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2分“神作”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的作者杨素秋
前段时间来到南京、苏州、
上海三座城市，与广大读者们以及
学者、媒体人、图书馆长等嘉宾
交流。
上周日，她与
郑诗亮
在上海上生新所 茑屋书店对谈。他们二人，一位是中西部地区核心城市西安的区文旅局挂职副局长和区图书馆筹建人，一位是读书刊物《上海书评》的主编，同为公共文化事业的建设者与推动者，他们聊了许多。
今天，译文君与大家分享这场活动的精彩内容：
挂职以及写这本书对有我特别大的好处，那就是
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破除“自恋”
。
我以前老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不傲慢，跟谁都能交往。但是我去社区走访的时候，我跟民众说，欢迎来我们图书馆。他会问我，图书馆开空调吗？多少钱一小时？我告诉他，图书馆不收费，他就很疑惑：图书馆能看书，有空调又有座位，为什么不收费呢？
我才意识到有相当一部分民众不知道公共图书馆是政府给大家提供的免费的公共服务
。
这是不是说明在一些特大城市、文化发达的省会城市，民众对公共图书馆的认知比较清晰一些，稍微偏远一点的地方，民众对此就不是很清楚了。
有很多读者问我，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电子书，从网上买书也很方便，我们现在很少去图书馆，为什么还需要图书馆？我承认社会在阅读上正在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往往从自我出发去想象这个社会的全貌。我走访过的低收入家庭里，很多没有书架。这些家庭的孩子除了免费的义务教材以外，顶多有那么一两本作文书、教辅书。这不怪他们的家长，因为这些家长没有财力、精力或者相应的知识结构为孩子挑选适合他的书。
每次走进这样的家庭，我不会居高临下地“哀叹”这些家长为什么不为孩子挑选好书，那绝对是“何不食肉糜”的心态。
话又说回来，那些家长可能挑选蔬菜或者别的什么能力比我强多了。我只不过恰好在这个职位上，更擅长帮小朋友挑书而已。
这种情况下，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就这样无奈陷入了短视频或游戏的漩涡，因为他的生活中没有低价或免费的优质文化产品供他去选择。如果你的周围都是跟你同阶层、同收入的人群，那你很可能就看不见这些人。
挂职前我认识一两位盲人朋友。正因为要建设图书馆，我接触了更多的盲人人群。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对他们的“想象”也是非常刻板的。我第一次采购盲文书时候没有经验，根据盲文出版社提供的书单来采购，大部分书籍是讲按摩技巧、理疗、中医经络的，还有一些关于乐器演奏的，文学、历史配得不多。当时我想象出来的盲人需求也是这样。结果我的盲人朋友来了以后，最想摸的书是世界地图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这辈子一直没想清楚经线和纬线是什么。你看，我们完全不知道盲人的阅读需求。后来我的盲人朋友告诉我，
“你不要认为盲人跟你们是完全两类人，我们跟你们也一样，我们也爱读文学和历史。我现在特别想读《三体》，你能帮我买一本吗？”
他不仅想读《三体》，还想读《人类简史》。后来我就想办法给他买到了盲文版的《三体》和《人类简史》。
以上是我举的一些微小的例子，讲的是
如何突破自我群体的局限性去倾听他人的声音
。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想表达，听不见别人的声音，尤其听不到别人的异见；我们很喜欢别人给我们点赞，因为点赞就是赞同，哲学家韩炳哲说点赞是一种最浅薄的经验，但我们痴迷于无数的点赞，对于跟我们的观点相差很大的意见，选择“我不听我不听”，把自己关在一个信息茧房里，这是需要去反省的。
我刚到《上海书评》当编辑的时候，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关于辛亥革命的专题。其中一位学者提到，中国的科举制度纵有千般不好，但它确保中国各地的读书人拿到的是统一的课本，获取知识的成本相对低廉，因此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还是畅通的。
这个专题发表之后，我们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我至今还印象深刻。这位读者回忆他小时候的往事，说
上世纪80年代，他生活的小镇有新华书店、图书馆，这些都是政府支持的公共文化事业，让他拥有了美好的童年时光，奠定了他一生热爱阅读的基础，也为他考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学提供了支持
。可是等到他在大城市定居工作之后，再回到小镇，情况变得不一样了——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中国地方政府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支持力度是比较低的，当然现在又重新好起来了——新华书店没有了，图书馆也破败了，设备已经老旧，书籍也不再更新，没有什么人去了。
这位读者发出一个灵魂追问，今天像童年的他一样渴望接触知识和文化的小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有没有统一的答案，我不知道，它可能取决于各个地方政府能够调动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当地有没有杨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还有当地民众自己的意愿和努力——方方面面的因素都在里面起到作用。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忽略，是免费的公共文化事业点燃了最初那一束火苗，这一束火苗我觉得不应该熄灭。如果它熄灭了，我们要把它重新点燃。
昨天在南京做活动的时候，来自南京某区级图书馆的馆长挺不高兴地说，他喜欢这本书，但
他不喜欢社交媒体上一些人评论，说“公共图书馆里全是烂书”
。他邀请大家可以来南京的图书馆看看，那里的好书非常多。他还告诉我，他看到书里描述的状况大为震惊，因为南京的图书馆采书没有困难，也不会欺诈瞒下，也不会有人总是插手。南京其他区反映的情况也是这样。到了上海，我跟上海的图书从业人员交流，他们也说看到这本书特别震惊。
我刚才跟郑老师聊到，中西部跟东部还是有差距。西安还算是不太落后的二线城市，如果我们再往西走、再往北走呢？郑老师也谈到，中国各个地方的公共文化服务在特点上有差别。他刚刚提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概念叫
“复数的中国”
，很想听郑老师再讲一讲这个概念。
“复数的中国”是一个带着点噱头的说法，我换另一个说法，大家肯定不陌生：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那么，什么叫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呢？我举个例子，在长三角地区，比如说浙江，基层政府有个口号叫“最多跑一次”。他们现在“卷”到什么地步，大家可能无法想象：我去办个事，如果忘带纸质文件了，负责的基层办事员会说，没事没事，你把文件电子版发给我就可以了，我帮你打印出来，你千万不要回家取。
这是长三角地区的情况。可是，其他的地方呢？其他地方的基层单位有没有意愿、有没有能力来这样跟民众做沟通？
这种沟通需要很高的素质，进一步来说，需要很多的资源，不是轻易就能做好的
。
我是湖北人，记得我之前跟一些在武汉做媒体的朋友交流。他们会有点愤慨地吐槽，说武汉市民不爱读书，就喜欢吃喝玩乐，文化行业做不起来。这样说对不对呢？可能部分切中了事实，这一点我不否认，这里面的情绪我也充分体谅，但我觉得，
文化传媒工作者，或者说有志于从事阅读文化推广的人，不能高高在上以精英自居，然后去指责、埋怨民众不爱读书
。
杨老师这本书非常可贵的一点，是让我们看到在西安这座中西部地区最发达的城市，市民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求，而与之相对应的，公共文化事业建设也存在一些需要提高的地方。
民众真的不爱读书吗？未必，他们的“不爱读书”可能是因为身边缺少杨老师这样的阅读文化推广者，没有相关的公共阅读资源提供给他们，或者没有渠道接触到好的公共资源。
如果真的提供给他们好的资源，他们会不喜欢吗？我觉得不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人之常情。如果文化工作者都能够——当然，这可能是一种奢望——像杨老师一样，用心经营基层图书馆，把好书选出来提供给市民，那我相信，那些“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市民，可能就愿意抽出一部分时间花在阅读上面。
我们不应该把问题想得太悲观，或者说，当我们占据优势资源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警惕可能由此产生的傲慢。
很多时候，并非民众素质太差，并非民众不爱读书，他们可能只是欠缺一些支持和鼓励，以及这方面的资源扶持——
我觉得“扶持”这个词也还是有点傲慢的，其实就是需要一个渠道、一个机会，有了这个渠道和机会，民众自然就会去接触那些好的东西
。问题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很多事情是一点一滴完成的——这是我读杨老师的书一个非常突出的感受。
我觉得，我们不必什么事情都以长三角地区为标准，反过来，长三角地区从事公共文化事业的朋友们，也不要因为网上的负面评论就感到被冒犯。
这是一个“复数的中国”，以中国的幅员之辽阔，存在着各种各样超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可能性，这是很正常的，对此要有充分的“理解之同情”。当我们抱着这样的态度讨论问题，我相信很多无谓的争论乃至激烈的情绪就都不会有了。
我观察到我们当地青少年的阅读从9岁、10岁开始分化得特别严重。9岁、10岁之前，小朋友会广泛阅读绘本、故事书，9岁、10岁之后的阅读，很多人只局限于必读书目。
我以前经常去中小学做讲座，听众提问环节集中于两类问题：
第一个问题，老师，我想要看什么什么书，爸爸妈妈说那个是闲书，不让我看，怎么办？第二个问题，老师，我不喜欢看教辅书、作文书，爸爸妈妈只给我买那种书，怎么办？
我才发现原来我们那个城市的小学高年级、中学生的读书范围非常狭窄，并非孩子们不想读，而是家长们控制欲太强，过度干涉阅读。他们自以为给孩子定制的学习计划一定能让孩子变成一个更“成功”、更“健康”的人，但恰恰可能把孩子变成一个更扁平、更工具化、更以提高成绩为唯一目标的人，这是非常可怕的。
后来我就想，我以后不给中小学生开讲座了，我觉得孩子们挺好的，我要和家长们聊一聊。后来我基本上每年有一到两次不同话题的面向家长的讲座。下个月我会做一个“与孩子共建精神生活”的讲座，我认为不仅跟孩子一起看电影、一起看书是精神生活，跟孩子高质量聊天也是非常重要的精神生活。我会跟家长们聊如何关注孩子的心灵，怎么样回应他聊天的诉求，这对于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非常有帮助，而且对孩子培养人格、爱好阅读都会有一定的拓展作用。
关于阅读的公共文化的建设，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对于为什么要读书、怎么读书、读书之后能干嘛，社会大众目前可能还没有共识，有的只是一些简单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
就像刚刚杨老师提到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小朋友读书，会面临家长的强势介入和干涉。我现在也深刻意识到，很多问题的改善，应该首先从改变家长开始。不过，这里面的问题就复杂了。家长会说，我们也很无奈，你以为我们想逼迫小朋友学这些吗？杨老师提到的情况上海也有，不过是另外一种表现方式。上海的家长不太会只给小朋友买什么作文书、教辅书，但他们会要求孩子读教育部规定的高考语文课标里面的书。
我戏称，对上海的中学生来说，《红楼梦》成了一种新“经学”
。
上海的中学生读《红楼梦》就仿佛中国古代读书人读四书五经一样，因为中高考语文考得最多的就是《红楼梦》。之前我也做过面向中小学生的读书讲座，有些家长和我聊包括《红楼梦》在内的文学名著的阅读，聊到最后，还是落脚到对小朋友中高考有什么用这一点上来。你说这能怪家长吗？我觉得也不能怪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