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特选 | 刀尔登：旅行与读史

有一回我路过灞陵一带，现在属灞桥区，心想，噢，这便是“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的灞陵，“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的灞陵；把眼睛从路牌收下来一看，前面的景色无以形容，仿佛有十万人在四下奔走。

京昆高速出西安后折而东北向，不一会儿，我见到路牌上说，前面就是富平县。说起富平县，我孤陋寡闻，只想起李因笃来。顾炎武晚年时因李因笃而来富平，颇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富平是英豪荟萃，本省的有“关中三李”（另两位是李颙和李柏）、王弘撰等，外省的有傅山、朱彝尊等。顾炎武的最后几年，大多时间竟是在富平度过的，而他北游二十多年，居无恒所，此地究竟是靠什么吸引他驻足，除了一批志气相投的师友？

我从富平出口驶下高速公路，进入西向的一条道路，不过走了一两公里就停了下来。当时我处的位置地势略高，不知算不算台塬，如果是，那一定是我见过的最低矮的台塬了。虽然不高，我仍然看得清前面的许多事物。这条黄土带从北面伸过来，低处是农田和零落的树木，这会儿已到傍晚，树叶子闪闪发亮。我见到一丛丛的房屋，彼此如此相像，如同我在许多别处见到的房屋；我见到许多行人，面目如此模糊，如同我在许多别处见到的人。我站在路边，道路的另一侧是商店和停放的红色大卡车，我有点儿想去对面买点水喝，看看让人目眩的车流，又作罢了。

我犹豫不决。历史或对历史的一点点知识，本来应该是使旅行更有风味的，然而，我遇到的大多情况，是徒更令人沮丧。如果说适当的事物能够刺激我们的历史想象，那么，另一批事物，则更有能力让这种想象无法进行。

可惜，我远不是那样的人，我对历史一知半解，人类行为对我来说高深莫测。旅行和读书是相辅相成的，然而有时，或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互相捣乱的。从书本子里，我们很容易建立自己的世界秩序，因为任何书籍，不论好坏，一落笔便已是秩序的产物，而实际事物，并不总服气于接受这种秩序的统辖；相反，如果运气不太好，还会动摇我们辛辛苦苦得来的一套解释，像是在说，对不起，这次你的运气不好。

在我读过的游历记录中，最喜欢的一类，是有的作者，在某一瞬间，能让某一地点承载的历史在他心中复活。他站在那里，好像能看见千万年来的人流，人们经过又离开，足迹踩下又给覆盖，亦如树木倒下又生出，水涌过又枯竭，在这周而复始的循环中，世界的面貌改变为他所见到的样子。

我做不到，有时或许接近一点，大多时候，则接近也无从谈起。此刻，看着夕照之下的果树和农舍，我觉得想象力离我越来越远，剩下的只是枯干的理解，而这理解却是有害的。是的，如果说有什么比茫然不解还要有害，那就是不良的理解，自己并不喜欢，却无以逃避，因为想不出别的解释。

在路边站了一会儿，我心里便泄了气。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物让我泄气，说不定是相反，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物让我泄气。旅行中最可怕的一个念头是：其实你哪儿也没去，你所见到的事物，特别是人事，与你居家所见，实无不同。如果你的旅行目的之一，是逃出某种事物或情绪，那么，你就觉得逃无可逃，还不如本本分分地呆在家里。

比如说，假如你有一种心事，为了避免沉湎其中，出去散散心，然而日常所见，不但不能消融之，反而不停地提醒你。人在旅途，总有各种聊以分心的新鲜事儿，然而总有一天，积累所致，你忽觉心情不但没有轻松，反倒愈发沉重了。这时，你就该回家了。

我曾听一个失恋的人讲他的旅行故事，他说在家时对方的倩影无时无刻不在他眼前晃，弄得他伸手去挥，旁边的人都以为他得了什么病，他便出行，慢慢地症状轻了些。

可是某一天，见到一位异性，面貌有些像他的前女友，他又胡思乱想了。第二天，第三天，以后每天，竟都见到相似之人，不是头发，便是衣裙，或一或二，或竟一日数十见，他便赶紧回家，躲在屋里了。

如果说他是境由心造，世上的大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类社会，总有一些力量，影响着各地的风貌。

有个词叫“现实”，在日常用法里，它并不是指全部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是特指那些对个人意志有威胁意味的事情。某种现实，在某种社会中，当真会笼罩一切，威临一切，没有什么事物，大到山川的面貌，小到一块一粒，无不提醒着它的存在。如果它是可以接受的存在，一切都好，但如果相反，那可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

前面提到顾炎武。顾炎武后半生有二十多年在北方游历，我读他这一时期的文字，不免要揣测他的心理。他有这么几句诗：

自然界确实能够安慰人心，一个人心事再重，总有一部分本质，会响应自然之律，旷然起来。可惜只是一部分而已。

清初的明遗民，寿则多辱，顺治年间便去世的一批人，可以至死不相信北方的野蛮人能够长踞关内。尽管历史中野蛮人以武力打败文明社会，有着源源不断的先例，但这些人的幻想，一时不乏燃料。同道间的彼此鼓舞，谣言与错误的分析，天下未定时的乱离之相，以及他们的历史理论，其中便包括对文明的狭隘理解，这些以及其他因素，成了反抗者咀嚼不尽的食粮。等到康熙年间，天下太平，人民习惯了头顶的发型，连顾炎武这样的人，也有人批评他妥协了。

顾炎武活到了康熙二十一年，他的精神历程，有着痛苦的丰富。他写过这么几句话：

“当人心沉溺之久，虽圣人复生，而将有所不能骤革，则莫若择夫荒险僻绝之地，如五台山者而处之，不与四民者混。”

现在看来，他没有说到事情的关键，不过那绝望的心情，还是跃然纸上。至于自窜于“荒险僻绝之地”，不合他的性格，故而也做不到。

他后半生的心境与早年不同，所谓光复，存其志可也，其事则绝无希望。这一点，他越来越明白了。所以他的北游，虽然多与遗民相往还，还是意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相温暖一下，至于联络四方志士，实已不再是动机。他的注意力，也移到了学术上，且与新朝的几乎每一位臣民一样，食则饱，饥则恐，见到小猫就分泌点多巴胺，见到老虎就涌出肾上腺素，所谓人之常情，零零碎碎的日常生活，是不接受指责的。至于三年不言、枕戈待旦之类的故事，只有原教旨主义者才喜欢。

心事可以缓解，却没法子全都消去。顾炎武后期的一些著作，很多是成于旅途中的，谈历史，谈地理，事在千载之外，心仍在方寸之间。游踪所至，不乏青山秀水，嘉宾贤主，每一天都有让人高兴的事情，每一处又都有让人不能忘怀一切的事情。看来，自我才真正是无所逃避的。但见识多了，自我又可以小有转变。我读《天下郡国利病书》，看到顾炎武的一些想法，已经超出皇权之争，有了更广的视野，不由得为他高兴，又想，真该向这个人学习啊。

只是想想而已，人到我这个年纪，极少能再改变自己的。每次出去游玩，看到同样一出戏在所有地方上演，又看到每出戏里各人各念自己的经，先是装看不见，装而不成，就不耐烦起来。每次我都劝说自己，社会分工不同啊等等，管得一时，终归无效。

总有一个阴影在那里，或者说是双重的阴影，一重是实际的庞然大物，一重是自己对它的敏感。我坚持不对任何事物持原教旨态度，努力尊重日常生活，可还是禁不住地想，这确实不是个正常的社会啊。这么一想就高兴了，因为如果反之，则一定是我出了毛病。所以我就大大方方地回到高速公路上，不再想去富平的事了。

不到两小时，我在韩城市投宿。韩城是司马迁的老家，离韩城还有几十里，高速公路上就出现大牌子，芝川湿地云云，这芝川镇就是司马迁祠墓所在的地方了。

我住的旅馆，不远处就是个小广场，有许多小吃摊，再往前有一条街，满满的全是饭店。我吃了饸饹，吃了醪糟，第二天早上又吃了馄饨。至于司马迁祠墓，没有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