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的世界

维舟 · 公众号 · · 2024-07-21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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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一个炎热的夏天，八月的炮火打破了欧洲长久以来的平静。在滑入战争时，人们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像大部分悲剧中的角色一样，对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茫无所知，却又致命地乐观。

在那个盛夏，谁也没想到这场战争打了四年之久，姑娘们兴高采烈地手捧鲜花送小伙子们去战场，彼此都以为很快就将凯旋而归——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再未回来。

那时交战各国中几乎都弥漫着三种事后被证明为完全错误的观念：战争不可避免；我方将取胜；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们忘了，每一次大战都有一个特点：结束它要比发动它艰难得多了，而且你无法预见它如何结束。

毁灭的中心

说来似乎可笑的是：没有人能解释清楚这场战争因何爆发。

最表面的导火索自然被归结于那个尚不满20周岁的塞尔维亚中学生普林西波的愚蠢冲动——他在萨拉热窝毛手毛脚地刺杀了奥匈帝国王储。然而为何这样一起看似偶然的事件竟能驱使各国动员7000万人相互厮杀，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1917年，当美国参战时，一群步兵在开往法国途中高唱： “我不明白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进行的/可是天哪，你可确信，我们不久就会查明！ ”一百年过去了，人们始终未能查明。

这可能是个越想越糊涂的问题。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根本就是一场不应有也不必要的战争。

在此之前，欧洲已享受了长时间的和平——自1815年拿破仑失败以来，除了186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战争，欧洲已有一百年没爆发国际战争了。事实上，1914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列强就是1814年组成维也纳会议的列强，惟一的差别是普鲁士更名为德意志帝国。

德皇威廉二世与俄国沙皇、英王是表亲

这些国家的首脑与王室不但彼此相熟，彼此都还是亲戚。一部被公认为是解读一战成因的最佳历史著作，在书名中就将这些走向战争的领导人们称之为“梦游者”，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们甚至并不想打仗，但却没人能阻止开战。

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都违背了俾斯麦的那句格言： “（政治家鼓吹战争）没有什么比这更轻而易举的事了，可是一个政治家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去寻找一个战后也还言之成理的开战理由，那是要倒霉的。 ”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是第一场普遍让人感到非理性、荒谬、奇怪的战争，现代的反战思想通常都追溯至此，可这也不完全只是政治家们的荒唐与邪恶所致，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心甘情愿投入战争的，不仅是军人战士，连向来冷静思考的学者们都曾表现出自己拥护本国参战的狂热。

战争爆发时，弗洛伊德宣称： “我所有的欲念和冲动，都献给了奥匈帝国。 ”一贯冷峻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则说： “无论结果将如何，这是场伟大且美妙的战争。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相信，战争有利于“唤醒对共同体的归属感”。

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对共同体的归属感”，驱使人们相互厮杀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优越感，本身却未必是理性的。这场战争之所以看起来荒诞和不必要，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与19世纪那种理性和不断进步的信念背道而驰，对一代知识分子来说，1914年是通往非理性世界的入口，“后现代”自此降临，所有价值观再次遭到怀疑与重估。

这是因为，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解释这样一个反差： 7000万人厮杀、900万人战死，但最终非但什么问题都没能解决，反倒还造成了一些新问题。战后“垮掉的一代”的失望，与德意两国试图改变现状的冲动，都来自于一个原因：他们觉得自己付出了太多，但得到的太少。

弗兰德斯战死者墓地

这种失落感和无意义感，被惨烈的损失映衬得无比鲜明——事实上，除德国和俄国之外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在一战中的损失远比二战为大，例如塞尔维亚18-55岁之间的男性人口一半战死；法国在一战中的损失约为二战的三倍，英国则约为两倍。

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回忆，在一战中，从军的牛津与剑桥大学生有1/4阵亡，但在二战中，他所认识的200多名入伍的剑桥学生，只有五六人没有活着回来。尤为严重的是，在一战中死去的，多是精英阶层。

许多英国贵族子弟怀揣着弥尔顿的诗集走向战场，以展现他们的英武精神，其结果，战争的第一年中，英军中军官的死亡率（14.3%）高出普通士兵（5.8％）一倍多，而大多担任军职的英国贵族死亡率更高达20%，推崇荣誉感的伊顿公学毕业的贵族军人，其死亡率竟高达45%！文化史家雅克•巴尔赞曾感叹，一战毁灭了无数年轻天才，“西方的精神其实一直没有从那场浩劫中恢复过来。 ”

在那之后，“骑士精神从战场上消失了，战场成了一个单纯的杀戮的场所。 ”（丘吉尔语）由于现代战争中，国家总是尽可能地调动所有资源，要迫使敌人屈服也常伴随着全面摧毁，战争于是愈发变成冷酷的计算，也不再仅仅是交战军人之间的战斗，而变成了举国对抗。

在一战中，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致函奥匈帝国皇帝说： “一切都要烧杀净尽；男人、女人、孩童和老人都必须被屠杀，一棵树或是一座房子也不留。 ”

战争中平民伤亡的比例自此惊人地上升：在一战中还仅为5%，二战达到66%，到1990年代的战争中已高达90%。这一切，又导致人们愈加怀疑战争的目的与价值。

到越战时，战争已变得很难成就一个英雄，相反，反战者才是英雄。用电影《猎鹿人》的导演迈克•西米诺的话说： “好的战争题材必是反战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人对战争的看法。

边缘的解放

我们现在其实很大程度上仍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塑造的世界之中。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没有一战的话，多半也不会有二战，而没有二战也就不会有冷战。

一战给战胜国留下对战争的厌倦与冷漠，而留给战败国以挫折感与复仇欲望。因此，二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战的延续，没有德国人对战败处置的极端不满，希特勒不可能崛起，纳粹、屠杀犹太人等等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大概也都不会出现了。

不仅如此，一战严重打击了原有的世界中心，使两个原本处于边缘的大国崛起，为后来的美苏争霸奠定了格局，美国力量的急速上升，尤其得益于西欧的衰落；苏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有萨拉热窝的枪声，多半也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炮声，这个后来影响了人类1/3人口的新帝国，是一战分娩的婴儿。

战争之神是一个两面神：它一方面带来毁灭与破坏，但同时又常常开创了新的格局，至少是加速了变革。这就像金庸笔下的珍珑棋局，先自杀式地堵死自己一大片棋子，然后才涌现出新的可能。

这个缘由不难理解：原有结构里中心的毁灭，对本处于边缘位置的因素而言却是机会——在森林中也常有这样的现象，砍掉了几棵大树，使原本遮蔽在它树荫下的草木都获得了更多阳光与生长机会。

首先，一战作为一场欧洲内战，使原本受欧洲货物压制的各国大为受益，对美国而言尤其如此。战争期间，美国被切断了它传统上从欧洲进口货物的来源，留下的空缺现在改由本国工业填补。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同样上演，欧洲的大战造就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至少暂时不必担心欧洲商品的竞争了。

在一战之后，“民族解放”与“民族自决”成为潮流，这并非偶然。欧洲三大堪称巨大堡垒的多民族帝国——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都王冠落地，乃至彻底瓦解。没有这场战争的破坏，这原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还常常忘了一点：如今的中东格局，也是土耳其帝国在一战中瓦解的后果，当时的英国人为了削弱参与德奥一方作战的土耳其的力量，派“阿拉伯的劳伦斯”策动阿拉伯人起义，现代阿拉伯世界的局面，都可追溯至此。

战争带来的这些改变，有时并非政治家们的本意，但在当时急迫的形势下，战胜敌人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别的也暂且顾不了了。

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英法等殖民帝国都曾大量动员自己的海外自治领和殖民地人民参战，但并肩作战必然会带来一些不难想见的结果：一是宗主国军人的伤亡会打破他们在殖民地的优越感；二是你不得不给予一些权利来换取他们的支持。

在1914年秋，驻扎在法国的英军中有1/3的士兵来自印度，到一战结束前夕，约超过100万印度人曾在海外服役；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征召了大量北非等殖民地的土著入伍或充作战地劳工，这些人在战后活着回到故乡，大多成为当地谋求民族解放的力量。

战争给那些原本边缘的群体带来了机会。在一战前的整个世界范围内，妇女仅在其中四个国家拥有选举权：芬兰、挪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直到二战时，仍有英国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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