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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7月9日，天津南郊外，八里台，一场防御血战正在打响。
一位将军身穿作为大清帝国武官礼服的朝衣补褂，挥舞着一柄雪亮的军刀，在战火硝烟弥漫的第一线横刀跃马、奋力督战，高喊着：“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丈夫矣！”
军刀的闪亮和他身上黄马褂的鲜艳，在战场上格外耀眼。
主帅在前沿身先士卒、猛冲督战，部下无人退缩、奋力向前，眼看着阵地前的小桥就要重新得手，将军快马加鞭；然而，越往前冲，越是四面环射的密集弹雨，数弹飞来，将军顿时戎装焦烂、身受重伤，鲜艳的黄马褂上立刻鲜血流淌，但他依旧向前猛冲；眼见众多的炮弹、子弹紧追着他和战马，在战场上形成一个烟火的核心，一匹战马倒下，他再换乘另一匹，接连换乘四匹后，将军的两条腿也先后被打断，一颗炮弹在身旁爆炸，他在马上摇摇晃晃，但依然没有从马上跌下来，还在带领麾下的将士们向前猛冲！终于，又是几颗子弹飞来，洞穿了他的头胸，血流遍体的将军轰然栽下马来，滚落在阵地上，永远地闭上了他的双眼。
于是，在这样一个极普通的日子，这位名叫聂士成的中国将军，就这样死了！
那个作战一贯悍勇、打起仗来生死不顾的安徽汉子死了；那个曾率轻骑察看边情、以西法绘图、为祖国国防献计筹策的中国人，死了；那个能征善战、在台湾击退法军，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扼守辽东摩天岭、使日军不能前进一步的中国职业军人，死了。
在1900年前后的西方，职业军人往往联系着白手套、军礼服式的高贵优雅，既有王公贵族的垂青，又有着万千少女的崇拜；但在当时的中国，军人却算不上什么高尚的职业字眼：连年战乱，在老百姓的眼里，“兵匪一家”，都会打家劫舍、都会烧杀抢掠——当兵的军人，同作为下三滥罪犯的土匪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再加上外患纷争中，大清国的将士们大多都“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几乎没打赢过一场对外战争，因此，古时“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式的从军尚武之志，几近荡然无存；相反地，如“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般贬低军人地位的习语，反倒流传的自然而然。
然而，死去的聂士成，却恰恰是当时中国军人中的异类。
战功赫赫
异类之一，首先在于他是一个称职的职业军人，不但内战内行，外战也打得十分漂亮。武童出身的他自从咸丰九年（1859年）踏进军营那天起，从军打仗就成了他一生相伴的职业：先是随袁甲三攻打捻军，1862年改属淮军任把总，又参与了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活动，并因此升任总兵；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是他率军赴台支援作战、将敌军赶出了台湾；在几年后的甲午战争中，从朝鲜的牙山、成欢到中国东北的摩天岭，他又在白山黑水之间同日本人打了整整半年多，使敌人头痛不已；再到1900年前后的镇压义和团和反抗八国联军入侵……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中国１９世纪中叶后的主要战争，几乎全有他的份儿，纵观其平生，大多冒矢石、历风雪，数度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实在称得上是一员少有的战将。
勇冠三军
聂士成的异类之二，是其英勇。聂士成自小好行侠仗义，入伍后一直作战英勇，在镇压东西捻军时屡建战功，累迁至总兵、提督，并被授予“力勇巴图鲁”勇名，与王孝祺、章高元并称“淮军后起三名将”；中法战争中，法军入侵台湾，先控台湾海峡、后占基隆，凶锋极盛、气焰嚣张，当时北洋淮军诸将无一人敢于迎战，聂士成却敢于主动请战、赴台支援解燃眉之危，南北洋海军不敢护航运兵，他最后索性率850余将士坐乘英国货船渡海抵台，数度战胜法军，旋解台湾之危；甲午中日一战，清军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狂奔五百里、从前线一直逃过鸭绿江，其急急如丧家之犬之丑行，堪令所有中国军人蒙羞，但聂士成却敢于在大敌当前、“诸军皆退、辽西危棘”的险境中，“悉力以御”，以孤军扼守辽东九连城（今丹东西北）虎山（摩天岭），与众将士卧雪餐风、坚守十昼夜，“敌不能越”，昔日田光赞荆轲曰：“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荆轲当属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神勇之称，聂士成当之无愧：此役，他本人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其军之作战顽强、杀敌之勇猛，同当时其他清陆军部队的朽腐无能形成了反差鲜明的对比，因此一战而名扬天下，于是便有了后来黄遵宪在《聂将军歌》中的“聂将军、名高天下闻”之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