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唯一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何存在”的人
中共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靠的是领袖人物的历史自觉，其中毛泽东居功至伟。全部共产党人的贡献没有一个能超过他。
虽然现在非议他的比比皆是，从大学课堂上再到网络、微信上。但是我认为，毛泽东这个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联系在一起，除非你解散这个政党，打败这支军队，颠覆这个国家，否则你抹不掉这个名字。（这也是有些人妄图以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和封建社会的孔子竭力取代他的原因。不过这是徒劳的。）
毛泽东是什么人？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导人？不是。是上一任领导人指定他接班的吗？也不是。他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经历了多少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苏俄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撞得鼻青脸肿，磕得头破血流。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妥协的结果，不是利益集团平衡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
党的的斗争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不是唯二的，不是还有一条道路也能胜利。全试过了，没有！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的人。
陈独秀的事就不用多讲了。他先左后右，最后对中国革命灰心丧气，直至脱离了中共。
李立三：中国共产党追求自己的独立自主，毛泽东不是第一个，陈独秀是第一个，没有走成。 李立三是第二个。李立三是第一个敢于以中国革命号令莫斯科的人。但同时又以莫斯科的面目来号令中共。最后的结局是大家知道的。
毛泽东：凭历史自觉走出独立自主之路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可贵。
前面陈独秀想走、李 立三想走，都没有走成，唯一成功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政治上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理论，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器，经济上也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前两条党史上讲了很多，却很少讲第三条。但是我认为，第三条尤其重要。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人一样，没有经济独立，其他都是无米之炊。
毛泽东从来不花共产国际的钱。毛泽东的路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不但成为了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经济独立的基础。只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才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领袖，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线。为什么毛泽东一辈子最深的印象是中国一定要独立自主？因为之前有惨痛的经验教训。
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中国找到了一条完全独立的道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由此，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做了最大的贡献。
他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跌倒了爬起来，具有再跌倒再爬起来的这种实践性。毛泽东当年把队伍拉到井冈山，探索中国革·命胜利道路，党表彰他了吗？党处分他！秋收起义让你打井冈山了吗？让你打长沙，你却带兵逃跑，这是严重的右倾主义错误，就把他开除了。但是被开除了，毛泽东还是继续干，不像我们今天，开除了就不干了。毛泽东被三次开除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但是还是继续在干。因为他身上有最珍贵一点，就是有深刻的历史自觉。
什么叫历史自觉？第一，是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第二，是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这样，从来不相信命运的摆布，从来不甘愿受到规律的左右，从来主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从来不安于现状要改变现状。就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自觉，使他从一个普通的湖南农家子弟，变成了新中国，暨建党建军于一身的历史巨人，否则毛泽东充其量只是湖南乡村的一个教书匠而已。
这种历史自觉不但极大地改变了本人的命运，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共没有好运。但倘若真要说有的话，那就是拥有这样一批抱有极大的历史自觉的领导者，毛泽东是这样的人。
朱毛会师后产生了很大矛盾，简单来讲，关键就在于军队
指挥是应该集权还是分权。毛泽东主张集权——由一人指挥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带来的队伍，朱德主张分权——分别指挥各自的队伍，相互配合。陈毅从中调和，但陈毅本身更赞同朱德分权配合的方式，陈毅借红四军大会通过批评朱、毛两人，以达成新的团结，他批评毛泽东有七点错误，朱德有三点错误，结果红四军选举，朱、毛两位主帅双双落选，陈毅反而当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
陈毅只得向在上海的中央汇报新四军矛盾并提议：中央如派人，朱、毛都可离开；中央如不能派人，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而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周恩来，周恩来闻讯不仅没有支持交情深厚且一同赴法勤工俭学的陈毅，以及亲自介绍入党，在南昌起义中的下级——朱德，反而支持了曾反对过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的毛泽东，并指出毛泽东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并专门批评了朱德与陈毅曾因极端民主化，放任群众讨论作战计划，导致湘南失败，认定只有集中指挥军队才能步调一致，行动敏捷。并判定陈毅前委书记职务不是中央委任的，是非法的，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一职。陈毅按中央指示起草“九月来信”，成为了古田会议的基础，古田会议也是毛泽东地位稳固的关键。
毛泽东是唯一使中共脱离死亡境地的领袖
千古之谜：在长征前周恩来快马夜奔彻夜密谈劝毛泽东跟随长征
没有周恩来极力同意并劝毛泽东长征，那么长征乃至中共的历史很可能重写。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准备转移，当时，打算到湖南去小走一圈，没有人想到会走万里长征。转移之际，毛泽东写信给中央表示想留在瑞金，当时的书记不到30岁的博古看了信后不知如何处理，找周恩来拿主意。周恩来连夜驰马飞奔寻到毛泽东，关起门来彻夜长谈，当时的谈话没有任何记录，周、毛两人终生也未透露只言片语。
据当时的三位警卫员回忆，当天下着滂沱大雨，周恩来全身湿透劝毛泽东跟长征队伍走，虽然想快去快回但是两人一谈就是一夜，中间警卫员进去倒水，两人见有人来又闭口不谈，直到警卫员出去关上门才又继续。
周恩来究竟如何将毛泽东说动呢？自此成了千古之谜。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周恩来极力劝毛泽东一起长征，就没有长征的最后胜利。这是周恩来的一个伟大功绩。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回瑞金，博古忙问怎么样？周恩来只留一句七个字：“他同意跟着走了。”就是这一夜的谈话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毛泽东若不走恐怕就会和留下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等一样牺牲了。
周恩来以这样的非凡组织凝聚力，为共产党注入蓬勃的生命力，保留了党的力量。与博古长谈：“老毛懂中国，我们共同辅佐他”
周恩来还有一个贡献，遵义会议鉴于博古同志的错误，要让张闻天同志代替他的领导职位，但博古不想交权称：“交权可不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就交不出去。”。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定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在程序上博古是有理的。
于是，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劝博古交权，后来，博古和自己的好朋友潘汉年谈到了交谈内容。周恩来跟博古说：“你我都是留过洋的，我们对于中国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老毛懂中国，他能搞成。我们共同辅佐老毛。把事情搞成”。
“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一致，我们要将问题提到最高原则上解决。”共产党人在最高原则之前没有什么是不能放弃的。第二天，博古交权。张闻天顺利接班。后博古坚决地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对于周恩来一席话深信不疑。须知遵义会议虽然张闻天是总书记，但是当时的主要任务即党的中心工作就是打仗，如何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如何从国民党的包围圈里逃出来，负责指挥和决策这个中心任务的就是“三人团”，而在“三人团”中毛泽东的意见又起决定性作用，当时总书记的任务就是召集会议，管理和安排党的日常事务。所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党的领导地位”是完全实事求是的。因为此前毛泽东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不但又回到了政治局，并担任了指挥红军打仗的这个党的“中心任务”，这难道不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地位”吗？
毛泽东和王明路线斗争，博古依然坚定地与毛泽东站在一起，王明又惊又怒，他与博古本是苏联留学的同学，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在他看来博古背弃了同窗之谊。博古称：“周恩来所言甚是，中国革·命靠谁的领导才能取得胜利，而除了胜利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放弃的。” 周恩来此举再一次奠定了毛泽东的地位，团结了党内力量，他的远见卓识也被历史所肯定，他选择的人，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在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虽然在历届总书记上都比较追随共产国际的意见，起初一直不理解甚至反对毛泽东的想法。但周恩来的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但经过许多血的教训后，特别是在遵义会议后，周恩来矢志不渝地坚决拥护毛泽东.后来周恩来曽经对其他同志说过：“历史上我们多次反对过毛泽东的主张，但后来证明还是毛泽东是正确的”。
中国乃至西方评论中共党史都称：毛、周、朱是最佳的中共领袖搭配。他们三人凭借强烈的历史自觉达成了近乎完美的历史和谐。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眼前的和谐，毫不隐讳共产党内的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三人相互补充：毛泽东对党路线方针的制定；朱德的坚决斗争精神，革·命必胜的信念；周恩来大量高超的组织协调工作，他们使中共臻于完善。 先有伟人后有伟业，先有真人后有真理。如今我们可以算计薪资、职位，但是我们算计不出伟大，因为梦想是不可估量的，我曾写过：怀抱理想主义做事业多数时候会头破血流。如果能够成功必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正如这三个人所达成的一样。
历史证明，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不会取得政权，没有毛泽东不会有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毛泽东不会有新中国。没有这些，自然就不会有后来者那些自以为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唱高调的那些高位庸人。
（转载时有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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