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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 Andy Robinson
LizSpayd 是《纽约时报》的最后一位公共编辑，她已于今年6月2日离职。至此，“公共编辑”这个职位已经从《纽约时报》彻底消亡。
今年6月初，《纽约时报》推出一项自愿离职计划，主要针对编辑部门，目的是平衡编辑与记者的比例。除了减少编辑人数，取消“公共编辑”一职也是此次计划的重要部分。
《纽约时报》称“公众编辑”已不合时宜。《纽约时报》发行人Arthur Sulzberger Jr.表示，“今天，我们社交媒体的关注者和网上的读者纷纷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监督机构，比一个人更加警觉和有力。”
“公共编辑”一职创立于2003年，《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的造假丑闻之后，是为了挽回《纽约时报》的公信力，让报纸对读者负责。有人将其比作“内部事务警察”。这份工作要拉开报道和编辑过程的帷幕，成为《纽约时报》读者的利益代表，站在读者一方来质疑报纸本身。这通常是公共编辑和编辑记者之间的一个有争议的过程。这份工作从来都不容易，他们经常会与自己的同事之间发生分歧，甚至会直接牵涉到媒体高管。
但所有人都认为，这份工作证明了时代的完整性。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拍摄并采访了《纽约时报》所有6位曾担任过公共编辑的媒体人，他们各自回望了自己的任职历程，形成一部完整的口述史。
“一双专业的眼睛”
2003年，杰森·布莱尔曾是一名冉冉升起的明星记者。随后却曝出，杰森•布莱尔将实习生作品据为己有，随后牵出其在七个月里上交的73篇新闻报道中，竟然有多达36篇属于问题稿件。
这一造假事件轰动全美。《今日美国》报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雷姆•里德指出，布莱尔丑闻暴露出《纽约时报》“管理架构漏洞百出，已经达到令人惊骇的地步，竟然对多到炫目的警告信号视而不见，让一名造假记者不仅能够平安无事，还能飞黄腾达。”
造假事件曝光后，《纽约时报》对布莱尔的职业生涯发表了7000字的调查报告，最终导致时任执行主编豪厄尔·瑞恩斯和杰拉尔德·m·博伊德辞职，同时《纽约时报》成立了三个委员会来调查编辑室的存在的管理缺陷。
比尔·凯勒(Bill Keller)在2003年担任新执行主编的第一天，接受了大家呼吁任命公共编辑的建议。他在给员工的公开信中说：“虽然这可能会影响到员工士气，但一双专业的眼睛能让我们提高在敏感问题上的公平和准确性，并提高我们的信誉。”
“公共编辑”一职就这样设立，《纽约时报》欲借此挽回公信力。14年来，历任公共编辑阅读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投诉，调查了记者的不当行为，并以专栏形式发布质疑文章、公布调查结果——完整的、没有经过过滤、修改和掩饰的调查报告。
第一任：Daniel Okrent
公共编辑是《纽约时报》的“局外人”
2003年至2005年担任第一任公共编辑的丹尼尔·奥克润特(DanielOkrent)有段时间一直在担忧：报纸的末日可能即将临近。
Daniel Okrent
作为史上第一个公共编辑，Okrent面临着来自《纽约时报》员工的大量不友好。这个职位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新鲜的。而Okrent并不是一个报人，他之前长期从事杂志写作和出版工作。
Okrent讲述道：“很多时候，很多员工都指责我，我说你是对的，但我不在乎。这不是关于竞争对手，而是关于读者。如果《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Post)打败了你，那就在第二天做得更好。但是，很多读者由于不了解新闻生产的规律而产生的质疑和不信任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不懂报纸，但我确实很了解阅读报纸。”
所有的公共编辑都是《纽约时报》的“局外人”。Okrent建立了这项工作的框架，包括这个职位的服务期限。
Okrent：“我特别强调，每一任公共编辑都是不可持续任职的。这是为了表明，公共编辑们不会试图保住这份工作。这是想对读者说，公共编辑不会对这份报纸很好，以让报社续签他们的合同，无论如何他们都要离开。这样才能保证独立性。”
除了指定的编辑器之外，不能有其他人会看到公共编辑的工作记录和文档。没有人会看稿审稿，直到每个星期六下午专栏文章出版。
根据Okrent的说法，完成书面的专栏是最少的工作量。随着读者的反馈越来越多，他的助理阿瑟·博维诺(Arthur Bovino)会进行一些筛选和过滤。然后他们会调查最紧迫的质疑和索赔要求。
第二任：Barney Calame
“我只是要做本职工作。”
Barney Calame
第二任公共编辑巴尼·卡莱姆(Barney Calame)在《华尔街日报》(theWall Street Journal)工作了近40年后成为《纽约时报》的第二任公共编辑。Calame从2005年到2007年担任公共编辑。他讲述了自己任职期间一个记忆深刻的特殊经历——关于网络摄像头儿童色情故事的伦理问题。
这是记者库尔特·艾肯沃尔德(Kurt Eichenwald)做得一个报道，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在2005年的一篇报道中，聚焦了18岁的贾斯汀·贝瑞(JustinBerry)，他已是互联网上的网络摄像头色情明星。记者艾肯瓦尔德记录了这个年轻人的独特历程。
报道发出后遭到了读者对新闻伦理的质疑，公共编辑Calame被要求审查该记者的工作流程，Calame需要重新审视记者库尔特的采访报道方法，并给出调查报告。
记者库尔特第一次见到18岁的贾斯汀·贝瑞时，没有透露自己是一名记者。后来，他给了他2000美元做报酬，并对其当面采访。记者库尔特一直以一个私人公民的身份来帮助这个年轻人，但在适当的时候，他会“戴上新闻帽”（以记者身份）来报道这个故事。
Calame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记者这种方法是否合乎道德。
Calame讲述道：“在报告中，我说明记者一直在努力帮助这个孩子，后来发现他是个有趣的案例。记者参与了帮助，所以很明显，他不应当再去报道他。但总得有人去追踪这个新闻事件，只能由其他人来做。”
在调查艾肯瓦尔德(Eichenwald)的轰动一时的故事时，Calame面临着巨大的阻力。一天下午，当他听到《纽约时报》执行主编比尔·凯勒(BillKeller)的声音时，他正在吃午餐。根据Calame的说法，凯勒穿过食堂走到他面前说：“好吧，Calame，你这周要做什么事来给我们安一个混蛋的罪名？”
在公众的震惊中，Calame结结巴巴地说，“我只是要做本职工作。”
那时，他所审查的这篇关于儿童网络色情的新闻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提名。 “这是一件大事。我一遍遍问自己，我真的要把真相写下来吗？也许普利策委员会不会受到报告的影响。我要昧着良心说话吗？”
执行主编凯勒在那个星期里对Calame的过度关注把他拉回现实，他决定要写，并做好准备承担一切后果。
随着调查结果一点点披露，Calame继续在一片抱怨声中调查并回应着读者对记者库尔特的质疑和追问。在助理的帮助下，筛选质疑，调查索赔，并以某种方式作出回应；在他们的专栏或博客文章中，以个人的回答或解决这个问题。
Calame表示：“我的观点是，我来这里批评报纸和工作人员的新闻完整性。除了听读者抱怨，我不会被其他因素左右，我不是这里的人，我也不认为报社的人会试图把我赶跑。”
第三任：Clark Hoyt
当它结束的时候，就是该结束的时候
霍伊特（
Clark Hoyt
）是2007年至2010年的第三任公共编辑，他之前在Knight Ridder做了很久的记者。他在那里担任了多个职位，并因报道1972年选举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Clark Hoyt
霍伊特说：“事实上，我倒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它很有趣。我喜欢做报告，和生活中的人交谈。但当它结束的时候，就是该结束的时候。我从没想过再呆一年或者怎样。做过就够了。”
第四任：Arthur Brisbane
“没有那么糟糕”
Arthur Brisbane
第四任公共编辑布里斯班这样评价这个职位：“没有那么糟糕。我想好消息是我已经60岁了。我可能已经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一切都会过去。”
第五任：Margaret Sullivan
“在希拉里成为提名候选人之前报道她是不平衡的”
2012年7月，玛格丽特·苏利文(Margaret Sullivan)来到《纽约时报》，担任第五任公共编辑。以前，她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家乡的报纸《布法罗新闻》度过的。她在那里担任执行主编13年。
Margaret Sullivan
选举期间的新闻报道很容易会激怒党派，2016年的选举也不例外。沙利文注意到“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2013年出现，在她进入2016年的竞争之前。
沙利文讲述道：“我确实认为，在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进入竞选之前对她进行报道是不合适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给了她极大的关注，同时也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纽约时报》已经决定她将成为民主党的提名人。然而当桑德斯的竞选活动出现时，记者们却没有非常认真地对待它，事实上甚至有些轻蔑，这是不平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