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被誉为天下第一才子、学术界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他的理论物理修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难有比肩者。他的教育才华当时也无人可以企及。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浙大物理系的学生想申请去欧洲留学，于是写信给了当时理论物理的权威—玻尔。结果远在丹麦的玻尔真的回信了，说浙大有诸如束星北（爱因斯坦的助理，中国雷达之父），王淦昌（国际上首次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这样的世界超一流物理学家在，你没有必要来欧洲留学。
1972年，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回国，周恩来对他说：中国科学事业不够发达，能不能从国外请一些教授来中国，李政道说：为什么要从国外请，我以前的许多老师，他们的科学造诣不亚于国外的著名科学家，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恩师，中国物理方面第一人，此时正在青岛扫厕所，一个人扫几十个厕所，已经扫了十几年……
20世纪30年代的束星北，除在自己的专业上独有造诣，对国际上刚刚出现的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于他手)、袖珍发报机等等，都潜心研究过。
他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跟前晃动着。
1928年，在德国柏林，束星北拿着自己的有关相对论的两篇论文，找到爱因斯坦。被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后来，由于爱因斯坦科研受阻，介绍束星北到英国投师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惠特克和达尔文（进化论作者的后代）。随又投师剑桥大学世界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他利用全日食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从此确定了爱因斯坦的地位)，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这方程被称为：用最简练的数字，概括出一幅最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
1931年5月他获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硕士学位。这时他已经走到学术前沿，时年25岁。
1931年9月束星北被母亲一纸婚约拉回中国结婚，再没有能出去。如果没有五六十年代那场浩劫，束星北获得诺贝尔奖是极有可能的。
竺可桢任校长时期的浙江大学，可谓是群英荟萃，汇聚了如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物理学家王淦昌、束星北、卢鹤柭、王谟显、何增禄，生物学家贝时璋、罗宗洛、张其楷等一大批顶尖的专家学者，他们所做出的研究，在当时已经处于国际科学前沿。这个时期的浙江大学，曾经被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为是“东方的剑桥”。
浙大在湄潭办学期间，其规模由抗战西迁前三个学院16个系，发展为六个学院25个系。有四个研究所、五个学部、一个研究院、一所龙泉分校、一个先修班、一所附中、二个农场。学生由抗战西迁前613人，增加到2171人。正副教授从62名增加到212名。培养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研究生2000余名。
竺可桢、王淦昌、谈家桢、苏步青、卢鹤绂、李政道等共51名新中国的两院院士和一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是从湄潭走出来的。
束星北与王淦昌，两个才华非凡而又个性迥然的人在浙大遭遇后，遂成为“对手”和至交，他们既能相互冲撞启发，又能相互吸收弥补。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形同两军对垒。大教授竟像孩子一样地论争，让学生们颇感惊异新奇，而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的争论中日见深邃。同时，他们也造就了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日后享誉世界的一流人才。
但是束星北治学太认真，认真到一点不给他人留情面。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有多大，学问有多深，一旦发现束星北在下面坐着，就禁不住心惊胆战。他常常会提出很多问题，让报告人招架不住。
浙大老校长竺可桢一贯被认为是知人善用，他知道许多人私底下对束星北不满他说：束星北有很多地方与别人不一样，但他是个天才的科学家。
著名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
束星北的刚直不阿，不仅体现在学术界，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一日蒋介石来学校视察，校领导特意安排了束星北在内的几个教授接受召见，因为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束星北将这次召见变成了“面斥”，当面炮轰蒋介石，几次让蒋下不来台，蒋留下一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愤然拂袖而去，一直到回到总统府邸，还对此事念念不忘。
他不支持学生政治运动，但学生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抗议杀害学生。
抗战时，受爱国心驱使，他一度放弃自己的课题，研究军工，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雷达等武器。因此，他被誉为“中国雷达之父”。抗战后，又拒绝国民党迫他入党的要挟，让学生将已安装好的雷达再拆卸，遭遇到囚禁。
在1950年浙江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因“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教授被诬陷贪污，束星北气愤之极，把节约委员会主任像揪小鸡似的揪起来，一拳打过去，大骂：“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什么东西？”
结果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
1954年，因为公开反对时任校长华岗的“马列主义第一”，支持“自然科学第一”，束星北被学校列为重点批斗对象，束星北被迫离开了了自己钟爱的物理系，几乎成为了各个院系都不敢接收的“孤魂野鬼”。离开了讲台的束星北有过许多计划，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一例外都胎死腹中，最终，他选择了研究气象学。
真正的天才总是能够在研究中获得极高的成就感，很快，束星北就在气象学上找到了感觉和方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引起了气象学界的巨大轰动。天下第一才子，果然名不虚传。
1952年院系调整时，如果束星北接受王淦昌的邀请到中国科学院搞研究，也许他能逃过一些劫难。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
但束星北当时不屑于加入科学院，他觉得：“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政治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我看不惯。”
然而这个他看不惯的科学院，在1957年后几乎成为中国科学家唯一的避风港，那一年，张劲夫冒险进谏，使中科院一批海外归来的自然科学家没有被打成右派。
而此时的束星北，在山东大学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职反省。 尽管束星北在自己家大门上贴着他用毛笔书写的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却挡不住1955年的抄家搜查。
他的全家被赶到院子里，束星北手里拿着一本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摇动着。然而这又能有什么用呢？这次抄家的收获是束星北自己安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作为他收听敌台的证据。
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重点斗争对象。1957年，他当了“极右分子”，工资降到只给20元生活费，而他妻子无工作，还有七个孩子。1958年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编入劳改大军修水库。饥饿的年代，他一直在工地的死亡边缘挣扎。
1960年秋，水库工程结束之后，束星北被调到青岛医学院继续接受改造，主要工作是打扫厕所。在经历了月子口水库两年半的改造之后，他终于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意识到自己错了。
当时，他发现自己曾经的一批物理学家同事全部都联系不上，于是他感到，他们也许在进行核试验，因此不能与外界联系。他希望参加到这个队伍中。
为了不负毕生所学参与核弹项目，他开始认真改造，认真刷厕所，甚至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刷快，刷的好，刷的干净，在此期间，束星北修遍了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等，甚至甚至连变压器、锅炉、水塔、汽车和食堂用的鼓风机，也在他的修理范围之内。他想尽一切办法“立功”，迫切希望自己摘掉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群众当中，重新开始科学研究，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举国欢腾。一心想为国贡献自己才智的科学家束星北，却独自躲在阴冷的家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长时间的哽咽。
作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物理学家，为了学术穷极一生，却不能参与自己国家的核分裂项目，其心情可想而知……
两弹元勋程开甲
程开甲曾经说过：“束星北对原子弹的感伤是有根据的。他对‘Bohr-Wheeler’一文，讲原子核裂变的，在1943年前经常讨论。他在1941年前对我讲过，‘我们研究击破原子核’。在原子弹未在美国上马前，他已有察觉可以利用裂变的中子轰击。(此前，已有Han-strass—man裂变铀的实验。)我们在1942年就在湄潭浙大研究报告Bohr-Wheeler分析铀裂变理论的文章。
1971年一月，下了一场大雪。束星北的女儿去探望父母，远远看见佝偻着身子在医学院门口扫雪的束星北，他的身后，是扫出来的一条长长的路，两旁的雪地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母亲告诉女儿，父亲经常一个人在雪地里不停地运算，写字，扫帚就是他的黑板擦，他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被废掉，那是他为自己发明的独一无二的脑力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