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优绩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学校更像是“教育功能缺失的筛选机器”

羊说 · 公众号 · · 2024-09-06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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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治正确最敏感的人群里，我去做一个挑战他们正义感的报告，胆子够大了。

6年前，我在一位美国黑人教授的“种族理论”（Race Theory）课上，受邀做一个报告。在座的各位都是在美国政治光谱中坚定的左派进步人士，他们支持工会罢工，支持大学增加对少数族裔的录取比例；至少，他们是对种族议题和身份政治相当敏感的人群，不然不会选这门被一般外人看来“政治正确浓度“过高的课程。

我的报告，并不是想让学生们回心转意，甚至不是试图与美国人的保守主义的观点共情； 我只是想借着大洋彼岸“996是福报”、“你只是不够努力”话语盛行的社会大背景，做一个史上最大反差的对比 ——文学术语叫“并置”（juxtaposition）。要知道，当时的马云还很风光，国内创业潮如火如荼。“努力奋斗改变命运“，才是最高的政治正确。

在座的各位美国学生，毋庸置疑，对大学基于种族平权的录取方案，不仅不会批评，反而会基于历史上部分少数裔受到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迫，认为当下顶级私立大学依然信奉优绩主义（meritocracy），在教育平权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简单来说，他们认为大学还不够多元，学生群体要么太白，要么太富。

我当时在美国也好几年了，完全理解他们的论证逻辑和情感诉求。我只是想让他们见识一下，优绩主义（meritocracy）在美国社会完全是小打小闹；在遥远的教育大国，在1300年科举制的浸润下，在独生子女占多数的家庭里，孩子每天接收到的“优绩主义”信号要远比美国孩子更赤裸裸。话语背后是全社会的道德规劝——家长老师的付出回报论，企业主对加班文化的推崇，国家对大国梦计划的引导。

我给他们展示毛坦厂中学，一个原因就是我也曾经复读过，另外就是 毛坦厂集中体现了”优绩主义“幻想与幻灭的生动案例。

这些学生并不是高考这个独木桥上的胜利者，他们大多数是失败者，确切的说是高考第一次尝试的失败者。一个接近100人的复读班，人头攒动，复习资料堆叠如山；班主任老师每天盯着学生从早自习到晚上就寝，时不时叫个别学生去办公室谈话。一个女学生摸底考试太差，班主任老师语重心长地展开教育攻势：高考与前途的绑定，家庭和学校的荣誉，未来生活的甜苦云云。女学生声泪俱下，泛红的脸颊看到的是醒悟，更是一种自责与愧疚——她的父母专门在毛坦厂镇租房子陪读，每一次考试成绩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日常回馈。

我给班上学生继续播放纪录片，展示各种细节。早自习疯狂朗读英文单词的复读生，入脑入魂但是没有丝毫节奏感和基于语境的理解；家长在毛坦厂中学附近租房子给孩子准备午饭盒，考前与其他家长结伴去附近的寺庙烧香拜佛，祈求孩子二次高考如愿；毛坦厂的男老师居多，因为老师的绩效工资和学生的成绩绑定，如此大的激励与压力，让很多有理由顾家的女老师吃不消。

当高考来临，毛坦厂学校组织租了几辆巨型大巴——警车开路，张灯结彩，各种斗志昂扬的必胜横幅挂满了整个毛坦厂小镇——像巴西的狂欢节，只是学生稚嫩的面庞无法掩饰一丝紧张。多少人真正激动如斯，如英雄般上战场？又有多少人黯然神伤，认定自己其实是上刑场？

这个小镇主要的经济收入就是毛坦厂中学的复读生——他们带动了周边一条龙的产业：餐饮、房屋出租、文印店、寺庙香火。当然，小镇的所有网吧在家长和学校的强烈要求下，地方政府早已勒令强制关闭。

报告完后，我一时语塞。下面的学生并没有表现出期待的疑惑，也没有对这个教育工厂的控诉；他们反而提出一些颇具社会学想象力的问题。这些孩子的家庭条件普遍如何？毛坦厂中学的学费是不是相比大城市里的低？学校复读生的升学率怎么样？家长在陪读期间如何支撑家里的开销？中国高考在阶层流动性方面起到的作用近几年呈什么趋势？是否和美国一样，阶层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逐渐趋于固化？

最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来自一位白人女生：在学校里可以通过分数高低来构建价值感，但离开学校后从事某一类型的职业，是否也要以可以量化的收入来绑定职业的尊严？工人阶层的工作尊严有哪些社会支持？此时，我脑海里浮现出城市街道的环卫工，他们起早贪黑，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想起外卖小哥骑着电瓶车，在城市街道穿梭。他们困在算法里，生怕迟到扣奖金——每次晚几分钟还要打电话连声说对不起；我想起了矿工脸上的污渍；建筑工人午饭碗里的青菜；我想起当年老师对高中班级的寄语：考不好，就只有打工。当一个蓝领工人，在国内并不是一件很有职业尊严的事。

我想起了2016年大选，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得到多数白人工人阶层的支持，发动民粹政治来攻击两党长久以来的自由主义共识，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在里根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后，社会对”优绩“的神话，对文凭的迷信，对工人用双手劳动的轻视，对华尔街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厌恶，以及对大学里面高谈阔论、喝着拿铁、逛着Whole Food的知识精英的不信任。克林顿和奥巴马虽然是民主党人，来自传统上代表工人阶层的民主党，但他们自己的精英范儿和背后团队技术官僚的公众形象，让很多传统支持民主党的白人工人阶级不满。自从90年代，美国进入冷战后的单极时刻后，连左派人士也逐渐接受一种精英主义，一种”学而优则富“的优绩主义，一种大学教育就是职业分水岭的文凭主义，一种”我成功仅仅是因为我很努力“的极端个人主义。

中国在90年代到21世纪初也经历的国企改革等类似新自由主义改制，社会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与科举官僚制的千年传统的双向加持下，对”优绩主义“——即我成功是因为我努力，他人失败是因为他们不努力——形成了甚至超越其他发达国家的信仰。幸运的是，中国在过去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经济总体是高速增长的，很多社会问题也会被增长的大势所掩埋。HW时期提倡的”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以及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就是对优绩主义的某种杯水车薪的反思。然而，社会对成功的定义依然是单向度的，成功者对自己成功的”正名“也是极度利己主义的。这显然加剧了一种社会底层不满的情绪，尤其是当经济无法总是保持高速增长的时候。最近的带货明星李佳琦失言，刺痛了工资停滞的中国青年，就是鲜明案例。

当“优绩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学校更像是“教育功能缺失的筛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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