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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7月9日，天津南郊外，八里台，一场防御血战正在打响。
一位将军身穿作为大清帝国武官礼服的朝衣补褂，挥舞着一柄雪亮的军刀，在战火硝烟弥漫的第一线横刀跃马、奋力督战，高喊着：“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丈夫矣！”
军刀的闪亮和他身上黄马褂的鲜艳，在战场上格外耀眼。
主帅在前沿身先士卒、猛冲督战，部下无人退缩、奋力向前，眼看着阵地前的小桥就要重新得手，将军快马加鞭；然而，越往前冲，越是四面环射的密集弹雨，数弹飞来，将军顿时戎装焦烂、身受重伤，鲜艳的黄马褂上立刻鲜血流淌，但他依旧向前猛冲；眼见众多的炮弹、子弹紧追着他和战马，在战场上形成一个烟火的核心，一匹战马倒下，他再换乘另一匹，接连换乘四匹后，将军的两条腿也先后被打断，一颗炮弹在身旁爆炸，他在马上摇摇晃晃，但依然没有从马上跌下来，还在带领麾下的将士们向前猛冲！终于，又是几颗子弹飞来，洞穿了他的头胸，血流遍体的将军轰然栽下马来，滚落在阵地上，永远地闭上了他的双眼。
于是，在这样一个极普通的日子，这位名叫聂士成的中国将军，就这样死了！
那个作战一贯悍勇、打起仗来生死不顾的安徽汉子死了；那个曾率轻骑察看边情、以西法绘图、为祖国国防献计筹策的中国人，死了；那个能征善战、在台湾击退法军，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扼守辽东摩天岭、使日军不能前进一步的中国职业军人，死了。
在1900年前后的西方，职业军人往往联系着白手套、军礼服式的高贵优雅，既有王公贵族的垂青，又有着万千少女的崇拜；但在当时的中国，军人却算不上什么高尚的职业字眼：连年战乱，在老百姓的眼里，“兵匪一家”，都会打家劫舍、都会烧杀抢掠——当兵的军人，同作为下三滥罪犯的土匪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再加上外患纷争中，大清国的将士们大多都“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几乎没打赢过一场对外战争，因此，古时“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式的从军尚武之志，几近荡然无存；相反地，如“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般贬低军人地位的习语，反倒流传的自然而然。
然而，死去的聂士成，却恰恰是当时中国军人中的异类。
战功赫赫
异类之一，首先在于他是一个称职的职业军人，不但内战内行，外战也打得十分漂亮。武童出身的他自从咸丰九年（1859年）踏进军营那天起，从军打仗就成了他一生相伴的职业：先是随袁甲三攻打捻军，1862年改属淮军任把总，又参与了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活动，并因此升任总兵；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是他率军赴台支援作战、将敌军赶出了台湾；在几年后的甲午战争中，从朝鲜的牙山、成欢到中国东北的摩天岭，他又在白山黑水之间同日本人打了整整半年多，使敌人头痛不已；再到1900年前后的镇压义和团和反抗八国联军入侵……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中国１９世纪中叶后的主要战争，几乎全有他的份儿，纵观其平生，大多冒矢石、历风雪，数度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实在称得上是一员少有的战将。
勇冠三军
聂士成的异类之二，是其英勇。聂士成自小好行侠仗义，入伍后一直作战英勇，在镇压东西捻军时屡建战功，累迁至总兵、提督，并被授予“力勇巴图鲁”勇名，与王孝祺、章高元并称“淮军后起三名将”；中法战争中，法军入侵台湾，先控台湾海峡、后占基隆，凶锋极盛、气焰嚣张，当时北洋淮军诸将无一人敢于迎战，聂士成却敢于主动请战、赴台支援解燃眉之危，南北洋海军不敢护航运兵，他最后索性率850余将士坐乘英国货船渡海抵台，数度战胜法军，旋解台湾之危；甲午中日一战，清军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狂奔五百里、从前线一直逃过鸭绿江，其急急如丧家之犬之丑行，堪令所有中国军人蒙羞，但聂士成却敢于在大敌当前、“诸军皆退、辽西危棘”的险境中，“悉力以御”，以孤军扼守辽东九连城（今丹东西北）虎山（摩天岭），与众将士卧雪餐风、坚守十昼夜，“敌不能越”，昔日田光赞荆轲曰：“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荆轲当属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神勇之称，聂士成当之无愧：此役，他本人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其军之作战顽强、杀敌之勇猛，同当时其他清陆军部队的朽腐无能形成了反差鲜明的对比，因此一战而名扬天下，于是便有了后来黄遵宪在《聂将军歌》中的“聂将军、名高天下闻”之赞誉。
智计双全
倘若仅是一介悍勇鏖战的赳赳武夫，历史可能早已把聂士成这号人忘得一干而净；然而他不是：他不仅有超人的勇气，而且有极强的谋略眼光和思维；既是战将，亦为智将。据《清史稿聂士成传》记载，早在甲午战前的1893年，颇有职业军人战争敏感的聂士成就开始“单骑巡边”，踏勘东三省边陲地形，以“熟悉其道路之险要、径行之难易”，“历东三省俄罗斯东境、朝鲜八道”，共行程23000余里，特将中俄、中朝边境山川险要及邻国要塞驻军分布绘制成地图，以求知己知彼，“以为方略、深得地利、备异日与强邻战事之需”，遂编成《东游记程》一书，“读其书如亲履其地、二万三千余里疆界牙错出入、不藉图记，一览尽得之”，是当时一本很有价值的军事地理手册。未过两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聂士成从入朝作战开始，所做的地理资料和知识就在实战中派上了大用场，中国军队在朝鲜唯一一场比较漂亮的战役——成欢伏击战，就是他善用地形、因地制宜抗击日寇的杰作：先令部下在山顶构筑火炮阵地、“见敌过后轰击之”，又在日军必经的安城渡桥附近设下精锐伏兵300人、“敌半渡即出击”，同时还在大道两旁巧设数道伏兵、伺机伏击日军。是役，日军遭袭后不知虚实，慌忙溃退，清军伏兵四起、枪林弹雨、炮火凶猛，日军伤亡惨重，因急于撤退、又在桥上自相拥挤难以行进，纷纷坠入河中，“溺死甚重”，死伤千余，吃了大亏；而清军大多“埋伏地中、从暗击明、故死伤仅百余人”。在其后的摩天岭坚守战中，所部兵少，聂士成便在树林中“张旗帜、鸣角鼓为疑兵”，步步设防，重重埋伏，时出时没，“乘间出奇截杀、雕剿”，大量游击歼敌；同时，他还乘敌不备、连连以攻代守，亲率精锐绕过正面日军、包抄夜袭其侧后，克复连山关、分水岭，追杀日军至草河口，又频频袭击其主要据点，迫使日军由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防御，前后麓战四个月，日军始终只能望山兴叹、不能越摩天岭防线一步，其高明的作战艺术，于此战可见一斑。
在新法练军在军队建设上，聂士成也颇有过人之处。自1895年底起，他开始仿照德国营制操法，编组训练武毅军（即后来的武卫前军），从装备到训练，都与旧式清军截然不同：装备上，以德制旧毛瑟步枪为训练用枪，以奥制曼利夏步枪、马枪、新式小口径毛瑟枪为备战用枪，并装备其它各类少量步枪与马枪，配合训练及作战使用；实有火炮数量为：克虏伯七五炮16门，克鲁伯六○炮32门，格鲁森五七陆路快炮与过山快炮共约32门，克鲁伯三七快炮、麦克心炮2门（即马克沁重机枪）；炮弹约分四种：开花弹（用于摧毁炮台、营垒、城墙）、子母弹（攻击敌人密集队形）、葡萄弹（攻击冲锋散兵）、实心钢弹（击穿钢甲铁甲船使用）（见武卫前军营务处汪声玲著《芦杨剩稿》）。训练上，完全按照西式新法行事：设立随营学堂以研究军事教育，“专为造就人才而设”，把算法、地制、测绘、兵法、汉语、洋文、枪炮操作等，全列为教学内容；聂军训练极其严格认真，军队编制名额不能空缺，士兵不得充当杂役，技艺必须熟练，除单兵之战技训练外，还讲求战术及实兵演练，规定官兵每天必须操演两次，练习枪炮射击、掘造地营（防御工事）、快步翻山越岭、临敌队形变换、坚守阵地、夜战、刺杀等科目，每年春秋练习行军一次，熟悉地形地势，体验战时生活（类似于今天军营中的长距离拉练）……
正是由于装备精良和平时的苦练，才有了这支军队在实战中极强的战斗力：在与八国联军作战中，联军也承认“华军虽众，皆不足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盖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后者又进，其猛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又称聂军“所带军械均系极佳之毛瑟快枪，并有极好炮队，该兵士即将新式各炮安置于天津城内炮台上……租界房屋无一处不被击毁者……自与中国交兵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军”。
命运悲歌
当然，聂士成并不是一个完人。他在将枪口对准外敌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镇压国内底层民众的任何起义——从镇压太平军到杀戮义和团，作为忠于大清帝国的杰出将领，他一生都在为了朝廷而战。正是由于这份愚忠，纵然戎马一生、能征善战，命中注定他跳不出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最后终于敲定了他命运的悲剧性。
没落封建王朝政府决断之反复无常，难以常理揣测；作为军人，聂士成顶得住战场上的明枪实弹，却躲不开背后封建官场射来的暗箭：义和团运动初起之时，聂士成受上命大力镇压，然而未过多久，当清帝国统治者发现这场农民“暴乱”有很大利用价值时，曾为朝廷立过无数战功的聂士成便成了政治游戏的替罪羊，马上被血淋淋地推上无情牺牲的祭坛，清廷下谕：聂士成新法练军，擅杀爱国分子，着即正法。而此时，聂士成正位于抵御八国联军入侵的天津保卫战前线，面对如此惨淡境遇，常人往往一蹶不振、心如死灰，但他却在这样的命运怪圈中，坦然无畏地走向他的战场。“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不变塞焉”，古代大儒孟老夫子的节操标准，竟在聂士成这位武将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本文选自威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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