的文书还没有说明不公开的理由。
由此可见，裁判文书的选择性公开不是存在一些问题，而是存在很大的问题。一半以上的裁判文书未公开，只能说明我们的裁判文书公开还处在起步阶段，只具有裁判文书公开的理念，但还缺乏裁判文书全面公开的行动。
裁判文书未公开之前，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不时发生。而且，各地对同类案件的裁决也难免存有冲突。在裁判文书公开后，司法的统一性也慢慢得以提升。通过裁判文书的法律评判来指导民众的行为和生活，更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
相比于日常的普法宣传，裁判文书的普法作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公众多会格外关注影响性案件的法院裁决，越是影响性案件，越要加大、加强裁判文书公开的力度。例如一个王宝强离婚案引爆了整个舆论场，从法律的角度评判，婚内出轨、离婚损害赔偿、孩子抚养权等问题，一定是民众关注的焦点。王宝强案件的相关裁判文书如若日后能公开（前提是当事人愿意公开，因为这属于个人隐私案件），也肯定会是很好的普法教材。
另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量，法官的最好作品就是裁判文书，学者的最好作品就是学术文章。但是，这两者之间因为裁判文书未予公开或公开不充分，一直少有互通，多是隔膜。裁判文书公开后，法官和学者之间才能架起沟通的桥梁，相互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也渐趋增多。
正因为裁判文书的公开，学术界对于法律案例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各类法律学术期刊上，均能见到法律学者对个案的深入研究。裁判文书的公开打通了学术与实务之间的隔阂，让法官的裁决接受法律学者的评判，而法律学者的评判文章也会被法官所阅读，进而可以指导法官更公正的裁决案件。这进一步增强了学术研究的实用性，也有利于增强法官判案的公正性。
在裁判文书未公开之前，各类案件的暗箱操作层出不穷。案件被干扰的信息以及不可告人的秘密也一并被隐藏。而今，当裁判文书公开后，一些优秀的裁判文书也被民众所推崇和认可，这正是裁判文书公开的积极意义。
民众膜拜优秀裁判文书，一方面是因为优秀裁判文书是法官个人专业素养和技能的直接体现，一份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言辞恳切的裁判文书完全可以佐证一位法官是否称职。而我们对于法官裁判文书的评判却一直未有相应标准。在注重结案率的司法审判活动中，裁判文书写作不被重视，这也是优秀裁判文书很少产生的缘由之一。
另一层面，我们的裁判文书还存在说理太少，论证不严，套路太多，沿用格式等情况。所以，哪怕裁判文书公开一段时间后，民间对裁判文书的关注度相对来说还不太高。这就需要加强对法官裁判文书水平的考量，而不是将裁判文书的水平高低视为无物。
现在，一些法院也开展了优秀裁判文书的评选活动，但这种评选活动还局限在裁判文书的格式正确、有无错误、是否缺少应写内容等评判标准。例如在《陕西省高级法院裁判文书质量评定标准》中，对于优秀裁判文书的标准定为：裁判文书论理应当具有合法性、逻辑性和针对性。标准列举了什么情况下裁判文书要被扣分的情况，而这种扣分情况多针对的是裁判文书的技术性问题，而不是论理性。这也说明，我们对裁判文书的关注还未能超出技术性审核的范畴，对于裁判文书的论理性和说服性还重视不够。
另对一些影响性案件而言，公开裁判文书，更有利于破除案件中的疑点，消解公众的疑虑，增强司法的权威。越是有争议、越是法律规定不明、越是需要法律对争议做出直接评判的案件，民众更需要从裁判文书中获知相关信息，以便起到指导日常生活和明晰日后行为的作用。
按照法律要求，案件在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国家秘密或是未成年相关的情况时才不予公开，但是，正如周强院长所言，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选择性公开的现象。那么，法院选择性公开的担忧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选择性公开？
是因为案件涉及的人员太广，担心公开后会被舆论穷追不舍？还是因为裁判文书涉及官员个人情况而不敢公开？还是因为案件本身有疑点，担心公开之后会被舆论所劫持？还是因为案件本身审判不公，担心公开裁判文书后被问责、被问罪？无论如何，裁判文书的选择性公开都是对司法公开原则的严重背离，都是在透支司法公信力。
裁判文书的公开还在于破除案件中的“秘密”，并可以排除法外因素对案件的不当干扰。于法官而言，也更期望心无旁骛的裁决案件，剔除法外因素对案件的各类染指。而今，裁判文书公开却遭遇到选择性公开，这为法外因素干扰案件审判提供了一个因由。选择性公开裁判文书就是让案件不可告人的信息难以公之于众。说白了，还是因为案件有疑窦，有争议，有秘密，所以不便示人，不敢公开。
现在，裁判文书公开也不存在客观的技术条件，只因为个别法院担心公开裁判文书会让法院成为众矢之的，会让法院被动的接受舆论审判，会让案件审判遭遇民间评判。但这种担忧毫无根据，也是对司法公信力的严重破坏。
经得起公众检验的判决就不怕公开，毫无秘密可言的裁决也不怕公开，公正的裁决更不怕公开。越是藏着掖着的裁判文书，背后越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当裁判文书遭遇选择性公开，司法的公正便荡然无存。要想树立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正，唯有除了法律规定的限定公开范围外，将其他裁判文书系数公开，而不是有所保留，这才是对司法公正的最好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