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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昂自登基以来，手下大臣们的明争暗斗从未停歇。他对此颇感无奈，忍不住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李训和郑注听到此言大喜过望，他们的机会又来了！既然文宗不喜欢看朝臣拉帮结派，那就应该为皇上解忧，把这些喜欢争斗的人都赶出朝廷。现在李德裕已经不足为患，但还有李宗闵在朝。当初两人献计献策把李宗闵调回京城，是为了拿他当枪使，对付李德裕。既然李德裕都被贬谪出去了，李宗闵的存在也就失去了价值。
郑注想升官，就直接去找李宗闵说自己想弄个宰相干干，问他能不能在上朝的时候主动推荐自己。谁知道李宗闵根本不理他。在李宗闵心中，郑注不过是靠着方术得到皇帝宠信的佞臣，李宗闵自诩正人君子，不屑与郑注为伍。郑注在李宗闵处碰壁，更加坚定了他要除去李宗闵的决心。宰相有什么了不起，从现在起，郑注就是宰相的“克星”。
他和李训一合计，李宗闵是几朝元老，是两度为相的人，直接除掉他不现实，那就先剪除他的党羽吧。京兆尹杨虞卿是李宗闵的重要盟友，郑注不喜欢他，那就从京兆尹身上开始自己的“救国大计”吧。
文宗自从上次生病被郑注治好之后，凡是身体抱恙，都坚持一个原则：不信太医，只信郑注。京城突然间谣言四起，说郑注替皇帝炼制的金丹需用小孩的心肝做药引子。散播谣言的人具体是谁，一时之间不好查找。反正一时间，京城处处都在议论皇帝被奸臣蒙蔽双眼，做出伤天害理之事。文宗听说这个传言之后，龙颜大怒，要严惩造谣之人。
郑注趁机告密，说自己已经查出，市井之中的流言最早是从杨虞卿的家仆口中传出去的。文宗对郑注的话深信不疑，立即下令调查杨虞卿。李宗闵见状，当然要替杨虞卿说好话。两个人本来关系就不错，一起共事多年，合作愉快。现在杨虞卿出事，如果他不出面的话，定会让其他盟友们心寒。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李宗闵深知此理。他一边竭尽全力营救杨虞卿，一边来到皇宫向文宗求情。
郑注和李训早就在文宗说尽李宗闵的坏话，最严重的罪行就是结党营私、目无皇权。对于缺少自信的皇帝来说，最害怕的不是臣子无能、贪腐，而是藐视皇权。仅此一条就能让李宗闵无法翻身。文宗打定主意不给李宗闵面子，还要想方设法制他的罪。他站出来说情，正中郑注他们的下怀。文宗授意三法司连李宗闵也一起调查，他就不信李宗闵为官多年，没有一点毛病。在皇帝的特别“关照”之下，李宗闵果然“有罪”。就这样，他被免除宰相一职，赶出京城，发配明州做刺史。
李德裕走了，李宗闵也走了，他们的靠拢者缺少了主心骨，六神无主，惶惶不可终日。李训和郑注一连打发了李德裕、路隋、李宗闵三个宰相，一时之间风光无限，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克星”。这下满朝文武要么绕着这两个人走，要么拜到二人门下，结成新的阵营。于是原来追随过李德裕、李宗闵的大臣只敢埋头做事，明哲保身，王涯、贾餗等受过郑注恩惠的大臣则自觉维护起新阵营的利益。
李训、郑注跟在文宗身边，接连做成几件大事之后，发现不管是罢免高官还是提拔亲信，都必须仰仗皇帝的权威。至于大宦官王守澄的势力，则被他们无视了。两人达成共识，大唐还是李氏的江山，只有紧跟文宗的脚步才能永享荣华。文宗素来厌恶宦官，他们决定帮助文宗一起驱除宦官的影响力，还大唐一个朗朗乾坤。
文宗讨厌宦官有充分的理由。他的爷爷宪宗、兄长敬宗都是被宦官杀死的，他的父亲穆宗和自己都是被宦官拥立上位的。祖孙三代四个人的命运都操纵在宦官手中，这一现实让文宗恼羞成怒。他从继位的那一天起就渴望有朝一日得掌大权，就把身边的大宦官们一个一个都除去。可惜他能力平庸，一直没有等到真正掌权的机会。
早几年，他曾物色了一个好帮手——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希望借助宋申锡的力量达到削除宦官势力的目的。宋申锡势力单薄，要消灭宦官，必须找到其他强有力的同盟。他的眼光不行，挑来挑去，竟然找到了吏部侍郎王璠。王璠假意答应，等宋申锡一走，就跑到郑注家里告密。郑注当时是王守澄在朝堂的代言人，他知道就等于王守澄事先得知文宗和宋申锡的“密谋”。王守澄干脆来了个先下手为强，直接诬陷宋申锡与漳王李凑有私，图谋拥立漳王为帝。文宗这才得知大事不好，不但要牺牲宋申锡，自己的亲弟弟也要葬送在这场“胎死腹中”的政变当中。最后，漳王李凑被流放，宋申锡被文宗当成了替罪羊，贬为开州司马，刚到开州就郁闷而死。
郑注是文宗第一次清除宦官的破坏者、第二次清除宦官的支持者。他不读圣贤之书，不信奉儒家讲究的君臣之道，也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立场可言。对于郑注来说，生存、升迁、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再顺道玩弄别人的命运，就是他存在的最大价值。他当初为王守澄出主意，是因为王守澄是他当时最大的靠山。现在他站在文宗一边，清除宦官，是他看中了文宗对皇朝的影响力。
文宗李昂和两位心腹郑注、李训达成共识：除宦官最重要的是做好保密工作。上次失败就是因为被宦官提前得知他们的动向，这次一定要吸取教训，严格做好保密工作。三个人经常腻在一起，小心翼翼地探讨王朝未来的走向，王守澄看在眼里，却并未放在心上。他以为李训和郑注都是自己人，他们和皇帝的关系越好，对自己的生存越有利，却没想到这两个人正在为自己“掘墓”。
这一次除宦官，文宗三人的保密工作果然做得好，好到只有他们三个知道，连朝中的几个重要盟友也没有联络。王涯、贾餗等人还等着为国效力呢，可他们只是本次政变的外围力量，根本没有人去向他们交底。缺少了朝中大臣强有力的支持，此次除宦官的结果几乎可以预见。
颇有才华的李训还为文宗制定了一条治国方针——先除宦官、次复边患、次清藩镇。有了这个远大的理想，文宗感觉自己之前的九年天子生涯简直憋屈透顶。多亏老天让他遇上李训这个人才，要不然还不知道会继续憋屈多久呢。
有了光明的前途，李昂三人还要行走在曲折的道路上。他们煞费苦心地瞒过了所有人，逐步进行去除宦官的计划。王守澄是头号大敌，尽管他把李昂推上了皇位，尽管他把郑注从一介游医提拔为朝廷重臣，尽管他给了李训第二次政治生命，可他不知道这三个受过他恩惠的人却对他高高在上、时时处处以恩人自居的嘴脸厌恶透顶。
晚唐宦官权重，但宦官集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也像外廷一样会因为利益不均而拉帮结派，只不过没有外廷的争斗表现得那么明显罢了。
太和九年（835）五月，宦官集团内部出现了一丝波动——“老祖宗”王守澄生气了。原来是天子下诏，任命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这一举动很明显是在削弱王守澄的军权。他不明白，皇帝为什么突然发出这么一道莫名其妙的命令。仇士良也是一名资深宦官，对王守澄得居高位甚为不满。文宗提拔他就是为了对付王守澄，这是懦弱的皇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想出的“以毒攻毒”的好主意。他这一举动可谓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等仇士良翻身的时候，其贪酷残暴比王守澄有过之而无不及。仇士良独断专权，二王、一妃、四宰相都葬送在他的手中，导致唐朝的政坛更加混乱不堪，这是后话。
六月，文宗和李训、郑注导演了一场好戏。他们先是指责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三位大宦官与王守澄不和，列举了不少三人针对王守澄散布的不利言论，导致双方翻脸。文宗趁机将三人贬到外地做监军，名义上是为王守澄出气，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削弱宦官掌控皇宫卫队的权利。一开始王守澄还很高兴，认为没有白白提拔李郑二人，关键时刻两个人都知道帮着他说话。他没有意识到等他身边的羽翼剪除得差不多时，就轮到自己遭殃了。
九月初，老牌宦官陈弘志被天子密诏所杀，无人知晓。
九月底，王守澄再次被升官，左右神策军、十二卫的统帅集中他一人之手。
十月初八，志得意满的王守澄被一杯毒酒鸩杀于自己的府邸，临死之前尚不知死于何人之手。
文宗和李训、郑注相视一笑，准备利用王守澄的葬礼将所有宦官一网打尽。如果此事能成功，倒也不失为一桩好事。毕竟晚唐时期，宦官的力量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境界。可惜他们的行事还是不够机密，被仇士良提前发现了，李训决定提前行动。或许是他想独占消灭宦官集团的功劳，这件事没有和郑注商量。
金吾将军韩约得到李训的授意，在早朝的时候奏称金吾院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是祥瑞之兆，请皇上和文武百官前去观赏。文宗听说之后故作惊讶，派仇士良的内阁宦官先去看个究竟。仇士良等人进入事先埋伏好官兵的金吾院，发现院内帷幕下面诸多执兵器的军士，知道大事不妙，立即逃出金吾院，去皇宫抓文宗做人质。
说起来李训的计划还不错，只是被他找来执行计划的人太不给力。那么多金吾卫都没能抓住仇士良等几个宦官，不但看着对方逃走，还任由他们挟持文宗逃回宫中。后宫是宦官的地盘，一旦让他们逃进去，就不可能翻盘了。李训看大势已去，竟然不再坚持，夺了一匹骏马，向城外奔去。仇士良挟持文宗回宫之后立即组织反击。兵贵神速！虽然文宗也能号令军队，但是皇城是神策军的地盘，而仇士良又是神策军的首领。所以若论对皇城的军事掌控，堂堂一国之君竟然不及一个太监首领。
仇士良命军队逮捕了王涯、贾餗、王璠、李孝、韩约等所有参与诛杀宦官的人，对李训和郑注的要求则是格杀勿论。这一场屠杀死了两千多人，参与的几个外廷大臣都落了个满门抄斩的厄运。
此后，文宗在仇士良的眼皮底下求生存，更无半点皇帝的尊严。所有朝臣的升迁贬谪、生杀予夺都是仇士良一人说了算。他几次预废文宗，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傀儡而作罢。皇帝成为傀儡，宰相更是形同虚设，成为大宦官的“专职秘书”，无权颁布任何政令，只能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
唐朝有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叫“南衙北司之争”，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机构叫“南衙”，由宦官掌握的各种机构被称为“北司”。李德裕、牛僧孺等人掌权的时代，斗争还局限于宰相阵营当中，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但是代表宰相势力的“南衙”与代表宦官势力的“北司”之间的矛盾从来没有消失过。尤其是文宗发动“甘露之变”失败后，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更是飞扬跋扈，凌驾于皇权、相权之上。
后来由于地方藩镇的强烈抗衡，才有一些原本属于依附李德裕或者牛僧孺的旧人入朝，重新开始一段缺少激情的角逐。这些人也都明白，自己争斗得再厉害，也不过是徒劳，只要大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官员就只能是政坛上的配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