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典学专题丨李隆国：《从“走”到“坐”：西方史家治史从古代向中古的转变》

希罗多德笔下的世界

从“走”到“坐”：西方史家治史从古代向中古的转变

李隆国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4期】

公元731年，8世纪最为博学的历史学家、贾罗修道院的修士比德在其《英吉利教会史》结尾处对自己的身份做了简单的交待：“七岁时由我的亲属托付给最可敬的院长本尼狄克抚养……此后，我的一生都在该修道院里度过，致力于《圣经》的研究。”据史家考证，除了一次到约克应诉之外，比德确实一直呆在自己的修道院中。从收集史料的角度来看，呆在修道院中，写作历史作品，其史源主要来自于书本和传闻，而非个人的亲身经历。诚如比德所言：“以上这些是我从先人的著作中学到的、从长者口中听到的、本人所知道的有关不列颠，特别是英吉利的教会史资料”。这种史料收集方式，与古典史家旅行、通过亲眼目睹收集史料的偏好相比，大为不同。2世纪希腊文论家琉善在所著《论撰史》中指出：“他（按，指琉善本人）绝不应该像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家’完全依赖道听途说的空谈……历史家应该亲临其境，目睹其事”。

虽然每个历史学家都试图同时通过阅读文献和实地调查，获得史料和见闻，兼及各种来源不同的史料。但是，相对而言，在古代西方，史家更偏向于“走”，通过旅行，实地考察，寻找目击证人，收集个人见闻，颇有些类似于今日的“田野调查”。而到中古早期，史家更多地坐下来，呆在教堂或者修道院之中，通过阅读文献，写信询问有关知情人，和与来访者交流，获取信息。本文拟基于这一不同点，依据时间的先后考察西方史学从古代向中古早期的转变。第一部分说明希腊史家所确立的通过“行走”、收集个人见闻的史料收集原则，第二部分说明罗马史家对这一原则的恪守与变更;尤其是元首制的建立，使得一些著名史家不那么需要依赖于个人行走获取见闻;第三部分则说明中古早期以修士和教士为主体的史家，大部分都坐在自己的修道院或教堂之内，多通过书面的方式征集传闻和史料。

众所周知，希罗多德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他写作了西方第一部大篇幅的史学作品。希罗多德将自己的作品称作“调查报告”，“这里所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调查报告。他所以要把这些调查报告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为了记录人类的功业，调查希波战争的起因，希罗多德广泛游历，调查各地的风土人情，依托于各种历史纪念物，调查它们所承载的历史故事。虽然有一些学者将希罗多德关于道路里程、地理标志等方面的记录，与考古发掘和现代人的模拟旅行进行比较，发现希罗多德的记录有许多不实之处，竟而怀疑他是否真的进行了如此广泛的游历。但是，他至少从家乡哈利卡尔那索斯旅行到了雅典，进而定居于意大利的图里。故亚里士多德称他为图里的希罗多德。

有不少学者倾向于将“功业”译为“纪念物”，如神庙，埃及的金字塔等。现在流行的观点则认为“既指纪念物，又指人类功业”。其实，在《历史》一书中，纪念物与人类的功业之间是互为表里的关系。纪念物之所以存在，往往是为了纪念某一历史事件;而值得记忆的历史事件，也往往通过纪念物来强化其传承。作为调查人类功业的史家，希罗多德以历史纪念物为核心，而将其范围拓展至一切历史遗留物。不仅包括有形的历史纪念物，而且还包括无形的、然而可以感知到的历史遗留物，如语言、习俗、神谕等等，而以神谕为其大宗。在看见了这些历史遗留物之后，希罗多德就通过调查、打听，来激活其中凝固的历史发生。在打听的过程中，会有所闻，甚至有所传闻，将这些内容以特定的方式记录下来，便是保存人类的功业了。其文本就成为希罗多德的调查报告。通过所见之“纪念物”，探求其所凝结的“历史故事”，从所见到所闻再到所传闻，以这种方式，希罗多德开创了通过“行走”收集史料的传统。

在他之后，被称誉为“科学史学之父”的修昔底德，虽然间接地批评了希罗多德的作品的真实性，但是也恪守了为收集史料而广泛游历的模式。他说：“为了探求事实真相，我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我在指挥安菲波里斯的战事以后，曾被放逐而离开本国20年。我目睹战争双方的一切行动，特别是伯罗奔尼撒人的军事行动”。与希罗多德相比，修昔底德不仅通过“纪念物”来打听“历史故事”，更聚焦于“见证者”。包括自己的所见，以及其他目击证人的证词。他说：“在叙事方面，我绝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 然而，即使费劲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 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 对目击者的证词，进行比较考订之后，不着痕迹地融入到历史叙述之中，成就了这部传诵千古的史学名篇。

色诺芬

被古代学者广泛尊为史学家典范的最后一位史家——色诺芬，更是基于自身充当雇佣兵的经历，写作了《长征记》，并依靠自己的见闻，写作了《希腊史》，续接修昔底德的作品。现代史家对色诺芬的历史作品，评价偏低。伯里认为他非常业余，缺乏洞察力，但是个好的战地记者;写历史如同写回忆录，具有“鲜活，个人档案中的人性色彩”。从史料收集的角度而言，色诺芬恰好以非常“业余的”方式，将“行走”获得见闻的传统鲜明地彰显出来。通过《希腊史》，色诺芬还开创了“个人见闻”的“接力棒”传统，鼓励后来者依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代代续写。《希腊史》开篇为：“一些日子之后，希摩卡里率领一支小舰队从雅典赶来，随后……”其结尾：“战争的结局出人意料。双方都似乎胜利了，但谁都没有多得一寸土地，从而比战前更好。不确定性和混乱占了上风，十倍于战前。我至此搁笔，有待贤哲续写”。呼唤其他史家续写《希腊史》，如同他自己续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样。色诺芬这种直接叙事的写法，得到了许多人的模仿，“他们自称效法色诺芬的开篇”。

至希腊化时期，随着希腊王国跨越亚欧非三大洲，地理范围和所辖人种的数量空前拓展，通过游历获得见闻的治史传统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空间。记录各地风物的史家，大量增加。就史学成就而言，以波利比乌最为有名。波利比乌不仅在作品中时常提及自己亲临现场，而且还强调，虽然阅读文献也是获取史料的重要方式，但是，远不如实地考察那么重要。他为此批判前辈提麦乌（Timaeus）：“提麦乌定居于雅典近50年，阅读前人作品，因此他自认为特别适合于写作历史。其实，我认为他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个错误恰恰源自于提麦乌不进行实地考察。波利比乌认为：“历史写作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广泛调查档案文献，进行比较研究;第二是考察城市、地点、河流、港口，特别是陆海地点的各自特征，彼此远近;第三是政治活动。”在波利比乌的笔下，提麦乌主观臆断，厚诬前贤，在地理描述方面缺乏实地考察、在演说词方面缺乏亲身参与政治的经验，使得他更像是个骗子。

这种“行走”的传统，到公元2世纪初，通过希腊人琉善的史学理论作品而得以凝固下来，成为史学写作的基本原则之一。“收集资料不应粗心大意，而必须惨淡经营，反复调查：如果有可能，历史学家应该亲临其境，目睹其事”。琉善用词为“παρóντα καi εφορώντα”，乃“呆在现场，并看见”之意，强调亲身经历。为此，学习历史写作的人应该“在军营里呆过，观看过军士们，见识过他们被操练，被指导，了解武器和装备，知道集合，知道行进，知道阵势，知道骑兵，也要知道冲锋和包围的意思，总而言之，对我们来说，他不应该家里蹲着，而主要靠别人转述。”

古代希腊史家通过“行走”以便广泛游历、实地调查，寻找目击证人，收集材料;尤其是写作当代史的时候，亲身经历，增加切身体会;并前往事发地点，收集一手资料。这种收集史料的方式，既彰显了史料收集过程中眼见为实的原则，也与缺乏公共史料征集方式的情形相适应。亲眼所见者，或为历史遗留物（史料），或为历史之发生。前者可以为近现代史写作提供素材，后者则不仅是当代史的最佳史源，而且通过参与到历史事件的进程中去，使得历史学家在增进对于政治和军事活动的体会的同时，提供准确的历史描述，写出富有教益的信史。

罗马史学起源甚早，而成熟较晚。大约到裘里乌斯·凯撒撰写《高卢战记》，算是其早期的代表作。这篇作品虽然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叙述，前7卷却是作者的亲身经历。第8卷由部下伊尔久斯续写完成。续写者特地申明：“我自己不曾有机会亲身参加亚历山大里亚和阿非利加战役。那些战役的一部分情况我是直接从凯撒本人的谈话中得知的”。这段话应该是针对这样一个原则而发出的，即历史记载应该写亲身经历的事情。

凯撒之后，萨鲁斯特号称史学名家，其所撰作品保存完整的有两部：《朱古达战争》和《喀提林阴谋》。这两部作品与其仅存残篇的《历史》属于一个系列：《喀提林阴谋》是当代史，为作者亲身经历的历史大事。《朱古达战争》和《历史》则属于近现代史，是《喀提林阴谋》的前篇。这三部作品都是为“内战史”而做准备的。凯撒和萨鲁斯特都是政治家和高级将领，出入元老院，转战各地。因此，罗马史学的早期史家，如同希腊史家那样，以当代战争为主要描述对象，强调“行走”和亲身经历以获取见闻。就在他们去世之后不久，历史学家李维却充分展现了另一种历史写作体裁——编年史——的魅力。李维的名作《罗马建城以来史》从罗马起源讲起，叙事一直延伸到当代。一百年后，塔西佗也写作了名著《编年史》，续接李维。讲述了元首制建立之后、自己出生之前约半个世纪的历史。

从体裁而言，《罗马建城以来史》和《编年史》都属于编年史，与作为体裁、叙述当代史的“史志”（Historia）相区别。“编年史（Chronica）则是包括多年的事情，按照年代顺序，依次编订。”尽管编年史涉及的历史年代久远，但是也包含作者生活的历史时期。从李维和塔西佗的作品来看，甚至还是详今略古。142卷《罗马建城以来史》，从第91卷开始记叙作者出生之后（约公元前58年）的历史。文艺复兴时期学者重新发现塔西佗的两部作品残篇，遂按照古代史学流行的这一体裁分类标准，分别定名为《编年史》和《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现存5卷，其实只讲述了公元69-70年两年间的史事。

史学家普遍认为，李维没有什么政治履历，既未从政，也没有当兵，而是在家乡帕多瓦求学，然后迁居罗马，专门从事创作。“他依靠文献写作历史，而且他也不为此感到羞愧”。塔西佗似乎也不怎么“行走”。塔西佗自成年迁入罗马之后，只有四年时间离开罗马。这一点从塔西佗的另一名作《日耳曼尼亚志》可以最为清晰得到反映。按照标题和内容，这部作品属于人种志类型的作品，应该是由作者实地考察，进行调查之后得出的一手资料组成。但是，关于他是否曾经踏上日耳曼尼亚，现代学者颇有争议。目前流行的看法是，“他本人是否在莱茵河地区服役，是存疑的，因为缺少证据”。现代史家对塔西佗的史源的系统研究表明，塔西佗并不依赖单个的史源，而是折中各种文献史料和在罗马的见闻，加以拼凑剪裁，以其非凡之史笔重加打磨来创作其作品。

因此，在元首制时代，罗马史家似乎不怎么靠自己“行走”以获取见闻，收集历史写作的史料。他们甚至都不费辞交代自己的史料来源，史源意识较为淡薄，说明当时获取史料比较容易。值其时也，天下遗文古事靡不集于罗马。李维依靠奥古斯都·屋大维的庇护，得窥禁中秘书;而塔西佗身为元老，坐在元老院中，就能够接听到各种外交报告，参与到军政大计的讨论之中。而且他们的写作对象皇帝长期驻留罗马。相形之下，依靠个人“行走”，搜罗见闻，以便入史的必要性，对他们而言，自然不如希腊同行和罗马前辈那么强烈。李维和塔西佗，乃至萨鲁斯特似乎都旨在运用修辞手段，综述各种信息，通过巧妙的历史叙事，提供一个可读性强、而又颇具说服力的历史阐释版本。因此，他们要非常郑重地申明自己不偏不倚的评述立场，以便于折衷各种史料。

但是，在古代希腊罗马，“历史”（Historia）不仅泛指历史写作，也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写作体裁，即“史志”，与“编年史”相对应。“史志涉及自己的事情，讲述者在现场。”或者说，“史志意味着对当代事情的认知”。因此，狭义的“史志”体作品，还是需要作者“行走”和“亲身经历”，以便获取个人见闻。4世纪的名史家阿米安自称“以战士身份和希腊人的身份撰史”。强调的还是亲身经历和希腊人“行走”的传统。

因此，在罗马时代，史志体与编年体史书，二体角力。史志类历史作品，继承希腊史学传统，以当代史为主题，尤其聚焦于战争。虽然作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文献史料，但是，总体而言，更加偏向于以亲身经历和个人见闻作为史料的主要来源。为了收集史料，需要史家不仅读千卷书，更要行万里路，积极参与到历史进程之中。为此，史家“行走”各地，以广见闻。个人见闻与亲身经历不仅提供一手的材料，而且也有助于揭示政治军事史的奥秘。罗马元首制的建立，使得首都，尤其是皇帝宫廷成为信息中心，皇帝成为史家描述的主要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史家“行走”的必要性，但是，“行走”和“参与”的传统，也由于阿米安等希腊人史家的强调，而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

相较而言，编年体史书，虽然也包括作者生活的时代，但由于涉及历史年代久远，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材料，来自于文献资料。但是，罗马最为著名的编年史家们，仍然将当代史也当做撰述的重点之一，从而与史志体裁作家一样，非常依赖于个人见闻，或者亲身参与，至少是使自己迩近政治核心圈，得闻机密，了解政治军事谋略。对于李维和塔西佗来说，如何折中文献与个人见闻，变得更加重要。随着基督教史学的兴起，注重于文献乃逐渐有压倒个人见闻之势。