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问真答：苗疆蛊毒是怎么回事｜大象公会

所谓“蛊”，《春秋左传》有云：“皿虫为蛊，疾如蛊。”从字形及字面意思理解，“蛊毒”指的就是将“虫”装入器皿制作出的“毒物”。但与我们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不同，古人眼中的“虫”并不专指节肢动物，蛇、蟾蜍、壁虎等都可以称之为“虫”。另外，古人的医学知识杂糅了巫术成分，对“毒物”的理解也带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旧时之所以恐惧蛊毒，除了因害怕毒物会破坏身体健康外，还因为蛊毒带有强烈的诅咒意味，人们相信它可以迷乱心智。

“蛊”字的甲骨文（左）与篆文（右）

蛊毒并非苗疆所独有，在其他文化占据主导的省份，同样存在蛊毒迷信。譬如，东晋文人陶侃的《搜神后记》中就有一段和蛊毒有关的传说：“昙游道人，清苦沙门也。剡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食饮，无不吐血死。游尝诣之。主人下食，游依常咒愿。双蜈蚣，长尺余，便于盘中跳走。游便饱食而归，安然无他。”

宋人郑樵在《通志·六书略》中记载了造蛊的方法：“造蛊之法，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为蛊。”清人闵叙在《粤述》中也记载道：“蛊药两江僮妇皆能制造，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毒物于一器，听以相会，其独存者，毒之尤也。持以中人，无不立死。”这些例子说明了蛊毒迷信在中国境内流传之广。

苗疆蛊毒之所以恶名远播，和当地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中国的西南地区大部分被亚热带雨林覆盖，盛产毒蛇、毒蝎、毒蛙等危险物种，还经常爆发一些苗疆特有的热带病（比如症状恐怖的寄生虫病）。

反应清代贵州各民族社会文化状况的《蛮苗图说》插图

古人有时既无法找到感染源，也无法通过药物治愈，自然很容易曲解病因。再加上西南少数民族本来就有利用“毒虫”制作毒药的传统，这就进一步勾起了人们对“下蛊”的联想，并借此编造出各类关于“苗疆蛊毒”的仪式和传说。换言之，苗人的蛊毒文化很可能并非原生，甚至可能由汉地传入。

在众多关于苗疆蛊毒的历史记载中，来自汉族的记录最多，同时也最为猎奇。清人蒋琦溥的《乾州厅志》记载：“苗妇能蛊虫杀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于外则虫蛇食五体，放于内则食五脏。被放之人，或痛楚难堪，或形神萧索，或风鸣于皮肤，或气胀于胸膛，皆致人于死之术也。将死前一月，必见放蛊人之生魂，背面来送药，谓之催药。病家如不能治，不一月人即死矣。”

清人田雯的《黔书》亦载：“苗狆欲致富者，多蓄蚺虺、蜈、蟆诸毒物于罂缶中，滴其涎沫于酒食以饲人。中之者绞肠吐逆，十指皆黑，吐水不沉，嚼豆不腥，含矾不苦，是其症也。”

有趣的是，无论汉人的记载还是苗人的传说，几乎都把下蛊的嫌疑指向了女性，跟欧洲中世纪迫害女巫的文化颇为呼应。在苗族的各类“蛊事”轶闻中，“蛊女”一般残忍恶毒，经常会利用下蛊来暗害他人。但这些蛊女又常常带有容貌俏丽、能说会道、心灵手巧、擅长家务等优良品质。苗地亦有谚语云：“好花偏生悬崖上，好女偏出药（苗人一般习惯将‘放蛊’称之为‘放药’）家门。”蛊女这种表里不一的特征颇值得玩味。

被处决的女巫

事实上，今天对苗疆蛊毒文化的研究表明，虽然苗人的村落中确实存在蛊毒迷信，但并不存在规范统一的“下蛊”仪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苗族社会对蛊女的认定常常以流言的形式呈现。苗人一方面相信周围有人下蛊，一方面又认为蛊毒只有在避人耳目的前提下才能奏效。这就使得下蛊行为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

后人在调查整理苗疆蛊毒的真实事例时发现，假如哪家姑娘因貌美或家境富裕而多次拒婚，很可能会有嫉恨者散播她是蛊女的流言。在那个缺乏司法公正，秉承有罪推定的时代，这些女子假使运气不佳，难免被处以囚禁甚至死刑。今天的电影、电视剧常以苗疆蛊毒为噱头吸引观众，却不知在数百年的岁月里，它实乃是苗族美好女子的无妄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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