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风光一时的兰州大学
正在经历一场以“人才流失”为主要标志的衰败
文︱《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钱炜
本文首发于总第806期《中国新闻周刊》，摘编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杂志”（ID：china-newsweek），转载已获授权，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兰州大学榆中校区位于兰州市区45公里外的国家级贫困县榆中县夏官营镇。在该校区的后方仍可见连绵的黄土高山。摄影｜贺鹏
1981年，山东考生薛德胜的哥哥替他做主，填报了高考志愿：“听说兰州大学很不错，你就报那儿吧。”薛德胜回忆说，“那时候，在大家眼里，除了北大、清华被看作最顶尖的大学之外，国内其他重点大学都差不多，并没有三六九等之分，所以填志愿只是挑大学，而不是挑地区。”从东部大省山东来到遥远的甘肃兰州，薛德胜不觉得有什么吃亏。
如今，身为兰州大学物理学院院长兼科研处处长，薛德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想方设法留住人才。他坦承，在兰大度过的36年漫长岁月中，自己也曾有过离开的想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兰大教授离职是一个非常普遍和持续存在的现象。
兰州大学这所百年名校，多年来一直在经历一场以人才流失为主要标志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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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岁月
薛德胜读书时赶上了好时候，那是兰大重整旗鼓、焕发活力的黄金年代。
有数据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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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李政道到中国为美国哥伦比亚、哈佛等名牌大学物理系招收研究生，在为此所设的全国联考中，兰大物理系学生取得第一名；1981~1989年，兰大化学系学生在全国重点大学化学专业学生赴美研究生计划考试中，连续5届名列第一。
还有人做过统计，在各高校1977年后的本科生里，兰大毕业生当选院士的数量居全国第7名
，如果排除因合并了众多院校而稍稍领先的吉林大学与浙江大学，兰大实际上能排到第5。由于现在最年轻的一批院士都是在1980年代上大学的，因此这一数据说明了兰大那一时期本科教育的实力。
兰州大学成立于1945年。民国时期的兰大，无论在规模还是名望上，都无法和中东部地区的大学比肩。它真正开始在中国高教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在1949年以后。
1954年，兰州大学成为14所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之一；
1960年，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在西北地区是唯一的一所。
兰大是当时国家战略的直接受益者。
毕业于该校中文系的专栏作家十年砍柴曾做过10年的教育记者，他在回忆母校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兰大得益于强大到远迈历朝的行政力量，短时间内，集权的政府效率高于民主的政府，不需要谈判和博弈，用政府那只大手，就能让人、财、物流向贫瘠的西北。新政权全面学习苏联，处于版图腹心的兰州成为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高等教育的资源也因此向兰州大学倾斜。”
那时候，兰州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城市。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有7个在兰州。兰州石油化工厂、兰州炼油厂这两个后来被称为“共和国石化长子”的大项目的上马，急需石化领域的人才，兰大化学系因此得以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学科。
已故中科院院士刘有成在其访谈录《一生执着自由基》里回忆，1954年，他排除阻挠，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到新中国，等待政府分配工作。当时的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好几所高校都向他发出了邀请，但高等教育部的一位司长找他谈话，说兰大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几所大学之一，希望他到兰州去。
当年，像刘有成这样学成回国的海归人才，被中央政府分配到兰州大学工作的还有很多。他们后来大多成为兰大各学科的顶梁柱与国内学界的大腕。
为支援兰大建设，当时的高教部还把复旦大学有机化学专业并入了兰大，并且从东部地区的复旦、南大等高校调来一批教师和研究生，又从北大分配来一批研究生，使得兰大化学系的师资力量瞬间变强。
如今，化学系仍旧是兰州大学科研实力最强的专业，在全球学科排名中进入前1‰。
兰大发展历史上的夺目光辉，与其两任校长不无关系。兰大历史学院教授、《兰州大学校史》主编张克非介绍说，在兰大历史上，有3位对学校发展起到过关键作用的校长。除了民国时期的学校创始人辛树帜，还有文革期间被迫害至死的江隆基，以及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任校长刘冰。
江隆基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1959年，他在“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位置上被“贬”到兰大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当时，除了像刘有成一样分配到西部来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和江隆基一样是被“放逐”到兰大的。
江隆基在兰大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坚守教育的底线：“尊师重教”。
当时，兰大文科已经被砍掉，历史系归于西北师范学院。兰大历史系第一人 赵俪生被发配到乡下开荒。1961年，赵俪生的二女儿从兰州附近的山上不慎滑落丧生。行政级别比甘肃省委书记高半级的江隆基得知后，通过省委发电报，通知赵俪生返城。随后，江隆基又设法恢复兰大文科，指名赵俪生为本科生开基础课，讲授《中国通史》。就这样，差点在乡下饿死的赵俪生捡回了一条性命，后来成为兰大人文学科的一面旗帜，为兰大培养出许多优秀学生，著名学者秦晖、金雁伉俪就是赵俪生培养出来的研究生。
刘冰曾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文革”结束后，刘冰以与甘肃省委书记平级的身份出任兰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张克非说，刘冰在兰大的主要工作是拨乱反正，请“文革”时受到打击迫害的教授重新出山，让学校迅速回到正轨。张克非还记得，刘冰到兰大后，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带人来学校参加大扫除。这种学校与地方的亲密关系，对于今天的兰大来说，已经难以复制。
张克非说，无论是人才队伍、学术传统还是校风，江隆基都为兰大奠定了成为一所名校的基础。
“文革”结束后，兰大新上任的校长刘冰，令江隆基时代打下的底子得以发挥出能量，使兰大在当时一跃成为国内高校中的佼佼者，1980年代也成为学校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2017年，在《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自然指数”中国版中，兰大高居第10名，这似乎表明兰大的名校实力不减当年，很多兰大校友也都欣喜不已。但兰大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张浩力冷静地指出，“自然指数”仅统计化学、物理、数学等少数几个学科，这正好都是兰大的优势学科，而且它的计算方式也对兰大有利。
实际上，兰大重视发高影响因子的SCI论文，是有传统可循的。
南京大学是公认的国内最早用SCI作为职称评定标准的高校，其实兰大也在几乎同一时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在1980年代后期，还没有“SCI”这个叫法，而是俗称“国际3300种杂志”。张浩力记得，在他读书时，学校就开始强调，研究生毕业、教授晋升，都要在“3300”上发表论文才行。
对此，薛德胜回忆说，当时出身化学系的校长胡之德与出身物理系的科研处处长李发伸（后来接替胡担任校长）深感兰大在基础研究上仍有一定优势，同时注意到国际学界的主流做法是发表论文，因此决定将此作为提升学校科研实力与声望的突破口。
直到薛德胜博士毕业的1995年，当时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即今科技部）的官方媒体《科技日报》于7月18日发文报道了
“兰大现象”
。文章称，在地域偏远、信息不灵、国家财政收入和师资力量投入比东部发达地区同类高校少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条件下，兰大的教学、科研却长期名列前茅，发表的基础研究论文连续两年位居全国高校第3名，在全国50多个国家级理科基础科学研究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中，兰大占了4个，在全国也排第3名。
同年11月，美国《科学》杂志评选出了中国最好的13所大学，兰大排名第6。然而，实际上这已是兰大鼎盛时期的余音。
5月9日，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吴王锁（左二）在产验室给研究生上课。图｜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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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
1986年是薛德胜在兰大读研的第一年。
这一年，一项政策的悄悄改变，成为导致后来兰大衰落的转折点。
兰州大学校长王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
过去，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学而非科研，国家经费也主要是按教师人头来划拨，由于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较为均衡，高校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
唯一体现差别的就是教师工资——不是东部比西部高，而是正好相反。
他解释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政策向西部倾斜。同样是大学老师，在西部地区领到的工资大概比在东部地区高三分之一，多十几块钱。这在当时对于兰大招徕人才、稳定军心起了巨大作用。
但在1986年，这项政策取消了。
原本西部地区的各项条件就比不上东部，当工资的地区差取消后，西部高校对人才的吸引力也消失殆尽。
从那时起，兰大就开始了一场持续的、大规模的人才流失。到了1990年，张浩力就读兰大化学系本科时，他已经常常能听到系里老师出走的消息——不是今天系里的一位老师去了东部高校或直接出国，就是明天一位系副主任下海经商。
最重磅的消息是，在兰大工作了39年的化学系重量级人物、74岁的老院士刘有成，跳槽去了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
刘有成曾公开表示，自己是安徽人，年纪大了，思乡心切，希望回家乡生活。但刘有成在离开时，还带走了一名老师与他的研究生。
早期从兰大出走的人才，有不少是像刘有成这样声望在外的大师级人物。这些人当年响应国家支援西部的号召，在兰大奉献了青春，老了之后叶落归根，回到东部家乡的高校任职，同时也带走了他的资源。而还有更多的人，是为了外校更好的待遇、事业发展空间及子女教育和就业而去的。
十年砍柴说，他记得还有一个趋势是，从1990年初到1999年之前，地方办大学兴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新兴高校挖走了兰大的很多老师，如1995年，合并了几所地方老院校的青岛大学正式成立，其中文系几乎是完全依靠兰大的师资而建的。到了1999年高教改革，“985工程”大学实施省部共建的政策，即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出资建设“985”大学。东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对大学支持力度的巨大差距，更是造成了兰大教师向沿海发达地区的院校流动。
在兰大人才流失最严重的时候，一些东部高校派专人长期驻守在学校周边的宾馆，专门挖人。
《兰州大学校史》称，1984~1985年间，兰大老师减少了255人，教师数量跌入谷底，这主要是由于人才向沿海、东部高校及其他单位流失引起的。20世纪90年代初，学校很多教师再度成批流向东部地区，教师数量从1991年的1321人降至1994年的1102人。一些原本在国内有明显优势的学科，由于学术带头人流失，后继乏人，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到了新世纪，由于兰大骨干教师已出走殆尽，人才流失由“塌方式”变成细水长流。据媒体报道，
从2000年到2004年，该校共流失副高职称以上人员近40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学科带头人。
薛德胜还记得，2006年，当他接手院长一职时，“整个物理学院都空了”，连给学生上课都成问题，剩下的几名老师排满了课程，连轴转才勉强能完成教学任务。
“兰州大学流失的高水平人才，完全可以再办一所同样水平的大学！”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兰大的人才流失让人大代表、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王利民都看不下去了，他在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面前抛出了这句话。
王乘认为，在2000年以后，学校的人才流失一度得到缓解，他将此归结于东部高校的人才饱和与兰大校方在人才队伍建设上的努力。但物理学院教授王龙（化名）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此事。
他说，“走的人少了，可能是因为兰大相对其他高校的优势没了。别人的条件与实力都增强了，兰大的老师就难走了。”
如今，由于教育部第一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名单定于2017年上半年完成遴选，全国高校都在加紧争创“双一流”。依托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与区位优势，东部高校展开了对高层次人才的新一轮竞争，在这种形势下，兰大的压力骤然再度增大。
王龙说，去年，物理学院又走了两名教授，一个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另一个去了杭州的中国计量大学，后者并非“985”或“211”大学，无论是名气还是实力都不如兰大。今年，系里还有一名刚刚当选长江学者的教授谋求离开未遂，他本来希望去西安的一所二本院校担任院长。
人才的流失，带来的直接效应是学校科研竞争力的下滑。冯兆东1970年代末毕业于兰大地理系，之后在兰大工作多年，2000年、2001年，先后入选素有“院士预备役”之称的“长江学者”与“国家杰出青年”，是兰大一手培养起来的人才。但在2010年，他跳槽去了新疆大学，获该校“天山学者”计划资助，后又辗转至中科院新疆所，最近则被河南大学挖去，成为该校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冯兆东拒绝就跳槽原因接受采访，但他曾撰文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兰州大学的排名一直在下滑：主要不是由于兰州大学的“学术指标”在下滑，而是
“非学术指标”不可避免地在下滑
（如诞生高级官员的数量、校友捐款的金额等）。可是，近年来，兰州大学的“学术指标”也开始下滑（虽然SCI发表量似乎仍然在撑着）。例如，好多年了，兰州大学的国家科技部支持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杰出青年”、“重要项目”等指标都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同类大学。不要说在“985”院校中远远落后，就是在“211”大学中也只能领先于不多的几所边陲地区的“211”大学（如新疆大学、西藏大学等）。
冯兆东还以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为例，
在2014、2015和2016三年间，兰大获得资助的一等项目分别为：0个、2个和0个。
相比之下，同为“985”院校的吉林大学分别有11个、19个和9个，多于兰大；就连重庆的“211”高校西南大学在这一指标上的表现也优于兰大，分别是4、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